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学习空气之浓是空前的。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无论是一般干部还是党的高级干部,都是如饥似渴、孜孜以求,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军事理论,学习文化知识。后来人们称延安是革命的熔炉,革命的摇篮,革命的圣地,都不言过其实。正是在延安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在这种空前的学习运动中,一大批朴素的战士受到了革命理论的熏陶,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成长为自觉的战士,成长为革命战争的栋梁之材。延安的学习不仅使我终生难忘,而且使我受益终生。因而我想就自己的亲身感受,再谈一谈延安的学习。
使我首先难以忘怀的是毛泽东同志。他是延安学习的倡导者,也是延安时期学习的表率。1937年3月我到延安就任军委参谋长,我们的总参谋部与毛泽东、朱德同志等都住在延安城北凤凰山麓一个吴家地主的院子里。我们与毛泽东同志只有一墙之隔,亲眼目睹了他研究革命理论的情景。那时候的延安,是全国的抗日中心,毛泽东同志运筹帷幄,日理万机,掌握全国的形势,指挥着千军万马,工作十分繁忙。为了正确指导这场伟大的民族战争,毛泽东同志分秒必争地学习,进行了艰苦的理论研究。在他的办公室里到处都堆放着书,就是寝室的布置也别具一格——床头上总是放置着一个大型书架。他窑洞里的灯光,经常是通宵达旦地亮着。我每每去请示汇报工作,十有八九是碰见他在看书或是在写作。《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这些指导中国革命的伟大理论著作,就产生于延安这平凡的窑洞中,产生于昏黄的美孚油灯下。毛泽东同志非常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特别喜欢找各方面的专家来交谈。他研究哲学问题的时候,就经常找艾思奇同志来,一起探讨有关问题,请艾思奇做自己的哲学顾问。有从前方回来的同志,毛主席特别注意与他们交谈,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的时期。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运用自如,因而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有高屋建瓴之气势。他是那样的博学多闻,又是那样的永不满足。只要是他没有看过的书,他都要找来看。记得有一次,贺子珍同志到我家玩,看到我保存了几本军事书籍,就回去告诉了毛主席。一天,毛主席踱着方步来到了我的窑洞,对我说,听说你这儿藏了“宝贝”,给我看看怎么样?我一时愕然,不知主席指的是什么?当他说出是我的《战役问题》和《战斗条令》两本军事书时,我当时还真有些舍不得给他。这两本书是我在中央苏区时收集的。长征那样艰苦,过封锁线、爬雪山、过草地,几次轻装都没舍得丢掉,一直背到延安。在建立留守兵团期间,延安的军事书籍极缺,这两本书更成了我的“家珍”。毛主席看着我那十分不情愿的样子,又说,他借去看看,看完后一定还给我。这两本书就这样“借”给了毛主席,以后毛主席也没有“还”我。现在想起来,还为自己当年的“小气”感到好笑。那也是延安的艰苦条件造成的,那时要想在边区搞到这些书,真可谓“难于上青天”啊。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酝酿写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著名的军事著作时,曾把我和罗瑞卿、刘亚楼、郭化若等同志找去,和我们交谈这一军事理论问题。他提出为什么要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的位置,怎样指导游击战争,以及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中的外线作战等等问题,要我们各抒己见,像老师考学生似的,一个人一个人的回答问题。我记得当时毛主席主要问我游击战争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指挥要领。我回答说,就是要在军事上想方设法使自己处于主动的地位,因而要坚决地采取主动的进攻方略,要善于集中兵力,灵活地、有计划地运用兵力。毛主席对我的“集中兵力”的观点有些异议,他认为我的这个“集中兵力”的观点讲得不够明确。在当前敌强我弱的抗日战争中,在战略上,我们强调以分散的游击战争为主,而不是集中兵力的大兵团作战。集中兵力的提法,只用在战役战斗上,相对集中数倍于敌人的兵力,达到歼灭战的目的。对我的其他几个观点,则很感兴趣,表示赞同。谈完以后,毛主席给我们每人出了个题目,要我们每人回去写一篇文章给他。对我则嘱之将谈的几个观点写出来。我回去以后,进一步学习了军事理论,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进行了认真思索,还与参谋处的几位同志进行了研究,写了一个《游击战争指导要领》的提纲。在“指导的基本原则”部分里,我写了当着敌人向游击区域或有抗日政权的区域进攻时,采取被动的单纯防御,分兵把口,以至被敌人各个击破,这些都是游击战争指挥者的戒条。而要采取积极进攻的方略,集中主力消灭与削弱敌人,或行动于敌人战略要害上给敌以致命的打击,以这样进攻的方略来争取主动的地位。我还写了兵力的灵活运用,是转变敌我形势,变被动为主动的重要手段。好像渔人打鱼一样,既要散得开,又要收得拢。另外还写了要有计划性的问题。这篇文章送给毛主席以后,他认为还不错,让我在抗大、鲁艺讲这堂课。后来,这三个观点被毛主席部分地采用了。