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想来，这句话确实说得不错，刮刮叫，道地好！！大多数人；至多只是人罢了，民族（绅商）之中尚且没有他们的份，何况文学呢？文学和艺术是专门家的。譬如说绅商文学，难道个个绅商都会做文艺的创作吗？新月派健将梁实秋说得好：“资产阶级有的是资产，却不一定懂得艺术。”自然哪！当初汉高祖把文人的帽子脱下来，当便壶用，赏他妈的一大泡“龙尿”。同时汉朝的儒生文士却乖乖的替朝廷和贵族阶级“制礼作乐”。贵族也“不一定就懂艺术”，只要有阿谀贵族的文学，贵族文学便建立了。绅商文学也是一样的。汉朝的太史公就说的：“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这是“千古的名言”——文学的“最确当最科学的”定义。当初的“主上”是贵族，贵族有他们的“清客”。现在的“主上”是民族，民族也就有合乎民族所需要的“清客”。清客是什么东西？清客是“介于相公与先生之间的人物”。他们替主上“做”文学，会替主上捧场，也会向主上讽谏，会帮主上寻开心，也会为着主上演魔术……花样多得很呢！民族的清客，比较贵族的清客起来，自然有许多地方不同。譬如说罢：贵族的士大夫在自己家里养着一班髦儿戏子或者像姑戏子，同时，也养着一班琴棋书画诗古文词的清客。民族的绅商却是零星购买这一类的东西，新式清客也就不在家里养着了，而是在市场上养着。……中国民族现在不但要诗古文词，而且还要欧化的一切种种的文艺，也就要这一类的一切种种的清客。于是乎山林隐逸脱胎换骨的孳生许多种的欧化清客；山林文学也就借尸还魂的变化出时髦绅商的清客文学。清客的种类多得很，只好举几个例：
一种是西洋古典主义。如果“主上”有些阿土生的气味，那么，清客帮他搬弄些西洋古董，讲讲海外奇谈。最要紧的是：新的主上，要有新的“礼乐”，翰林院不要了，要大学院。学院主义（Academic）的文学，在中国现在是包含着整理国故和介绍西洋古典的意思。可是，时髦的学院派，至少要用西洋“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旧文学。再则，“主上”如果太偏激了，那么，一定要替他讲讲“文学要表现普遍的人性”。——这是一个重要的西洋古典，主上不懂得运用，而公开的说出“自由民治”的真面目，那就一定要火上加油的更加激起匪徒的暴乱的！西洋古典主义，对于中国旧文艺，其实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他也说“文学的严重性”，也说“希腊人到剧场去是义务”等等。这就是文以载道的意思。不过为着“新的礼乐制度”起见，他要力争“最深刻的人性的表现”，连名词上的“反帝国主义”问题都不要提起：因为天下只有“人性”和“人权”，没有什么帝国主义不帝国主义。如果西洋古典懂得了，“人性”就表现了！总之，“文以载道”这一点，西洋古典主义是替绅商文学加一种恰当的注解：就是绅商应当更公开的“载买办之道”。举例说：中国的民族文学说要有自强自立的精神，西洋古典主义就说：不错，这是合于西洋古典的——美国能够自强自立，所以“差不多家家人家都有汽车”（《新月》三卷二号《书报春秋》第十九页）。为着这种“人性”，西洋古典主义是“勇敢的战斗的”。这当然不是反对国民革命的战斗，而是反对“反动”的战斗。
他们说：“反动”运动“惹起人们对于束缚的仇恨……这种影响容易发生不良的结果，且不可避免的流于感情主义，以及过度的浪漫……对于一时的现象感到过度的激动，因而不能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全体”（梁实秋《文学与革命》）。
一种是宗法的浪漫主义（Patriarchal Romanticism）。西洋古典里面有一种叫做封建的浪漫主义；现在中国的宗法的浪漫主义和他有同样的性质。这是对于“先王之遗风”，或者是对于浑朴，朴实，侠义，仁爱，忠厚，……或者是对于“典章文物之盛”，“黼黻衮冕之美”，或者是对于所谓田家乐，所谓家庭的天伦之乐……对于这一些封建的宗法社会的恬静的“东方文比”，加以巧妙的描画和表现，加以理想化和浪漫化，“白话”的新文学之中，这种主义的表现是的确要叫人换一换口味。甚至于这种文艺技巧上，都有特殊“恬静”的风格，读了使人“心平气和”的感怀着“螺丝谷”的桃源境界。是感慨，是凄凉，是没落，还是消沉呢？只举一两个例子。例如沈从文的《一个妇人的日记》，或者描写“亦和平常人差不多的”
