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宣化女中早已复课。但我当时心思早已不在功课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和美国军队作战的消息像一颗炸弹爆炸，使人们震惊不已。记得当时《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社论，标题是：为什么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我们高声朗读这篇社论，高呼口号，上街游行，签名表决心，捐款……我感觉自己被卷入一股潮流中，身不由己，整日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中。
但是不久，我就遭受了歧视性打击：当军事干校要招生时，女中许多学生报名，我当然也积极要求。但在交报名表时，学生会一位同学瞥了我一眼，随手把我的报名表扔到一边：
“你，辜夏，不行！”
“我怎么不行？体检我合格了……”
“你是什么家庭成分？地主资本家！怎么能到军事干校呢！”
现在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我当时处于怎样一种羞辱之中！在同学们众目睽睽之下，我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从此我再没去学校。
父母问我为啥不去学校，我就说，不想上了。但是，细心的母亲发现我时常暗自垂泪，便追问我缘由，当然，即使后来父母都知道了我辍学的原因，除了叹惜外，也无能为力。父亲甚至感到歉疚。有一次他对我说：
“小夏，爸对不起你……不过，这也没办法，这是命哇。咱就不当军官了吧，当老百姓好，混个安稳饭吃……”
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女儿前途遭遇的绝境，当事情有了重大转机之时，父母该会为我如何高兴！女儿遂愿了，等于父母也遂愿了。父母亲真是一心为女儿好，哪里想到，即使是女兵，到了军队，也难免上战场，难免伤残，难免生生死死的遭遇呢？
——那是我家佣人蔺妈回乡下一个星期后，返回我家的时候，正是傍晚我们一家人正在围桌吃饭。父亲被搀到桌边，强撑着坐在凳子上，喝着小米稀粥。我呢，掰了一块窝窝头扔到嘴里却咽不下去，没完没了地嚼着。这时候，敲门声响起。
“是蔺妈回来了！”母亲说着前去开门。
蔺妈跨进门来，着一个篮子，篮子里盛着从乡下带来的一点干菜和几个鸡蛋。
蔺妈放下篮子，直起身来，摘下头上的驼色头巾，我看见，蔺妈一脸笑容！
“你笑啥？”母亲问道，觉得诧异。
“小夏，”蔺妈笑眯眯地对我说，“你不是想当解放军吗？可有办法啦！”
接下来，蔺妈便把这个对我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宣布了——
原来，她回到乡下，正巧遇到她哥哥的儿子——她的侄子回乡探亲！
“我侄子叫蔺有亮，早就参加了八路军，说是当了营长！挎着盒子枪！我问他，能不能往部队上带个女兵参军，他说谁？我告他谁。他问识字不？我说，人家上女中哩！他点头说：行！”蔺妈兴高采烈地述说。
“他说行？”我惊喜地追问。
“他说行！”蔺妈再次肯定道。
我看见父亲和母亲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甚至感激地直向蔺妈点头。
“那啥时候走？”我追问。
