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金到遵义，行程四千余里，历时两个多月。这段路程，特别是在进入贵州之前，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处境最被动，损失最严重，大家的心情也最焦急的一段路程。
出发时，王明路线的领导人强令部队采取“甬道式”的搬家方式，左右两翼，由一、三军团担任前锋，八、九军团负责掩护，五军团在后压阵，中间是庞大的中央军委纵队，携带着各种笨重的“坛坛罐罐”，在狭窄的小道上，前呼后拥，磕磕碰碰，互相拥挤，缓慢地行进着。
干部团直属军委纵队，是军委纵队一支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担负着直接保卫军委首长和领导机关的光荣任务。行军时一般都走在纵队的最后面，上干队又常常是走在全团的末尾。敌人前堵后追，机构这么庞大臃肿，行动这么缓慢拖沓，看到这种情况，大家都心焦如焚。原先以为转移可以调动敌人，乘机打破敌人的反革命“围剿”，现在却被敌人紧紧追赶着，是在拼命逃跑，处处挨打，处处被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和许多同志一样，感到困惑、不安，又无处打听，只是跟着纵队一个劲地往前走，不停地走！
当时，上干队只调给一匹牲口，主要用来为病号和一些年纪较大的教员驮运行李。队部除我这个队长以外，有一个卫生员，负责给大家治疗各种小的伤痛。还有一个挑夫，是个哑巴，瑞金附近人，原先就是红大的伙夫，挑着两个铁皮文件箱，跟随部队长征。我这个队长，既没有通信员，又没有牲口。好在当时我才三十出头，身体也还健壮，行军时，一个小背包，一袋干粮，一只水壶，往肩上一背，就大步走在队伍的前头了。
为了防止敌机空袭，开始一段时间，部队大都是夜行昼宿，只是在通过森林地区和那些极难行走的小路时，才在白天行军。一到驻地，教员和学员们休息了，我往往还要先去了解一下当地的社会情况，要到各科，以至各班看一看是否都住下了，检查一下岗哨警戒派好没有，有时还要到团部去参加一些短会，领受某项任务。
一路上，谁也说不清翻越过多少座山，淌过了多少条河。攀登时最艰苦，因而留下印象也最深刻的是，翻越一座叫老山界的高峰。那天已经是下午了，开始大家听说只要走三十里路就可以越过山顶，并没怎么把它放在心上。谁知越走山越陡，越走路也越窄。到后来竟像在爬梯子。这时已经快到半夜，许多牲口都拥挤在陡壁跟前。天上虽有星光，许多同志手里还举着火把，但路毕竟太难走了，一不小心，人马都可能滚下山去。上级只好下令：就地宿营，明天拂晓再走。这样陡的山坡，在一条宽不过两尺的小道上，躺下来睡觉是太难了，但又没有别的法子可想。有的同志把油布和毯子往身上一裹，横着心躺了下来；有的找到一块坡度稍缓的地方，背靠背地坐下打起盹来。由于实在太疲倦，大家竟酣然入睡了。直到第二天黎明时，炊事员已把饭做好，大家吃了一点后，又互相拉着推着，艰难地爬过这段陡岩石梯，登上了山顶。
在这一段行军途中，我们上干队的同志，虽然没有同前来围追堵截的敌人面对面地交过手、打过仗，但一路上遇到的艰难险阻也是不少的。除了要防止敌机的轰炸扫射，防止小股敌人的偷袭以外，还要同各地的恶霸地主武装——反动民团和特务分子的破坏袭扰作斗争。在途经广西境内的时候，敌人就使出了很毒辣的一手：他们不但事先在我们经过的地方，把粮食和民房烧掉，增加红军吃住的困难，而且派遣了不少特务和坏分子，打扮成普通群众，混进红军的驻地，等到夜深人静后，就在村里村外放起火来。当地的民房一般都是竹木结构，鳞次栉比连成一片，火势非常迅猛，很难扑灭。许多民房都被烧毁。然后，特务们又到处造谣，说红军杀人放火，把罪名加在红军头上。我们上干队的驻地也曾遇到过几次，晚上经常要起来救火。有段时间，学员们不但要背着背包、枪支行军，还要携带着救火的工具，以免宿营发生火灾时忙乱中找不到工具灭火。开始大家很纳闷：为什么半夜会起火呢？后来大家提高了警惕，派出暗哨进行监视，发现起火，就迅速灭火、搜查，终于当场抓获了几个放火的家伙。经过盘问，才知道是敌人在有意捣鬼。
从离开中央根据地开始，蒋介石便在红军前进方向上，设置了一道又一道封锁线。对于敌人的围追堵截，王明路线领导人惊慌失措，一筹莫展，只知道命令部队死打硬拼。这样，就迫使一、三、五、八、九军团等红军主力部队，同二三十个师的敌人，进行着紧张、激烈的战斗。特别是在过第四道封锁线时，指战员们浴血苦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掩护中央军委纵队渡过湘江。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当时，我和上干队的同志，对于主力部队如何苦战的详情虽然无从得知，但部队受到严重损失是知道的。有些同志开始偷偷议论：“老是这样被动挨打，怎能打破敌人的围剿呢？”“看来不换领导人，是扭转不了被动局面的！”对我来说，感受就更加深切。从一九三○年到达中央苏区以后，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我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参加者。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下，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都只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虽然毛泽东同志被排挤离开了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但由于王明路线还没有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还在起作用，粉碎敌人这次“围剿”，也只用了大约三个月时间。