兵士，那种浑浑噩噩的心理……不论作者自己怎样想，读者所能够得到的是什么呢？难道不是上面所说的么？
一种是灵感的或者肉感的享乐主义。绅商的世界始终不是士大夫的世界了！竹篱茅舍的风味，可以使人享“陆地神仙”的“清福”。咖啡店的花灯和跳舞场的钢琴——以及那些紧张到万分的机械和工钱奴隶，在繁剧的震动和狂暴的声响之中所制造出的一切东西，也一样可以使我们中国洋场上的新诗人寻找“灵感的享乐”。徐志摩的诗……举不尽的诗人，以及“深巷寒犬吠声如豹”式的小巧的小品文等等。至于肉感的享乐主义，那更不用说了。三角，四角以至于多角的恋爱，“妖媚的眼睛”，“丰腴的乳峰”，曲线美，就算这些小说，“再现着”“五四”以来旧家庭的崩溃，也不过是继续《玉梨魂》的步调，从寡妇的灵感恋爱，“大胆的”走进肉感恋爱罢了。这些是洋场的产物；这些，是和“五四”一样的洋场的产物！甚至于在这些“玉腿”，“肥臀”，“乳峰”，……——大堆肉感的气味之中，夹杂些不伦不类希奇古怪的反动运动——少爷和小姐恋爱，小姐和西崽轧姘头，可是，“人们是在跳跃着”，一跳跳到自己革自己的命，小开领导罢工反对自己的父亲资本家；甚至于小老板实行均产主义。哈哈哈。
一种是大减价的自由主义，别名叫做浅薄的人道主义。这是到处都是的主义，例子是举不尽的。黄包车夫啦，苦力啦，难民啦，多多承谢他们的人道了！自然，每一篇小说之中，你还可以看见东一句西一句的“军阀”，“官僚”等等字样。然而有没有深刻的揭发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和他们的“政治团体”，“经济团体”的罪恶呢？不但一篇小说也没有，甚至于好好的一段小说也没有。《官场现形记》是过去了，大概《官场现形记》的时代死去了罢？俄国哥哥里的《巡按使》那一类的伟大的不朽的著作，我看，总要等到没有了“官场”等等之后，然后再出现了。
总之，有替段执政著书立说制礼作乐的章秋桐，也就有和段祺瑞著围棋谈谈“螺丝谷”
里的故事的清客，也有替段公馆收买春宫和欧化淫书的清客，更要有替大人老爷结善缘做功德讲讲人道主义的清客。无论你是清高也好，卑鄙也好，这个得宠也好，那个失宠也好，正言直谏的也好，拍马屁舔屁眼的也好，——你是个清客，始终是个清客！市场上的清客比公馆里的清客好不了多少。只是市侩气特别浓厚些。市华苹等于社会，社会就等于市侩。所以市侩式的清客文学，就是社会文学！这是“文学革命”第二大主义的光荣！
本来文艺之中主要的是内容，不是形式。形式不过趣味罢了。清客应当制造什么样的趣味，这是要看“主上”的胃口怎样而定的。文言文也好，白话文也好，有格律用古典也好，没有格律不用古典也好。市侩式的清客文学是用不着和旧文艺继续战斗的。而且清客文学替主上多想些办法，总比单纯的山林文学好些：西洋古典的学院主义，可以使浮躁的青年进到“苦学的深思”；宗法的浪漫主义可以消除消除匪徒的“戾气”；享乐主义可以使“不可造就的”匪性的小辈，在灵感的或者肉感的手淫之中消磨消磨他们的“无足轻重的”时间和精力。
这些新主义和新艺术，如果能够达到广大的群众之中去，那么，这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一样，对于民族文学将要有伟大的功绩。我觉得自己非常之荣幸：上海的合法的工会已经能够用桐城派的古文，很确当的说出这些种种自由主义的意义，我就借用这上海“七十余工会”给后大椿同志——国民会议代表的电报，来结束这段文章罢；因为“英雄所见略同”：
群众之心理，如江河之潮流，顺而导之，河沃膏腴，产有谷，福国而利民，逆而阻之，其不为洪水泛滥几希矣。语云：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工人怀不平之心，而赤匪利其机，鼓其动。能去其症结，不药而愈，乌待于兵革，此之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先贤云：