“七天八天，他离家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一道去！”蔺妈征询的眼光望着我的父母。
这时候，我发现父亲和母亲的表情开始僵滞了——笑容渐渐消失，代之以极为复杂的情感。大约是看到行期如此之近，又不忍与爱女别离吧！
“是参加啥部队？小夏去了干啥？”母亲开始发问了。
“他问小夏漂亮不？我说跟一朵花儿似的，又有文化。他说，部队就缺有文化又漂亮的女青年，当文化教员，还有什么文工队……”蔺妈详细介绍着。
“啥叫文工队？”母亲问。
“就是演出文艺节目的，吹拉弹唱呗！”我见蔺妈张口说不上，赶紧回答。
“那不是戏子吗？”父亲开口了。
“爸，你还是封建老脑筋！”我嗔怪道，“那是文化工作，所以叫文工队！”
“不会上朝鲜跟美国人打仗吧？”父亲最担心的事就是这个。
蔺妈迟疑了一下，说：
“我问有亮了，他说部队想上朝鲜，还怕轮不上呢！再说，就是打仗，也轮不着这些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呀！你说是不，掌柜的？”
父亲低头不吭气了。
“爸，妈，”我下决心说道，“你们让我去吧，我到了队伍上，就成了人民解放军，也算参加了革命！那你们的身份就变了，成了革命军属，以后日子就会好过些……”
事不宜迟——匆促做了决定后，母亲和蔺妈开始为我匆忙做上路的准备：打点些衣物、鞋袜。母亲想为我找旧衣服改一件当时流行的列宁服，但先是找不到样子，后来借到了样子又觉得绸料不合适，换了一块旧布料裁了又不合适，最后还是让我穿了一件黑地碎红花的棉袍离了家。
临行前的那天夜里，母亲和蔺妈为我赶缝了几个新的月经带儿，用布缝成长条形口袋状，开口处用一根别针别上，用的时候，可以填进些干净的草木灰，可以吸湿；用过可以清洗后反复使用。母亲把几个月经带塞到我的包袱里时，我还嫌多，但蔺妈说，你成大姑娘了，带上吧，别嫌多！妈妈还悄悄叮嘱我，到了部队上，见到合适的军官，就找一个吧，要找人品好的，妈不在跟前，你自己小心拿主意……把我说得红了脸，还嗔怪母亲：人家是去参军，您老说这些干啥？现在想来，那新缝制的例假带儿和妈妈临别的嘱咐，都是我以后遭遇麻烦的最早预兆！
那天晚上，父亲让母亲把我叫到他床前。他欠身用哆嗦的手从枕下摸出两个金戒指和六块银元，用一块绢纱包着托给我——
“带上吧，这是爸的存货。”父亲深情地说，“也许用得着……”
我坚辞不带。
“到部队吃穿都是公家供给，用不着！”
“你爸给你嘛，你就拿着吧！”母亲说。
在母亲和蔺妈劝说下，我只拿了两枚戒指，留作纪念，因为两枚戒指一枚是母亲戴过的，一枚是父亲戴过的。母亲戴过的那枚镶着红玛瑙，父亲戴过的那枚镶着一块指甲盖大的翡翠。两枚戒指都是父亲的首饰行作坊自己打制的，而且是父亲精心制作的手工。
现在回想起来，父母送走刚刚成年的爱女之际，他们心中也许对女儿的未来有着模模糊糊的美好憧憬，而不可能料想到女儿的命途坎坷。而我匆促间的离家而去，便踏上了我的不归的人生旅途。让我至今懊恨不已的，一是与父母轻率别离，从此再无相见；还有就是，从那时迈出家门的第一步起，到如今，我的一生竟过得如此匆匆，就像是小时读书时按老师的命题作文，匆匆忙忙打下了一篇草稿，还来不及修改润色和誊清，铃声已骤然响起：该交卷了。
我承认，在我一生度过的六十多个年头的日月里，回忆中最难忘的就是入朝作战那几年的事，那时间我度过了我青春年华的美好时光。好比一枝花儿，开花之前的日日夜夜，似乎都在为花蕾绽放的一天酝酿准备。而花开后，灿烂不过一旬。忽经一夜风吹雨打，凋零了。余下枝叶虽还葱绿茂盛，但也只等最后秋风袭来，落叶枯黄了。
还是从离开家的那天说起吧——