这一年,在延安召开的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毛主席又做了《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这两篇著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中日战争双方的特点,系统地回答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为什么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的,和为什么要采取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从理论上进一步批判了“亡国论”、“速胜论”。根据这一理论,毛主席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必须经过三个阶段,战略退却,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也就是敌人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我们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的转变,最后敌败我胜。毛主席这一光辉思想,当时在延安引起很大反响,我们都很敬佩毛主席这一科学的理论分析。大家从实践的基础上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真有顿开茅塞之感。这一理论,科学地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从理论上武装了全党的头脑,从而指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1938年底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针对王明教条主义对全党的思想影响,为了从根本上提高广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毛泽东同志向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提出了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号召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一个学习竞赛,看谁学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1939年3月,中央宣传部制订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延安4000多名在职干部,编班编组地坚持每日两小时的读书制度。我是在张闻天同志领导的学习小组里。小组里还有毛主席、朱德、李维汉、徐特立、莫文骅、柯柏年等同志。我们这个组专门学哲学,由艾思奇担任指导。艾恩奇在当时已是边区颇有影响的哲学家了,他上的哲学课通俗易懂,很受欢迎。我们这个学习小组的学习方式是由艾思奇写提纲,指定参考书,平日自学,星期六上午开一次讨论会。讨论总是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各种意见都可以畅说,最后由艾思奇做总结。那时我学哲学下了很大的工夫,学习收获也很大,并与艾思奇建立了友谊。直到解放后,每每遇到艾思奇,我也还向他请教一些哲学问题。那时,我们的这个学习小组还是延安的模范学习小组。有一次,我们小组学习完后,毛主席风趣地说,有人说我一毛不拔,今天我要拔一根毛,请你们大家吃一顿饭,谁让我姓毛呢!于是我们大家便在毛主席家会了一顿餐,开心得很。哲学学习从理论上提高了我们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在学习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中国的革命战争、探索战争的指导规律上大大提高了一步。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坚持南满斗争,入关以后的渡江、衡宝等战役中,之所以打胜仗,正是成功地运用了军事辩证法。这个功劳,也应当记在延安的学习上。
延安的学习最突出的一条,就是毛主席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毛泽东同志指出,所谓学风,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就当时党的状况来说,党已经成长为拥有几十万党员、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的党。但是,由于十年内战时期“左”的错误还未来得及进行系统的清算,由于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加入到党的队伍里,党内还存在着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而主观主义又以教条主义为当时的主要危害。1942年,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延安开始了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学习运动。中央指定了22个学习文件,编印了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件。学习这些文件,回顾党所走过的道路,总结历史经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意义认识更加深刻了,对王明为代表“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认识更清楚了。同时,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学习,端正党风、学风、作风,对每一个人都是很实际、很深刻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