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烙铁在我记忆的神经上烫下了深深的疤痕——一九五一年十月间，我们疲惫的师团刚刚从夏季负重行军的泥沼中拔出腿来，顷刻又被兜头卷入敌人秋季攻势的风暴中。零七师的几个团相继在轿岩山以南开辟战场，阻击敌人，经过轿岩山反复争夺的鏖战，阻滞了敌人的北进。战线最后稳定在轿岩山以北的官岱里、栗洞、座首洞一线。
记忆中，那些秋风乍起的日子，战士们用热血和滚烫的枪管驱走了秋夜战壕的寒意，嚼着粗硬如砂的高粱米饭，端起炸药包迎向敌人的坦克。那时，隆隆的炮轰像夏日的沉雷，俯冲的飞机低得擦到树梢，四处碾压的坦克像被惊扰的鳖群在阵地上乱爬乱蹿。漫天飞舞的血火硝烟里，仆倒在地的尸身向草棵中汩汩渗着鲜血，断臂被爆炸的气浪抛向天空搅动了闪烁的星河……战争就像一个疯人在山野间手舞足蹈，呐喊着狂奔，最后精疲力竭跌倒在地。
据战后统计，一九五一年的秋季攻势，敌人每前进一平方公里，便付出一百七十四人死伤的代价。最终，美军和李承晚军队付出六七万人的伤亡，向北攻进了四百多平方公里。美国人计算了一下，认为“用这种战法，李奇微至少用二十年的光景，才能打到鸭绿江”。
而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方，由于没有制空权和炮火优势，损失也非常惨重，敌我双方的攻守达到某种平衡后，战线便逐渐稳定下来。与此同时，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讨价还价。
秋季防御作战结束后，我们军所属各师团将阵地移交兄弟部队，撤到谷山一带休整，总结评比，补充兵员。从各团执行任务返回的文工队员们又汇聚到一起，有说有笑地整日砍树、挖洞，修建过冬的掩蔽棚。唯有失去吴静的赵玉林寡言少语，只是闷头干活，把对爱妻的无尽思念化为劳动的汗水。
在秋季防御战中，我们师文工队牺牲了两个人，除了吴静，还有其他小分队的一个号手。另有一个男队员负了重伤——被炮弹皮削掉了半边屁股。
不用说，比起正规战斗部队，我们文工队的损失实在是微不足道。离开一团之前，翟团长为我们小分队设酒送行，喝得直流泪！他说，我全团一共三千人，这一仗守了三十七天，阵亡一千二百多！还不算负伤的……唉，这仗，叫我看，还真不是三两个月结束得了的！
说起来，我们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真是跟得上！或许是翟团长一类的情绪有了普遍性，军政治部要求各师团开展一次大讨论，以便正确认识和估价秋季防御战。不少同志认为，入朝第一仗，伤亡巨大不说，还丢失了不少阵地，让敌人推进了几百平方公里，打了个失败的窝囊仗。但是经过大讨论后，特别是军长专门做了战役总结报告，大家统一了认识，明确了这次秋季防御战我们打的是一个大胜仗。理由是敌人进攻的兵力多、火力强，还有飞机坦克助战；我们虽然丢失了部分阵地，但是大量杀伤了敌人，阻挡和粉碎了敌人的秋季攻势，并使全军在入朝第一仗中经受了考验，提高了部队对敌作战的能力。由于敌人付出的伤亡太大，才迫使敌人停止了进攻，停战谈判才得以恢复。
“当然是胜仗！要不是胜仗，我们还能在谷山休整？还不得退到平壤！”师政治部主任这样在大会上宣告。
于是我们坚定了信心，明确了胜利。我们知道，入朝后的第一仗，我们打了一个丢失四百多平方公里土地的胜仗。不用说，以后一九五三年夏季，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和炮火，把这些丢失的阵地又重新夺回来时，胜利更加伟大和不容置疑，而敌人一方，注定只有失败。