那是一九五○年十一月间一个晴朗的冬日，上午八点多钟，我辞别了里屋病榻上的父亲，走出家门。母亲和蔺妈出来送我。蔺妈给我提着一个包袱，母亲为我提着一只塞得鼓鼓囊囊的花布兜子。那时，宣化城的南北大道上已经人来车往。铃声阵阵的垃圾大车早已驶过。各店家泼街的伙计也已经收起了洒水的铜盆。沙石土道上，刚洒过的水花儿浸入地上，凝成一片片冰花，既不太滑，又镇住灰尘。从东城墙那边，暖和的阳光已经照射过来，照亮了鼓楼，照亮了各家店铺的门脸儿。卖切糕和发糕的小推车已经停在了路旁。小贩儿吆喝着：
“切糕——切糕——”
母亲走到切糕摊儿前，买了一刀切糕，用草纸托着，热腾腾递给我：
“快吃吧，吃了糕路上不饿。”
软软的黄米面切糕，中间一层豆沙和红枣儿，香气扑鼻，是我从小爱吃的东西。但是，这次离家前吃的这一次，倍觉香甜，令我难忘。
小城真的不大。母亲、蔺妈带着我，三个人走过朝阳楼路口，再向南，过了南城门，走不远向右边拐，到了火车站。
青砖砌墙的小候车室里，条椅上坐了些候车人。地上放着柳条箱、帆布箱之类行李。我和母亲找墙角椅子刚刚坐下，蔺妈便喊道：
“有亮！有亮！”
就见售票窗口几个人中闪出一个军人，他答应着，到墙根提了他的一只帆布箱，走到我们跟前。不用说，这就是蔺妈的侄子，那位回乡探亲的解放军营长了。
我注意观察着这位“军官”：一身旧棉军装，布料黄里发白；头戴一顶黄棉布军帽，足蹬一双高腰的黑皮靴。最惹眼的，是他的黄铜扣腰带，铜扣磨得锃亮；斜挎着一支手枪。枪装在一个皮套里，显得沉甸甸的。他的个子比较高，有一米八左右，瘦脸，高颧骨，一脸黑胡碴子，看上去四十多岁。
在蔺妈的介绍下，我母亲和这位营长问候、寒暄。母亲一副极为感激的表情，一个劲儿地弯腰点头致谢：
“谢长官了，谢长官了……盼着您多提携小女，多照顾，她还小……”
“不用谢！她是跟我参加革命，”营长的话音很洪亮，“我们不称长官，称同志。”
“营长同志，”母亲谦恭地点头道，“你为小女引荐到部队，大恩大德，本想请您到朝阳楼，宴请答谢，可您不来，那我们怎么谢您呀……”
“嗐，都是自家人，什么谢不谢的！”蔺妈插话了，一边把我拉过来，向营长介绍，“这就是小夏，你看，多漂亮的姑娘！”
我向蔺营长鞠躬，说：
“谢谢营长，给您添麻烦啦！”
“嗯。”蔺营长盯着我看了一眼，“没问题。”说罢，他干咳了一声。
我不知他说的没问题，是指我当兵的事没问题呢，还是他对我比较满意而没问题呢。由于和他不熟，我有些拘谨，不敢多问什么。
几个人默默站了一会儿。远处似乎响起了火车汽笛声。
进了站，到月台上。母亲最后叮嘱我：
“出门在外，凡事多留个心眼儿。”
“嗯。”我答应。
“遇到难处找蔺营长，他会帮你的。”
“嗯。”我答应。
“常给家写信。”
“嗯。”我又答应。
火车进站了。黑乎乎的庞然大物鸣着笛，喷着蒸汽，驶进车站，缓缓停了下来。火车头夹裹着一阵冷风扫过我的棉袍。母亲和蔺妈把我和蔺营长送上火车，把我的包袱和兜子安放好，就下了车，到车窗口等着车开。
00车开动时，我看到母亲流泪了。寒风掠过母亲的脸，她的一绺黑发从头巾里散落，在风中摇曳。那一刻，我觉得母亲好像忽然显老了。一年多来，母亲从一个美貌的妇人，不知不觉要变成一个老太太了。现在想来，母亲当时不过才四十岁出头，而她比我的父亲要年轻十八岁。
“妈，你们回吧，”我对车下向我张望的母亲催促，“多保重身体，照顾好我爸……”
母亲开始跟车小跑，一边向我张开双臂。
蔺妈也高喊：
“有亮，小夏就托付你啦！你就把她当成自己的妹子吧——”
汽笛长啸声中，我满眼泪水，注视着月台上母亲和蔺妈越来越小的身影。
十六周岁的我，从此永远告别了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