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翟团长！我不知为啥心头起了一阵火，居然反驳王队长了：
“既然光荣，王队长咋不从你老家给翟团长介绍一个？再说全师女同志没结婚的多啦，为啥非找我？”
“这你问翟团长去，他认准你了呗！”王队长气恼地说。
“那我要是不同意呢？”我梗着脖子说，语气带有挑衅意味。
“你！”王队长一下怔住了，顿时火起，喝道，“你反了你！别忘了你是个军人！”
一看王队长动了肝火，我心里发怵了，口中嗫嚅着，却不知该说什么。
“冷静些，都冷静些。”一旁的武科长开口了，“苦夏同志，你想想看，你既然参加革命队伍，有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把一切交给革命、交给党呢？换句话说，是不是以革命利益为重，以全局利益为重呢？”
“结不结婚，和谁结婚，不是我的个人问题吗？跟革命利益、全局利益有啥关系？”看见武科长为我讲道理，我掉转头，不再搭理气咻咻的王队长，转而与武科长理论起来。不过，我参加革命才几天，哪里是武科长的对手？武科长一番语重心长的劝导，说得我哑口无言。
“你瞧，王统之同志，苦夏同志是通情达理的嘛！她是没有搞清个人问题和革命利益的关系——这可有你的责任哟！只要弄清道理，苦夏同志是会正确配合组织的……苦夏同志，是这样：翟团长，翟玉祥同志，是我们全师资格最老的团长，他跟我们师的侯师长在红军长征时是一个班的战友，侯师长都两个孩子了，翟团长还是光棍一条。为啥？他把心思全用在打仗上啦！立过六次大功！小功数不清！全中国的解放有翟团长一份功劳！到现在翟团长的个人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无非是因为他文化低些，人老面些。可是，再不抓紧解决，不是更老面了吗？翟团长的个人问题，成了咱们师的一个必须尽快解决的大问题！为此侯师长专门对政治部有过指示。我们为什么从各地招来一批文工队员？为什么挑一些文化高的、忠诚可靠的女同志来？目的之一，就是要为部队许多像翟团长这样的老同志解决个人问题，同时也解决了你们的参军问题，和你们自己的个人问题……你们既然参加革命，就要爱革命队伍，爱革命同志，看过《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文章吧？谁最可爱，谁最值得爱？要搞明白这个问题！苦夏同志，部队即将入朝作战，我们必须尽早解决翟团长的个人问题，让他把这个包袱放下，轻松上战场，带领部队打胜仗……你要是配合组织工作，不就是照顾革命利益和全局利益吗？不就等于为抗美援朝做了贡献吗？你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是这么个道理！”王队长一边帮腔。
“可是……”我低头寻思半天，找不到好的反驳理由，但还是拼命挣扎，“可是我跟翟团长不熟，根本没有感情……”
说一出口，我就知道多余。武科长两眼一亮，镜片后射出惊喜的目光，用胜利在望的口吻回答我：
“这个当然是客观事实，不过，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改变的——我们可以变不熟悉为熟悉，变没有感情为充满深厚的革命战友之情！感情问题是可以培养的，只要立场站对了，其它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武科长讲了这么多，这是领导上组织上对你的关心爱护和培养，你可不要辜负组织上的期望！”王队长对我说，又好像是说给武科长听的。“我看就这么定了吧？呵？”
“不不！”我连连摆手。
“这样吧，还是相信苦夏同志，让她再考虑考虑，能自觉配合组织……”武科长上前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希望你能以全局利益为重，积极地自觉地配合组织……”
“没有感情基础，会害了翟团长的……”我拼命挣扎，想捞住最后一块不下沉的木板。
“我们决不搞拉郎配！也相信翟团长的选择——他看中的是你，如果组织上有违他的意愿，把别的女同志介绍给他，不是更没有感情基础吗？那样才会好事办成坏事……好了，就讲这些吧，组织上相信你，苦夏同志……”说到这里，武科长转对王队长指示道，“我看你们结合抗美援朝教育动员，组织全队同志好好学一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从思想感情上让一些新同志转变立场，树立正确的爱恨观……”
离开王队长和武科长时，我竟轻轻说了声“对不起”。我是真心觉得对不起领导和组织，不能下决心按领导的意图去做，使上级领导为我这件事牵扯时间和精力。
为此我内心自责，感到不安。