胜利之师少不了庆功和表彰，在谷山整训的日子，我们文工队除了砍树修洞准备过冬的住处，还有背粮食，背冬装之外，主要的任务就是把各团涌现出来的英雄和功臣的事迹，创作编排成各种形式的文艺节目，以备在全师英模功臣代表大会上演出。而各团以下部队则一边补充整训新兵，一边评比立功受奖人员，组织各单位功臣代表巡回宣讲，直至全师英雄功臣代表大会隆重召开……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一九五二年一月份。这期间，我们师文工队出了两件意外的事。
其一是范进投敌了——
那是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末，我们文工队组织十几个人到后勤物资供应站背粮，途中翻几个山梁。返回时，我和范进走在一起。路过一个山梁的岔路口时，我俩放下粮袋休息。他歇了一会儿，对我说，那边山洼可能有泉水，他去灌壶水，要我先走，不用等他了。我说，你快去快回，我等你。他就那么走了，再没有返回来。我记得他走远后，返身朝我挥了挥手，似乎是喊了声再见。我还纳闷儿：灌壶水还说什么再见！我以为我没听清，也可能他是招手让我先走，别等他。等了好久，也不见他灌水回来。我只得背着粮食先回来了。
这天直到天黑，范进也没回来。廖沙和春红把情况报告了王队长。大伙儿分析，断定范进是跑了。
“可能是下部队看见死人太多，为了活命跑回国内了吧？”刘冬茹这么分析。
“开小差，抓回来得毙了！可耻！”秋月愤愤地骂。
那时，谁也没想到他是投敌了。
几天后，敌工科打来电话，说你们文工队有一个名叫范进的人投敌了，敌人已经在前沿阵地上有名有姓地广播了。于是大家一片哗然！没料到，战友行列中隐藏着一个败类！并且，这件事不能不影响到我们文工队的集体荣誉。愤怒之余，也有把责怪的目光投向我的。特别是秋月，公然在班会上说：
“苦夏是眼看着范进跑的！你怎么没有一点警惕？他还跟你说了再见，还再什么见？莫非也让你跑过去再见？”
“他说是去灌壶水，谁知道他要跑！”我反驳道，“他要说什么，我哪里知道？他要是存心想跑，谁也没办法！”
“那也会有蛛丝马迹的，不是你发现，他早就准备了一个指南针吗？你为什么不早向组织上汇报？等他跑了再放马后炮？”
我一时语塞。真奇怪我对别人讲的范进的一些情况这么快就让秋月打听得一清二楚。
“那指南针是他掩埋烈士时捡的，我知道他要干什么？指南针也不是只能用来投敌的！”我愤然反驳秋月。
“反正他逃跑时跟你说了再见——说明他跟你关系好。他有话为啥愿意跟你说？有一回我听见他对你说国民党比共产党好，什么当国民党团长的太太有人用轿子抬着，当共产党团长的太太吃苦受累的……他还给你说过啥？”秋月似乎一心想把我和范进拉成一伙儿的。
“既然你听见他说国民党比共产党好，那你为啥不立时向王队长汇报，把他抓起来？”我反唇相讥，“这么说，范进投敌这么顺利，你秋月也有一定的责任！”
“好啦好啦，你们别吵啦！”春红出来打圆场，“范进叛变投敌是他自己的事，跟别人没关系！别东拉西扯的都不安生……”
春红这么一说，我们都不吭气了，但是我心里还是告诉自己，以后可要长个心眼儿，嘴上留个把门儿的，不能听到什么想到什么都连汤带水一锅向外端。同时我还庆幸，在获知范进叛逃后，我只把他背粮路上逃离前的情形向上级作了汇报，还提到内心对他的逃离前一些征兆的怀疑，比如提前预备了指南针，和我挥手喊“再见”等等。另外有些他说过的话，我没有全盘端出。有一次，范进在帮我们几个女兵在掩蔽棚里用石头砌烟道垒炕时，对我说：
“我听说队里要发展你入团了？”
“也许吧，再不发展，我都快超龄了。”我回答。是的，经过这次下部队的实战考验，文工队决定发展一批团员，其中有我。这次发展之后，文工队不是团员的群众就没几个了，而范进便是这少数人中的一员。
