一
1931年5月4日的上海《申报》寄到了。原来五四运动过去了已经十二年！时间过得真快。古中国文的祖上，大约积了不少功德，居然延寿一纪——十二年。五四运动的“光荣”呢？
“五四”的“光荣”多得很。现在我们只讲“五四”的文学革命的成绩。固然，“五四”的文学革命和当时的一切种种运动：
爱国运动，社会运动，妇女运动，反对礼教运动等等，都是密切相关的，仿佛留声机和唱片的关系一样。这点小道理，连当初反对文学革命的反革命军总司令——林琴南先生，都知道得很清楚。然而，姑且假定“五四”所发动的其他一切运动都已经成功，都已经胜利，我们不必谈罢，——要谈，也留着在这里（纽约）的“中华浪人”之中谈谈，用不着去吵闹中国的文坛。这样，我们是“今夕只谈风月”——讲讲中国文学革命的“光荣”。
林琴南先生说：
……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于是乎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1918年，林琴南给蔡元培的信）他接着又说：
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合文法，不类闽粤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若《水浒》《红楼》皆为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同上）照他的意思，用白话作文章和反对孔教的运动是一件事，是又来一次革命，——这句话说得的确有见识。然而他以为前一次辛亥革命没有把中国弄成强国，现在来一个反对宗法封建的革命，也一定是徒然的。他这个预言，却“没有”应验了！
“五四”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确又开辟了最近一次国民革命的途径：许多革命青年和劳动群众替国民革命军当了四五年的“苦力”。当初“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解放工农，解放妇女，打倒礼教，推翻偶像，颠覆孔孟，普及教育……”
等等口号，都因此“完完全全的做到了”。林琴南先生运气不好，没有遇见德国著名的医学博士，替他施行返老还童的手术，因此，“不幸短命死矣”，竟没有看得见现在三民主义的羲皇盛世，呜呼！可是，林琴南先生所反对的白话文却没有得到胜利，古代中国文却延长了十二年的寿命，将来还要延长几“纪”，以至于几世纪——却还不知道呢。这真是奇怪之至的事情！
或者有人要说我是少见多怪。他们的理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并没有完成——列强没有打倒，国贼没有除掉，工农平民没有取得政权，劳动妇女没有得着解放，宗法礼教孔孟道统没有推翻，教育没有普及，偶像没有捣毁，所以，文学革命自然也不会彻底成功。
可是，这种说法，是“荒谬绝伦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是红匪的造谣惑众，这完全和事实不相符合。现在是三民主义青天白日的中国，连普及教育问题都已经完全解决，只要看中国中央地方政府的支出之中，教育经费就要占到百分之三四十以上，军费已经只占百分之八九了。所以他们说中国的文学革命至今没有成功并没有什么奇怪；我却偏偏要说：这是奇怪之至！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究竟奇怪的是什么？——奇怪的是：古文大家林琴南没有返老还童，古文却返老还童了。古代中国文，现在脱胎换骨，改头换面，用了一条金蝉脱壳的妙计，重新复活了起来。总之，这次文学革命，和国民革命“大不相同”，差不多等于白革。读者诸君记住：我所说的是“差不多”，并不是说完全白革。中国的文学革命，产生了一个怪胎——像马和驴子交媾，生出一匹骡子一样，命里注定是要绝种的了。
怎么中国文学革命所产生的新文学是一匹骡子，是古代中国文的返老还童呢？读者诸君不要心慌，等在下慢慢的一段一段的说出来。
二
中国文学革命运动所生出来的“新文学”，为什么是一只骡子呢？因为他是“非驴非马”：——既然不是对于旧文学宣战，又已经不敢对于旧文学讲和；既然不是完全讲“人话”
，又已经不会真正讲“鬼话”；既然创造不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又已经不能够运用汉字的“旧中国文”。这叫做“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吗？除出中国社会实际生活里面的许多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就是“文学革命党”自己的机会主义。