这一天余下的时间我处于神思恍惚中。射击预习，指挥员喊了起立验枪的口令，我还趴在地上发呆；回驻地宿舍路上不留神让石头绊了一跤；洗脸时泡湿了毛衣袖子自己还不知道；连吃饭也没有胃口。春红大姐发觉我的神情异常，悄悄问我，下午在场院射击训练时，武科长跟你谈什么啦？怎么老是发呆，魂不守舍的？春红大姐一问，我忍不住流泪了。我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她。她听后，怜惜地用手摸摸我的脸，责怪地说：
“你怎么认识翟团长啦？谁牵的线？”
“就是那回参加舞会，蔺副团长介绍我跟他跳舞，就那么认识的……”
“这个蔺有亮，不干好事！”春红咬了咬嘴唇，想了一下，又问，“你是说，王队长第一回跟你谈个人问题，是让廖沙找的你？”
“嗯。”我答，“廖沙队长还嘱咐我，要我对个人问题自己做主。”
“那我问问廖沙再说。”
春红大姐便吩咐秋月去请廖沙来一趟。
秋月找来廖沙时还闹了一场笑话。
当时是晚上八点来钟，文工队一位新来的女队员正在洗脚。她是春红大姐从天津招来的，名叫刘冬茹，是一位天津盐商的女儿。生得娇小可人，像一只玲珑的玉鸟儿。整日里低声细语，脚步都迈得万分小心，似乎担心随时踩死蚂蚁。这天晚上她脱了鞋袜，挽起裤腿，把一双玉足浸在盆里，春红大姐便逗她，说瞧你那一双脚，又白又嫩跟白面捏得似的，小心在盆里泡化了。冬茹红了脸，低头搓洗。这时候，秋月一推门就喊：
“来了，廖沙队长来了！”
廖沙跟在秋月身后进门，看见冬茹一边洗脚，并没在意，便问春红有什么事。那边冬茹忙不迭地擦脚穿鞋，一边就伤心地五官挪位眼泪叭嗒叭嗒。还嗔怪秋月：
“都是你秋月！”
“怎么啦？小姐！”秋月惊诧地喊道。自从冬茹来后，秋月攻击的矛头时而从我身上向她那里转移。
“人家洗脚，你带男的进来……”冬茹泪眼婆娑，缩着肩坐在板凳上。
“哈哈哈……”秋月大笑起来，“我当是咋啦？闹半天怕男的看脚呀？真是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没改造的大小姐！”
看到这一幕，春红大姐和我们几个女兵都笑了起来。而廖沙却一本正经地说：
“你们笑啥？笑啥？脚？谁的脚？冬茹的脚？没看呀！太遗憾啦！我没看见呀！”
众人更是笑个不停。而冬茹更不好意思了，把头埋在两腿间，两手抱头不看大家。
秋月坐在炕沿儿上，甩掉鞋子，一把扯掉袜子，把两只光脚敲鼓似的乱晃，一边叫着：
“看吧，脚有啥好看的？”
廖沙捂着眼喊：“快穿上穿上，不看不看不看！”说着往屋外逃去。
春红姐拉了我一把，说：
“走，咱们到外边去谈吧。”
在和春红、廖沙向村外小河边走去时，我想着刚才那一幕：冬茹洗脚被男的看见了都害羞要哭，这在部队里看是不是资产阶级小姐的娇气？或许是封建思想残余？过去，北方大户人家女儿，久居深闺，连生人都不能随便见，何况赤脚露臂的，那还不是丢人吗？看来，我们这些城市学生兵，思想改造真是必要的。那么，在对待个人问题上，我是不是也有旧思想呢？追求自由婚姻是好的，但也不能厌恶资历老的工农干部呀？谁让你参加革命了呢？要是不参军呢？像我母亲，不也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岁的我父亲吗？可是……唉，我心中一团乱麻，不知如何是好了。
我们走到了村外。春红和廖沙一路悄声谈着我的“个人问题”。后来，春红站下了，说：
“看来真是不好办。”
“是呀！王队长也拖了一阵子，理由是队里缺文艺骨干，可是上边催得急，说结婚了人不调走，该演啥还演啥，王队长没辙了，才开始做苦夏的工作……”
春红想了一阵。我看见，星光洒在她俊美的脸庞上，她思考时紧绷着的嘴唇线条分明，刚劲有力。那时我心中忽然涌起一种冲动：春红大姐要是个男的多好，那我一定争取嫁给她！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春红开口道，“苦夏，领导再催你表态，你就说有了……”
“有什么？”我没有立刻明白她的意思。
“就说是你已经有了对象了，以前没说，是不好意思让别人知道。”
“可是……”我为难道，“这不是欺骗领导吗？”
“别怕！当初我就是用这个办法。”春红双臂抱在鼓绷绷的胸前，姿态优雅，语气坚定，“去年初，全国一解放，军里师里一连几个领导给我提亲，都是老资格的首长，我被逼得没办法，就说有对象了，上面查问是谁，我说是蔺有亮——他当时才是个营长——师作训科一个年轻参谋给我提过他，我对蔺有亮过去印象也不错，就拿他来当挡箭牌。人家告诉蔺有亮，说要喝他的喜酒，他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我给他说了实情，他倒挺同情我，甘愿当这个幌子，这么一来，我反倒下不了决心跟他断了，关系就这么真真假假地拖着……”
