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没让你检讨！说，你跟她怎么好上的？”
“就那次抓空降特务，把她当特务抓了，我跟王林押送她回上图面……”
“这我知道。”王队长一摆手，厉声道，“说你们的实质问题——见了几回面？”
“两回。”
“第一回干啥？”
“第一回我和王林一块儿去她家，吃了她的苹果……”
“第二回呢？”
“第二回我自个去的，给队里买狗，正巧在街上碰见她了，就跟她上她家了……”
“都干啥啦？”
“又吃了苹果……”
“还有啥？”
“……她找了张纸，画小孩儿，小孩儿拿着枪，她比划着说，嘟嘟嘟……”
“啥意思？”
“她是说，想要个小孩儿，长大了打美国鬼子，替她死去的亲人报仇……”
“要小孩儿？”
“嗯。她丈夫、公婆和孩子都死了，就一个人，挺可怜的……”
“你是说，她想让你跟她生个孩子？”
廖沙叹了一声，点了点头。
“你干啦！”王队长瞪大了眼。
“她给我脱了衣裳，我晕了头……”
“啪——”王队长抡圆手臂，结结实实扇了廖沙一个耳光。
“你个混蛋！怪不得都说你是俄罗斯儿马，到处发情，你可真不知死！你鸡子痒痒了不能找块石头磳一磳？干这个掉脑袋的事？上个月八师刚枪毙一个放映员，就是和朝鲜女房东搞上了！你不知道？”
廖沙绝望地瘫倒在洞角的子弹箱子上。
王队长上前又是一脚，踢得廖沙蹿了起来。
“你记好，今天你说的话，我只当啥也没听见，你啥也没说！我已把那个寡妇打发走了，说廖沙打仗打死了，断了她的念想……”
廖沙两眼一亮，泪水涌出。
“不过，还得给你处分，不然你记不下教训，也对不起组织……”
“那队里同志们问起来为啥……”
“为啥？就因为你跟朝鲜女人关系不正常！能不能躲过这要命的一劫，就看你的造化了！”
这就是我们文工队发生的第二件意外之事。当然，具体的细节我们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当时只知道廖沙因为男女作风问题被降了职务。至于王队长为什么放过廖沙，把大事化小处理，后来我们分析，一是因为王队长人厚道，心眼儿好；再就是他跟廖沙一起多年，战友感情深；还有一点也起了作用，那就是我们文工队刚出了一个叛变投敌的范进，要是再冒出一个因为和朝鲜妇女发生关系而被审判枪毙的廖沙，那人家会问：王统之这个队长是怎么当的？
上面说到的我们师文工队发生的两次意外之事都与我本人没多大关系，那时我并不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令我和全队同志都倍感意外的事情即将来临，并且，我是在迎接入朝后的第一个新年和春节的快乐气氛中，高高兴兴地一脚跌进了那次变故的漩流。
新年前后，为迎接全师功臣代表大会的召开，我们加紧了演出排练，同时还抽出人员帮助政治部为功臣代表制作大红花，布置会场。会场设在师部的礼堂——所谓礼堂，是工兵连利用山沟里废弃的矿洞扩建成的，它从外边看不起眼，走进去就觉得工程不小，是个名符其实的地下礼堂，可以容纳好几百人。我们在礼堂四周的洞壁上围上布幔，贴上各位功臣的照片和事迹介绍，还把祖国各地赠送的锦旗一一挂起。空余之处都贴上标语和宣传画，把会场布置得十分隆重。
有一天下午布置完会场回来，王林来找我，要我拿上毛巾香肥皂跟他走，我问他去哪儿，他说到小河沟。我说去干啥？他说，你忘了？你不是说想洗洗头吗？
我想起，布置会场时，李春红说，咱们把会场布置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可咱们自个儿浑身上下腌臜透了，连头发根儿都养虱子了。我说，要是夏天就好了，咱们可以到河沟里擦擦身子，可这大冷天，砸开冰也只能捧一把凉水抹抹脸。唉，要是能有盆热水洗个头，我就知足了，洗澡是甭想……
这时秋月冷不丁冒出来一句：
“你不是苦夏吗？又说夏天好啦？”
“我总不能说冬天长一身虱子好吧？”我反唇相讥，和秋月打开了嘴仗。