第一、请看当初蔡元培，胡适之，陈独秀等发动文学革命时候的态度。——林琴南反对当时北京大学的提倡“废孔孟，铲伦常”和“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而蔡元培答复他的口气是怎样的呢？他说：难道北大教员曾经用“废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子吗，难道他们主张“废孔孟，铲伦常”吗，难道北大废除古文，专用白话吗，难道白话不能够同样传达古书里面的道理吗，难道白话文学就等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吗？！这五个“难道”把蔡元培等等的妥协态度——可怜的神气表现得“活龙活现”。这种神气，简直是在“古文政府”的审判厅上受审问，挨着“非刑拷打”而哭哭啼啼的告饶了。这是说：我们并不要革命，只要改良，并不要“废孔盂，铲伦常”，只要用白话来传达古书里面的道理。这样，“新文学”一开始就表示不敢推翻旧文学的“政府”，而只要求“立宪”。“四书”“五经”一直到上海小调，京津大鼓里面的旧文艺的精神（“孔孟伦常忠孝节义”等等）应当继续维持着统治的地位，只要“御赐”几分自由给易卜生，托尔斯泰，鲁迅就够了！
第二、对于废除古文专用白话的问题，蔡元培，胡适之等也是这种态度，他们只要求在文言的统治之下，给白话一个位置，并不敢梦想“专用白话”的。直到1929年，刘大白方出来主张完全用白话。然而连他都主张“中国要不要改用拼音文字，还是一个问题”，而且认为要用“标准统一的人话（现代话）的文腔，来做统一文化同化异族的工具”。这仍旧是投降鬼话（古文）所用的汉字。其实，汉字存在一天，真正的“人话文”——现代中国文（就是完全用白话的中国文字）就一天不能够彻底的建立起来。
第三、只有赵元任等极少数的人，明白这层道理。然而他所领导着而制造出来的“国语罗马字”，仍旧不敢脱离汉字“语调”（四声）的束缚。因此，仍旧创造不出真正适合现代普通话的文字。他这种“国语罗马字”（就是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公布的），就成了“古今合璧”的北京官话的拼音方法。而且国民政府的布告说：这“可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这是第二式，那么，什么是“第一式”呢？当然是那种不中不外不东不西的注音字母。这种注音字母，现在已经改名叫做注音符号。这意思是只要用他来做一种符号，注明汉字的读音。
这样，汉字的不废除，是没有疑问的了！
文学革命本来首先是要用文学上的新主义推翻旧主义，用新的艺术推翻旧的艺术。但是，在20世纪的中国，要实行这种“文艺革命”，就不能够不实行所谓“文腔革命”——就是用现代人说话的腔调，来推翻古代鬼说话的腔调，专用白话写文章，不用文言写文章。而且，要彻底的用“人腔”白话来代替“鬼腔”文言，还必须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就是实行“文字革命”。这在所谓“五千年持续不断的”古文化国，是多么严重艰苦的革命斗争。
而“文学革命党”，却用那么妥协的机会主义策略来对付！自然，文学革命弄到现在，还是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了！
三
记得1916年，“五四”时代文学革命的旗帜上大书特书着“吾革命军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真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是很鲜明的文学革命之中的文艺革命旗帜，是有一种新的主义和新的艺术做目标的。
而且，这个旗帜虽然鲜明，可是并没有鲜明“过分”，这并不是红匪的大红旗，而恰好的是国民党的青白旗。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文学革命军打着什么大的旗号，他和旧文艺的战争，究竟打出了怎么样的局面？原来，十二年来这个战争只是摇旗呐喊的虚张声势罢了。事实上简直只是茶馆子里面的打架：把辫子一盘，袖子一掳，胸膛一拍，叫一声“你来，你来！”仿佛是要打起来了。可是，再过一忽儿，又好好的坐着吃茶讲理了！
固然，形成了一种“新文学”——所谓“新文学”。新文学的“新主义”，据说是要“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现在国民文学在哪里呢子贵族文学推倒了没有呢？贵族文学却脱胎换骨的变成了绅商文学。以前的贵族文学是什么？自然是些“文以载道”的古文；但是，当时大多数人看的旧小说，“才子佳人，忠君爱国，善恶报应”的文艺，难道不是“文以载道”的文学吗？——他所“载”的道是和古文同样的“道”呵。现在新文学的意识形态之中，有一部分虽然已经不是代表旧式的贵族，可是却代表着新式的绅商。这自然是一件好事。第一是因为既然是新式的绅商，当然就不是旧式的古董，“用不着”再和旧的文艺去打架了。第二是因为“绅商阶级就是民族”，绅商有了文学，中国的民族文学就建立了。
为什么绅商文学自然就是新式文学呢？因为“绅商”本身就是新式的人物。中国以前有绅士而没有“绅商”。当时的绅士，甚至于不屑和商界人结婚呢。绅士是贵族，“是清高的”，甚至于开钱庄当铺还要秘密的开呢——因为“怕难为情”。可是，现在情形早就变更了。现在：绅士都商人化了；不商人化，连绅士也当不成了；商人，真正殷实的商人，个个都升任了绅士。绅士一定做商人，做了大商人的，也一定就当绅士。固然，仔细研究起来，有由绅而商的，也有由商而绅的：然而绅商混合起来，成了一个“阶级”——这是千真万确的事。你们不看见：中国每一个县里，每一个大小码头，那里不是商会就等于当地的绅董会议吗？所谓“地方上的舆论”，是他们的舆论；所谓“地方上的事业”，是他们的事业……军阀打仗的时候，有所谓“保全地方”的口号，也就是保全他们的身家生命的意思。这里附带的要申明一句：绅商的“商”字，不能够死板的去了解他的。这个“商”字，照现在的惯例是代表一切银行界实业界工厂老板……，可是，有的时候真正做生意的小买卖人，却不在这个“商”字里面。总之，这个绅商阶级，的确是一个新式东西。他的文学怎么会旧呢？