未有嗜杀人而王天下。——此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权衡政治，贵得其平，革命贵革心，革其心之不平，而使之平，斯真革命也……止赤固胜于铲赤，必事半而功倍也。（上海《申报》，1931年5月9日）
五
新文学的第三个“新主义”，据说是“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自然，外国古典不在推倒之例。一切种种的外国古典，本来大半都是“五四”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去贩买来的新式入口货。而“五四”的娘家是洋场。洋场上的轧姘头，翻译成功智识阶级的新名词，就叫做“打倒礼教自由恋爱”。洋场上的新式商业和买卖万能，就使以前“公馆”里的一切宝贝，都逐渐搬出来拍卖。大家庭崩溃了，所谓个人主义发见了。
礼教改换了，所谓肉感主义发展了。“肉的解放”和“灵魂的变化”，在中国特殊的“绅商系统”之下，所表现出来的不是《鲁滨逊飘流记》的冒险独创的精神，不是左拉所描画的“巨大规模的机械，不断的产业发展和进到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国的绅商，是次殖民地的绅商。咱们的这些“主上”，实在是“小贫”，养不起这许多清客——尤其是欧化的市侩式的清客。可是，这班东西，却在帝国主义的大强权和咱们民族的小强权压榨之下，一天天的堆积在洋场上。中国的洋式的都市，因此就有特别众多的无赖文人。无赖，就是失掉了靠山的人。西洋城市之中，也有这类的“Bohemians”（薄希民）。这种“无赖智识阶级”——欧化的落拓文人，倒是中国写实文学的第一辈作家。
这些无赖的本事，首先就是他们的虚无主义。一切都是虚伪的，一切都是无价值的。卑鄙龌龊的果然是混蛋；表面上像煞有介事的还不是假道学？道德，社会，反动，革命，学问……都是些骗人的东西！人生是灰色的。这样，自然“醇酒妇人”的颓废主义，就很足以动人的了。酒，女人；女人，酒！坦白的自己诉说自己的罪状，困倒在地下让你们去践踏罢。
自暴自弃成了俏皮的“风格”。“穷而后工”的天才固然有。无病呻吟的模仿，也有借着新文学的躯壳来还魂的了。
这班无赖文人自己不能自强自立，却尽在怨天尤人！固然，他们也会有些功绩的。譬如对于民族，他们的虚无主义和颓废主义也有帮忙的地方：
他们的虚无和颓废可以去影响发狂的暴乱的青年，可以因此捣乱一下那些反动派的队伍，腐化一下他们的叛逆的灵魂。然而这班无赖东西，常常要说什么“整个社会制度”要不得等类的疯话。现在国民革命胜利了，他们还是这样胡说。大概是“穷伤了心”，快要走进疯人院了。
然而中国的民族侥幸得很：第一，这班无赖，极大多数还是高等华人之中的无赖，不论他们颓废虚无与否，他们始终还是高等人，至少心是高等人的心；第二，这班无赖虽然爱谈社会问题，什么社会问题的戏剧，小说等等，可是，他的题材是很狭小的，他们并不敢有力的攻击整个社尝制度和中国道统，他们文艺的技巧也没有这样的本事。他们只是描写他们自己，只是提出他们自己的“社会问题”，例如失恋呀，家庭冲突呀，三角恋爱呀，稿费太少呀，养不活妻儿男女呀……上海的亭子间生活呀，北京的小公寓生活呀等等。至于当时的大时代：乡下佬“上城”的问题，穷人想赖债的问题，丘八想回家的问题，一切伟大的震动的问题——真的，现在的时代真伟大呵！连叛变都是伟大的，社会生活之中的剧烈变化，天翻地覆的变动，……从正动到反动，从反动又正动，这样无穷无尽的社会问题呵。反市侩主义呀，反官僚主义呀……即使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这些社会问题的文艺上的表现和鼓动，都可以大大的有害于民族的。好在咱们侥幸得很——现在的无赖文学还没有这大的本事来捣这样大的大乱。这班高等无赖“写实”，只是写他们自己的现实生活，不管闲事，或者是要管而不会管。固然，有些教育问题的小说是比较可恶的诬蔑咱们民族的教育界的，可是，这还只是限于智识阶级的自我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