“真是团长太太当的，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还洗澡洗头的！这是在抗美援朝！能不生虱子吗？没听老同志说，虱子是革命虫嘛！”
“革命虫你养着呗，还捉它掐死它干啥？”
肯定是我们女兵这番热闹的嘴仗被王林听了去，动了什么心思。我一边跟王林向附近小河沟走，一边琢磨他能有啥办法？这冰天雪地的山沟里，刷牙洗脸也得破冰取水，每个人只有个搪瓷碗，又用它吃饭又用它刷牙。连缸子都不是每个人都有，拿什么洗头洗澡？
但是跟着王林下到小河沟的一片滩地时，我又惊又喜地呆愣在一旁！
我看见，几块石头上稳稳地架着一只尺半见方的铁皮弹箱，里面满满一箱水冒着欢腾的蒸汽。而石头垒的野灶里，柴火刚刚燃尽……
“苦夏姐，你洗头吧……”王林催促道。
“王林！你这小和尚真好！真可爱！”我大喜之下，情不自禁上前两手摸着他的脸颊，把他搞得满面通红。
我上前试了试水温——刚好！我忙不迭地甩掉帽子，拆散发辫，挽起胳膊袖子，把衣领朝里绾上，小心翼翼将头发浸入热水中。一霎时，热水浸润着我的头皮，好似热血冲上头顶，接着，一种麻酥酥的快感从头部扩展到全身。
“姐，要胰子不？”王林问。
“要！”
王林把香肥皂递到我手上。
“姐，给你毛巾！”
王林把毛巾递给我，我把毛巾掖到脖领处，免得头发上的水浸湿衣领。
“姐，咱洗完一遍，我给再烧一箱水，咱洗二遍，涮干净？”
“一遍就知足了，再烧水你洗吧！”
“我一个和尚头，洗不洗的吧……”
“王林，你别老是姐呀姐的叫我，我才比你大不到一岁……”
“那也是姐呀。”
“你要叫姐，就答应姐一件事——”
“我答应。”
“你回头把脏衣裳脱下，我给你洗了。”
“不洗不洗，我衣裳太脏。”
“太脏才洗呢嘛！”
“太脏不给姐洗，我自个儿在河沟里搓搓，水又凉，烧热水又不容易……”
“那你就别叫我姐，我不是你姐！”
“姐，你……”
这时，扑噜噜——几只山鸡从干草棵中惊起，跟着爆响一阵哄笑！
“嗬，什么姐呀弟弟怪亲热的！”李春红笑着走上前，身后跟着一群男女文工队员。
“我说怎么王林叫上苦夏走了，还拿着毛巾肥皂，原来是给姐洗头来了？”秋月撇着嘴说，“你个小和尚咋这么偏心眼儿？只管苦夏一个？我们就不是你姐啦？”
“你不是……”王林嗫嚅道，没往下说。
“不是啥？不是姐？”秋月不依不饶。
“不是要养革命虫嘛？”王林小声一句。
众人哄堂大笑起来。
“革命虫是抗美援朝生的，不是养的！不行，我也得洗头！”
“我也洗！”
“我也洗！”
大伙一齐嚷嚷起来。不过，眼前一个铁皮子弹箱显然不够用。于是，廖沙带着几个男队员立马分头去找，到军务科，到军械库，到机枪连，半个时辰不到，七八个能盛水的铁皮子弹匣在河沟边架成一排。大家就近捡来干柴，就近破冰取水，七手八脚地点火续柴，说说笑笑，好不热闹。
就在众女队员低垂粉颈，轻抒玉臂，在袅袅热气中撩水洗头之际，忽然“叭叭叭”一阵炸响，柴灰溅起，石屑横飞，先是以为哪里打了防空枪，愣了半天再没见动静，才发现不知是哪个冒失鬼把几发子弹掉在火堆旁，连柴草一同扫进了火中，一受热，便炸响了。好在没有伤到人，只是虚惊一场。
王林发明的土办法解决了我们的难题，以后我们不只用铁皮子弹匣烧水洗头，还烫内衣，擦洗身子。几天后，女队员们一个个神清气爽，浑身散发出活泼的朝气，笑声也更响亮清脆了。一些男队员开玩笑说：咱们队这几朵花儿，用水一浇又开了。
紧接着又来了好事：新年前，祖国慰问团来了，带来了全国各地的慰问信和慰问品。我们文工队员每人分到一个慰问袋，里面装的有肥皂、圆盒的口洁素、牙刷，还有香烟、糖果等等，我们男女队员间互相交换，各取所需。新年前，物资供应也逐渐跟上来了：米面、副食、肉菜还有烟酒不断运送上来，甚至连我们女同志用的卫生纸也偶尔能发下一些。
元旦那天，我们集合在师部礼堂听政治部归国代表武科长做报告，介绍新中国刚办了三件大事：土改、镇反和抗美援朝。武科长的眼镜片在汽灯下放着白色光波，他充满激情的叙述感染着我们。了不起呵，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祖国，我们国家一年生的小孩就等于一个法国的人口！淮河工程动用的土石方，如果砌成一米高、一米宽的围墙，可以绕地球五周！连自古泛滥的黄河也给建上大坝发了电……