为什么绅商文学就是民族文学呢？唉！绅商阶级，应当叫做“绅商民族”。不是中国的绅商——高等华人代表中国民族，还有谁呢？譬如说：上海的小瘪三卖春宫，他这种行动能够代表中国民族吗？中国人“吸大烟，包小脚，龌龊不讲卫生……”一切野蛮举动能够代表中国民族吗？——当然不能够。西洋人把这些丑态描写到影戏片子里去，咱们就要提出抗议，说他们污辱中国民族。为什么是污辱？因为这些野蛮举动只是中国人做的，而并不是中国民族做的。中国的下流人——工人农民贫民丘八等等，他们配代表中国民族吗？只有祭孔典礼，投壶射覆，或者上海大华饭店的跳舞，着二十五元一双的丝袜的中国太太的玉腿，或者，踢足球，打考而夫球等等的中国黄金少年……这些才是中国民族的代表。所以绅商就是民族，民族就是绅商。
中国的旧文艺，阿谀贵族，这当然不好；然而现在的“白话”新文学，如果能够鼓吹民族精神，民族道德，民族意识，民族什么，民族……当然是很好，当然算不得阿谀。就算是阿谀，难道便不应该吗！？你们敢说不应该吗？敢吗！？！？
中国民族的固有道德，是仁义，忠孝，中庸之道，谦逊而稳重，明哲以保身……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是孔夫子的大道统。所以绅商文学——民族文学，作算是用文言写，或者用白话写，用旧式的章回体写，或是用新式的欧化体裁写，“其所载之道一也，孔孙之道也”
。譬如说中国现在受人欺侮，应当首先怪自己不好；要自己能够自强，自然外国就看得起。山假使野蛮的排外，那就是“非中国民族的”义和团的举动，那或者亦就是红匪的举动了；因为强硬反抗不是不讲礼，不讲礼就是下流，下流就不是礼义之邦的民族，只能“不与同中国”了。“白话”新文学之中的这种民族文学，直到最近一年方才发展的。请看：
“自由吗？你去自由好了。洋经理昨天要开除人，你还不明白？”
“……”
“本来，集会是没有什么要紧，但是总要有利于行里的，我们应当想想。”（以上买办讲的话）“那自然。”（这是民族主义的青年，洋行雇员燕樵的回答）（《前锋月刊》第三号第169页）但是中国民族的固有道德，也不是一味这样谦虚，一味这样顾全“别人”的利益的。孔夫子也有“嫉恶如仇”的精神。唐朝的韩愈，是个继承道统的文学大家，他说：“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所以对于这些“惰民”（地痞，流氓……），是要“诛”的。不但中国民族自己要“诛”，还要教给别的民族去“诛”。请看：
这是件可痛心的事：一般受了苏俄煽动的共产党人，竟也混在我们的独立运动中谋施展他们暴乱的阴谋，……中国的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不是混入了共产党怎么会形成内部的破裂呢。而且，朝鲜是受帝国主义民族的压迫，决不需要阶级斗争，何况朝鲜是谈不上阶级对峙的呀！（《朝鲜男女》——《前锋月刊》第三号第198页）
红匪——共产党的暴乱阴谋和阶级斗争，正是不愿意“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民族运动，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是多么高尚的“自强自立”的精神，而下流的惰民却想混进来，以为这是要为着他们的“自私自利”——为着要“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这班东西，非得诛尽不可！这是中国民族的经验。
绅商文学，在“白话”新文学之中虽然只是最近发展出来的，虽然只是一小部分，然而在“白话”旧文学，以及文言旧文学之中，却占着极大的势力。这势力是在于道统，这势力还在他能够“借尸还魂”——借“白话”新文体的尸，来还道统的魂。所以他对于旧文艺是要借重的，是可以讲和的，而对于阴谋颠覆道统的昏蛋匪徒，是不能不战争的。自然，对于旧文艺也只是可以讲和，并不是完全讲和，至少表面上是不能讲和的。为什么？因为何苦让“不可与同中国的”混帐匪徒来占领白话新文学的文坛呢。何况绅商虽然决不像匪徒那样残酷，要去打倒中外贵族，他们自己却始终并不是中国旧时的士大夫了，他们需要“白话”的“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总之绅商就是民族，绅商文学就是民族文学，“民族者国民也”，所以绅商文学就是国民文学；——民族就是绅商，民族文学就是绅商文学；“唯绅商方为国民也”
，所以国民文学就是绅商文学。这是“文学革命”第一大主义的光荣！
四
新文学的第二个“新主义”，据说是：“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可是十二年来的“革命斗争”，结果，“社会文学”变成了“不是大多数的文学”的意思。当初“文学革命军的总司令”胡适之自己组织了一派，叫做新月派——“新月”是什么意思Y就是比“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境界更进了一步：连夕阳都没有了，漫漫的长夜开始了，一钩新月，像蛾眉一般的妩媚，辉映着“鼠疫中高宴”的画堂红烛，或者跳舞厅里的华灯和琉璃杯里的绿酒。——胡适之的这个新月派现在出来说：“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