“那么，恭喜你呀苦夏！”范进笑道。
“你为啥不入团？”我问他。
“我超龄了，过岁数了。”他说。
“那你入党呀。写过申请书吗？”我问。
他摇头，说：
“我入不了，也不入……”
“为啥？”我奇怪了。
“我闹不明白，为啥要共产，我咋入这个党？我思想上跟不上进步……”
“共产党就是——”我随口说，“把地主资本家的财产拿来和穷人共用，总之为人民的利益……”
“那穷人是高兴了，可是有财产的人……”
“要不怎么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呢？”我提醒他，“就是为穷人，为无产阶级……”
“那共产了以后咋办？”他眨着眼睛问，“共了产，有吃有穿，都不干了，咋办？”
“怎么不干？热火朝天建设社会主义，怎么不干？”
“唉，你想想，共产是啥意思？就等于是，你挣的也不是你的，我挣的也不是我的，都是共有的，那谁还挣去？都不挣了，吃啥喝啥？”
“范进呀范进，你这么个落后思想，为啥还要当解放军？当志愿军？”
“我一个俘虏兵，不当解放军，回去有啥好果子吃？没看见蒋介石都跑台湾了？”
“那你来朝鲜干啥？”
“不来朝鲜，被刷下去复员回乡，还是个国民党解放兵，有啥前程？”
“那你不入共产党有啥前程？”
这时，他不再言语了，只顾闷头干活。
范进投敌后，我想起他说过的这些话，觉得他确实是思想反动，早有投敌的思想基础。同时我也觉得这个人想问题不一般，有脑子，有城府。还奇怪：为什么他敢把这些内心的真实思想暴露给我？
看来，秋月的判断是对的。我当时没有足够的警觉把他的言论向组织上反映，而范进叛逃的事情证实后，我也没把他说的这些话告诉任何人。我怕为此给自己惹来更多的麻烦，被扣上一项对叛变投敌者的反动思想没有揭露斗争的帽子，从而影响自己加入共青团组织。
这就是我们文工队发生的第一件意外之事。
文工队发生的第二件意外之事更令人震惊：我们的分队长廖沙受到了降职处分，由分队长降为副分队长。与之相反，李春红则从副分队长位置上被提为正队长。当时风闻廖沙是因为犯了生活作风错误。
和从不引人注意的范进不同，廖沙整天乐乐呵呵，专门爱讨女同志的喜欢。范进在文工队时没人注意他，他投敌后，大家愤怒了几天，很快就把他忘了，似乎原来就没这么个人。而廖沙不同，没有了他的歌声和说笑，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日子难捱。
秋去冬来的寒冷时日，掩蔽洞里呵气成冰。发下来的冬装里每人一件棉大衣和一双棉靴。夜晚睡觉时，由于棉被已被掏空棉花成了两层单布（那些棉花被女同志当做月经纸来使用），廖沙便教我们把棉大衣的扣子扣上，全身蜷缩在大衣里，两腿伸进大衣袖口当睡袋。
我们女兵身上也开始虱子成堆之际，苦于没有条件烫洗，而捉虱子却仿佛是件永远做不完的苦役，尤其是，当我用两个拇指盖把一个圆鼓鼓的虱子挤死，听不得那劈的一声爆响，再看拇指盖上浸在污血点中的一张虱皮，总让我头皮发麻，感到恶心。当我们束手无策之际，廖沙找来个酒瓶子，把自己身上的衬衣脱下，放在一个大炮弹壳上，用瓶子擀衬衣，像擀面似的使力擀去，听得衬衣在弹壳和酒瓶的挤压下，发出一阵阵细碎的劈剥声响。于是我们几个女兵的战地生活又多了一个乐趣：藏在掩蔽洞里脱下内衣擀虱子——这多少有些对成群虱虫肆意虐杀的满足感。
当我们掩蔽洞里的蜡烛燃尽之际，廖沙总能适时出现，变戏法一般从靴筒里摸出一个蜡头，让一星火焰照亮我们的黑夜。当我们连日吃米饭和水发干菜以至闻到饭菜气味就丧失食欲之际，廖沙又时常能从哪里搞来两块酱豆腐或是几块榨菜。