怪不得春红姐和蔺哥不结婚，原来如此！我恍然大悟。凭我的直觉，我知道蔺哥是爱着春红姐的……万一春红姐最终和蔺哥断了呢？蔺哥可真是个好人……可是春红姐也让我学她的办法，我找谁当挡箭牌呢？总不能再找蔺有亮大哥吧？
“廖沙，你帮她一把——”春红对廖沙说，“让苦夏说你是她对象，是我介绍的。”
“行，没问题！”廖沙望着我，一副仗义行侠的神态，他那褐色的眼睛在星光下熠熠闪亮，像是两颗珍贵的宝石。
但是我们商定的“把戏”很快就被戳穿了，主要是由于我撒谎爱脸红，被王队长一眼识破。
那天我被叫到队部，王队长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了？说连政治部方主任都亲自过问此事，不能再拖了。于是我告诉他，我已有对象了，一直没好意思说，是春红大姐介绍的。
“什么什么？”王队长听罢瞪大了眼，骂道，“廖沙才多大？青皮萝卜一个，也找对象了！连我还没捞上一个呢……人家翟团长都三十七啦，他廖沙喝了熊胆汁啦，敢跟翟团长叫板？这不是从翟老虎口里抢食嘛！”
“真是已经谈上了，没办法……”我低头说，表现出对领导的要求没有照办而感觉到的遗憾。
“真的？”王队长眼珠一转，盯问我。
“真的。”我抬头看看王队长，力图表现出镇定，却不料心里发慌，两耳发热，赶忙低下了头。
王队长一定是看出了我在说假话，啪——他伸手在炕桌上拍了一掌，震得炕桌直跳。
“要是真的，你立马给我跑步去把廖沙叫来，当面说好，马上打结婚报告，我立刻批准上报政治部，省得上面一次次找我！”
说真的，依我当时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阅历太浅，生性又善良、腼腆，实在应付不了这个场面。我惊悚不已，低头不吭声，那狼狈可怜的模样就像刚挨了一鞭杆子的小羊羔。
王队长点火抽烟，一支烟抽了有半截，才又开口：
“苦夏呀，你好好想想吧，别再瞎编排了。廖沙、春红，站着说话不腰痛，出主意谁不会？那能解决问题吗？尽给组织上找麻烦，无组织无纪律，再这么胡闹我处分他们！撤职查办！”
“别别，队长，不关他们的事！”我一慌，不打自招。
“苦夏，要我说，跟了翟团长也不赖。你想呵，以你这个家庭出身，找个部队的大团长，一下子成了团长家属，哪个当兵的见了不打敬礼？翟团长虽然文化低、人老面一点儿，可是人实在、可靠，我要是你父母，保准同意……”
父母！王队长一提到父母，我不由得泪如泉涌：我的可怜的父母，他们二老可知道心爱的独生女儿在远方的处境吗？他们会同意女儿这门亲事吗？他们能有办法为女儿出出主意吗？
“好吧队长，”我想到了拖延的办法，“让我把这个事情写信问问我的父母，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再说，好吗？”
面对我眼含热泪的请求，王队长似乎很难找出什么反对的理由，想了想，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
“征求你父母的意见当然可以，不过，只怕也拖不了太长时间，上边催得紧呐……”
果然，就在我庆幸为“个人问题”找到了合理的拖延理由没过两天，王队长就告诉我，说师政治部已按我家的地址给当地政府打去长途电话，要求派人协助部队征求我父母对我在部队结婚的意见，但是，地方政府回电答复是：原住址有误，找不到当事人。王队长要我再提供详细住址和情况，说政治部领导指示，要派出专人亲自到宣化征求我父母的意见。
“怎么会呢？地址不会有误呀！”我想，“兴许是电话中没听清搞错了吧？”我安慰自己。还有些庆幸：没找到父母才好，要是当地政府一做工作，父母同意了，那我就没退路了。可转念一想，不禁又担心起来：要是部队派专人去宣化找我的父母，那些干部，扎着腰带，挎着盒子炮，我父母见了，还敢说个不字？准得把我爹妈吓着！
想到这些，我对王队长说：
“我的详细家庭地址就是登记花名册时写的那个，没有错的。不过，请组织上别派人去了，我早写信去问父母了，兴许很快就收到回信了……”
“不行，等回信等到猴年马月去？”王队长不同意，“不是我不想等，是组织上不让等，领导指示让派人去。”
“要是怕找不到空跑，不如派我一起去。”我倒不是怕派去的人找不到我家，而是担心几个月没有音讯的父母有什么不测。
“别想好事啦！那不成你探家啦？你才到部队几个月？再说我们也不傻，你跟着去了，还怎么征求你父母的意见？两个老人是听部队的还是听你的？别让老人为难啦！”
“那我没有别的地址提供，找不到人别埋怨我！”我嗔怪地说。
“放心吧，派出的干部是吃干饭的？何况还有当地政府，你别操这份心了。”
——我的拖延办法很可能是弄巧成拙。而春红、廖沙为我出的点子——那小小的“阴谋”伎俩，也被戳穿，而且受到严厉警告：在大会上受到不点名的批评。那是师政治部机关和直属单位全体大会，会上武科长做完报告后，话锋一转，提到了我所担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