唯有在这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由于王明路线领导人推行着一整套错误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听任李德进行瞎指挥，尽管红军指战员英勇作战，历时一年，最后还是不得不完全放弃中央根据地。现在，在长征途中，部队又受到如此惨重损失，这怎能不叫人心痛，不令人气愤呢！在这次反“围剿”斗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成了王明路线领导人转嫁罪责的牺牲品。现在该是他们认识错误的时候了！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肯定能战胜错误路线，我从一开始就满怀信心，但也知道，道路是不平坦的，错误路线不到碰得头破血流，是不会回头的。由于自己当时的处境不好乱发议论，所以我总是在心里暗暗希望，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刚接到要“转移”的通知时，我看到了这种希望；现在，我预感到这一天的到来，为期已经不远了。唯一感到不安的是，取得这一胜利，竟然付出了这么惨重的代价，而且不知道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蒋介石已察觉我军的意图是要与二、六军团会合，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当时为李德作翻译的伍修权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面对这一情况，李德竟然坚持按原计划行动，把已经遭到惨重损失的三万多红军，朝十几万强敌的虎口中送。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而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中央迫于形势，只得接受了这一正确建议。”李德的这种顽固态度，我当时不得而知，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又开始在起作用是听说了的。随后召开的黎平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其基本精神也知道一些。得知这些情况以后，我精神为之一振，心想：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红军这下有救了，错误路线的末日看来真要到了。我当时的喜悦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只觉得行军走路，步子也轻快多了。
大约就在到达黎平前后，上级任命余泽鸿为上干队政治委员，苏进接替他任政治科科长。苏进是日本士官学校学生，原先在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当副团长，参加“宁都暴动”过来以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过红军的师长。以后也因犯“错误”受过王明路线的迫害。余泽鸿任政委，分担了我一部分领导责任。需要向全队布置的事情，我们总是事先碰头商量一下。这样，工作也就做得更加周到一些。
1935年元旦，我们到达了乌江南岸的猴场附近。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强占乌江渡口后，军委命令干部团特科营的工兵连迅速架设浮桥。在这样一条水深浪急的大河上架桥，是一项既危险又需要较高技术的艰巨任务。上干队的教员何涤宙被调去进行技术指导。何涤宙在国民党军队里曾任过工兵团团长，到红大任工兵教员。他在架桥等土木作业方面，在当时称得上是个专家。以后过金沙江、大渡河时，先头都曾把他请去，研究能否架桥。长征以后，他入了党，但后来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说要去大城市看病，到武汉以后不辞而别，离开了革命队伍。架桥需要大批物资、器材。于是，我就带领上干队的其他学员，同干部团一、二、三营的同志一道，连夜到各处去搜集木材、竹子、门板、洋油筒、棕绳等等，并一批批搬运到江边。工兵连的同志昼夜奋战，很快把一座浮桥架了起来，中央军委纵队和各军团的后续部队，都从桥上浩浩荡荡地渡过了天险乌江。
几天以后，我们便随中央军委纵队进驻了遵义城。为保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顺利召开，各主力部队分别扼守着遵义周围的交通要道和关卡隘口。我们和干部团其他各营留在城区担任警戒任务。上干队一边休整，一边派出学员到人民群众中去做宣传工作，并动员青年参军。经过各单位动员，红军很快就增加了几千人。
在遵义休整了12天，我向全队学员简要地总结了离开瑞金两个多月的行军情况。值得庆幸的是，除了少数学员由于主力战斗部队需要，陆续被调走以外，全队没有减少一人。这固然同没有与敌人打仗有关，但是，主要原因还在于全队干部和学员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有顽强的战斗意志和艰苦奋斗精神。在从大树下出发时，有的领导人对周士第、宋时轮、苏进、冯达飞和包括我在内的一些曾脱离过党或被开除了党籍、犯有“错误”、“罪行”的干部，是很不放心的。为了防止我们逃跑或干出什么坏事，他们竟布置了一些学员，暗中监视我们的行动。现在全队连一个掉队的都没有，这就雄辩地说明，我们上干队的同志，无论是学员，还是教员，都是值得信任的，是忠实于革命、经得起艰苦条件考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