但是最能给我们带来欢乐的，是廖沙拉着手风琴，从嗓子里流出他那略带沙哑的低沉的歌声。他的歌声动情而稍显忧伤，总能让我们沉入对往事的怀想，而暂时忘却战地的磨难。
冬日休整的那些天，廖沙教会我们唱一首新歌：《诺多尔江边的垂柳树》。这是一首朝鲜歌曲。廖沙说，这是他下到三团时，十月二十五日为庆祝志愿军出国作战一周年，朝鲜当地政府慰问志愿军，演出节目，他向一位朝鲜文工团的女歌手学会的。我们听了这支歌，都觉得好，一再要廖沙哼唱。后来李春红跟廖沙开玩笑说：
“这么动情的歌儿，那个朝鲜女文工团员是有意唱给你听的吧？”
刘冬茹在一旁不自然地撇了撇嘴。
“那个朝鲜女歌手漂亮吗？”秋月看到刘冬茹的表情不自然，像是在吃醋，便故意这样问廖沙。
廖沙对这些玩笑话都一笑置之，坦然自若地继续拉动手风琴，奏响一个过门儿，接着便深情地唱道：“诺多尔江边的垂柳树，婆娑依依万千丝，试用缠绵的垂柳，系上无情的岁月。哦，软弱的柳枝何济于事，惟有诺多尔江水滔滔长流……”
歌声如水般流淌，把我的思绪从寒冷的掩蔽洞引向遥远的地方……但是突然而至的王林像一道闸门堵住流水——他带来的消息令廖沙一脸惊魂！
“廖沙队长，王队长让你到队部去——那个上图面的寡妇找来了，那个叫朴京淑的！”
“什么？谁？！”廖沙脸色大变，按在琴键上的手指神经质地颤抖起来，手风琴响起一阵不合谐的音符，随后戛然而止。
“朴京淑！你忘了，那个给咱们苹果吃的朝鲜女人！”
廖沙脸色霎时变成死灰。他失态地喊叫：
“告诉王队长，我不在，我不见她！”
王林走后，廖沙扔下手风琴，开始抽烟。但是两手发抖，火柴擦了几次才把烟卷点燃。
我们无不惊愕廖沙的失态，猜想着那个朝鲜寡妇和廖沙的神秘关系。而刘冬茹则满目狐疑，询问的目光盯紧廖沙。
廖沙一声不吭闷头吸完一支烟，然后起身离去。临走时他的情绪极为沮丧，并且透着一种赴死般的决绝。
这以后几天，便传达了关于对廖沙降职处分的决定。而接下来的便是刘冬茹一连哭泣几天，最后决然与廖沙中止了恋爱关系。
以后很久，我们才一点点探知了廖沙被降职处分的缘由。
原来那位曾被廖沙和王林当特务押送到上图面的朝鲜妇女，千方百计地打听找到了师文工队在谷山的休整地。在文工队队部，王队长接待了她。问她找谁？她说找廖沙。问她找廖沙干什么？她一口朝鲜话叽哩哇啦，王队长听不懂，但也明白了主要意思，知道她和廖沙“好”，关系不一般。并且，朴京淑还带了一小筐煮栗子，说要送给廖沙。王队长让人去找廖沙，廖沙不在；通讯员告诉和廖沙同住的王林，说队长找他。王林便飞奔到我们女队员的住处，把朴京淑来队的消息告诉廖沙。当王林赶到队部，把廖沙不愿见朴京淑的情况和王队长一说，王队长毫不费力地猜中事情的奥秘，他换了一副非常吃惊而又同情的面孔对朴京淑比比划划地说起来。他问朴京淑，你找的是李莎还是廖沙？是李莎吗？女的？梳着辫子？噢，是男的？廖沙？唉，廖沙……廖沙……王队长痛苦地摇头，眼泪快要流出来了。朴京淑急切地追问：廖沙怎么样？我的廖沙？王队长悲痛欲绝地说：廖沙牺牲了，在轿岩山，金城川以北——让美国飞机炸中了……你的廖沙，没有了。王队长一个劲儿地摇头。
收下朴京淑送来的栗子，送走热泪长流的朝鲜妇人，王队长大喝一声：
“通讯员！叫廖沙跑步来队部！”
当廖沙有气无力地喊了报告，一脸死相地走进队部的掩蔽棚后，王队长冷冷地说：
“廖沙呀廖沙，你个二毛子还真骚情，把人家引到队里来啦？老实说吧——咱们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犯了错误，犯了纪律，我对不起党和组织，给志愿军脸上抹了黑……”廖沙一个劲儿地检讨，态度诚恳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