听完鼓舞人心的报告，又看电影，片名是《中国人民的胜利》，内容是介绍我们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过程。尽管是纪录片，我们也看得十分投入，看得豪情勃发，激动得不停鼓掌。
新年过后几天，师功臣代表大会隆重召开。让我们满意的是，会议开了六天，天天晚上有演出或是放电影，头一天晚上是军文工团和我们师文工队合演的一台节目，很受欢迎。其中有我的大鼓《歌唱英雄大功连》，还参加了表演唱《红旗飘扬在高地》。从第二天起，我们就成了开心观众。一连几天，让我们大大开了眼，看了兵团京剧队的《挑滑车》，看了华北军区技艺队的精彩表演，还看了朝鲜江原道文工团的歌舞。尤其是各团战士自编自演的一台“兵演兵”节目，更是生动活泼，充满乐观主义精神。战士们自制乐器：用猪尿泡当蛇皮，蒙在罐头筒上，用树棍修成立柱，用电话线的钢丝当弦，做出一把把土二胡、土单弦，演奏和伴奏起来效果还蛮不错。战士们还创作了大量快板、相声、太平词、河南坠子等等，用不同方言演出，受到功臣代表的热烈欢迎。
最吸引我们的还是电影。兵团电影队一连放了好几部电影，有《钢铁战士》、《白毛女》、《刘胡兰》，让我们过足了瘾。
总之，师功臣代表大会召开那些天，我们天天快乐得像是过大年。
而且，功臣代表大会一结束，再有个十来天就到春节了，真的要过大年了，过入朝后的第一个春节——我们就是在这种非常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投入了在志愿军中开展的“三反”运动。
记得是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五日，我们参加了政治部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干部大会，听政治部方主任做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的报告，当时我们大都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自己一个小文工队员，又不掌权，又不管财政经济，有什么贪污浪费呀！后来经过两天学习讨论，对“三反”提高了认识：这是全国当前轰轰烈烈的中心任务，从新闻报道中也能看出这个运动的重要性，周总理的报告还号召全国军民把“三反”当成政治斗争任务，不重视可不行。
接着就开始检查坦白，尽量找出自己跟“贪污浪费”沾点边儿的事，坦白出来，自我检讨一番。不过文工队员们也实在坦白不出什么大事情，有的坦白自己站岗时到食堂偷过花生米，有的坦白把该分发的香烟私藏了几盒，还有的女兵坦白自己装病，跟卫生队要维生素糖丸吃……说来说去，都是些多吃多占的事。
又过了两天，气氛就紧张起来了。上面提出了口号：“要大胆怀疑”，“不放过一个坏人”，要打“大老虎”，号召相互间开展揭发检举。而且已经开始死人了——后勤一个管理员贪污粮款被揭发后，畏罪自杀了。
我开始认真考虑，要不要交待自己的问题。我认为自己惟一的问题是收了翟玉祥一块手表——是跟随小分队到一团参加秋季防御战，离开一团时他送我的，说是下边缴获美国人的表，收上来的。那是一块很薄、很精致的瑞士表，我很喜欢。按照部队“一切缴获要归公”的纪律，这块手表我不应私自留下，应该上交。可我犹豫的是，离开一团时，李春红也收了蔺有亮送她的一床缴获美军的鸭绒睡袋。如果李春红不坦白，我坦白了，合适不合适？再说，东西都是一团的两个领导给我们的，我们一坦白，不等于揭发一团领导吗？等于批评人家不该把应缴获归公的战利品送给自己的老婆或是未婚妻？
我把我的想法抽空跟春红姐都说了，不料李春红大大咧咧满不在乎，她说：
“嗐，一块表，什么大不了的，你要坦白就坦白吧，反正人人都得过三反这一关，没啥，碍不着别人的事，不怕！”
“那你的睡袋呢？”我担心地问。
“睡袋就是睡觉用的，谁睡不是睡？我也是志愿军呀！总不能再还给美国兵去吧？”
春红这么一说，倒几乎打消了我想坦白的念头：就是嘛，不就是一块表嘛，又没拿这块表去换钱，戴上它还不是为执行任务？
但是后来我还是坦白了——
一天午饭后，我到小河沟洗内衣，回来时看见秋月正在掩蔽棚里看一个日记本——我的血一下子涌上头来：一看蓝色的丝缎面我立刻认出那是我的日记本！
秋月一见我进来，有些心慌，但故作镇静，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依然继续翻阅。
“你干什么？那是我的日记！”
“知道是你的！”
“你偷看别人的日记！”
“没偷看呀！这不当着你看吗？”
我上前一把夺过日记，气得满面通红。
到驻地休整以来，由于时间和条件允许，我的日记写得比较勤，一般写完后，或是把日记本塞到挎包里，或是顺便掖到背包下边，却不料成了秋月的读物！我后悔自己太粗心马虎了。说不定，秋月早已多次偷看了我的日记，而我却一直蒙在鼓里。怪不得秋月有一次在“三反”学习会上话里有话地说，没事儿的人找事儿坦白，什么一把花生米一颗维卫素糖丸的；有事的人倒装得跟没事人似的……
“你不要脸！偷看私人日记！”我羞愤已极，怒斥秋月。
“要是没有鬼，就不怕别人看！”
“这是私人日记，你懂吗？”
“什么私人，你不是志愿军战士？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做了亏心事，藏着掖着也不行，哼！”
从秋月的目光中，我看出了一种她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得意，这使我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并且这种预感很快就被证实了。
第二天上午的坦白检举会上，我说出了那块瑞士手表的事，当场把手表从手腕上摘下上交。我说，按照军队的纪律，一切缴获要归公。不管是谁给我的，我也不应把战利品据为己有。
必须说明的是，五十年代初，还没有什么国产表，手表确是贵重之物。一个文工队员，戴上块明晃晃的瑞士表，谁服气？因此，摘下那块表上交，我倒像摘下块心病，一下轻松了不少，尽管我非常喜爱它。
我这一坦白，不少人还挺受感动。从李春红开始，廖沙、王林、刘冬茹等等，都发言表扬我，说我以实际行动响应“三反”，认识也很深刻。
但是秋月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她说：
“上交手表是应该的，但是这还不够，应该再往深想一层：翟团长为啥能送苦夏一块表？为啥？因为他是团长，他有权！他既然有权送你苦夏手表，还可能送更贵重的东西……”
秋月这么一说，大家面面相觑，都不吭气了，谁也不知道秋月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秋月，我问你——”我尽力抑制住激动的情绪，平静地但是冷冷地对她说，“我不明白，我到底什么时候得罪你了？怎么得罪你了？”
“什么得罪不得罪？三反是政治斗争！党委不是号召大胆怀疑吗？而且，这次三反的重点是领导干部，翟团长就是领导干部，你跟他结婚归结婚，三反该反还得反！你好好想想……”
“我想不起来……”
“他除了手表，还送过你什么？”
“好像你知道？”
“苦夏，你就是地主家庭出身，缺乏政治觉悟，一个志愿军战士，应该……”
“应该什么？我不能无中生有吧？”
“应该不徇私情！”
“我怎么徇私情了？”
“你还有没揭发翟团长的事！”
“什么事？你说说——”
“金项链！他送过你一条金项链！一个团长，过去又是供给制，不发薪水，哪来的金项链？你说呀……”
“金项链——”我喃喃道。忽然，我的脑袋“嗡”地响了一声，头皮发麻了。
我想起来，结婚那天，夜里入洞房，翟玉祥的确送过我一条沉甸甸的金项链，虽然我没要，但是他有金项链，有黄货，这确是事实！
唉，我的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