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声地纠正他说，好像越王勾践是那个睡草棚吃猪苦胆的。
他说，不管是吃苦胆还是钻裤裆，反正只要是最后都过上了锦衣玉食的好日子就对了！
就是在返回北京的路上，我认识了那个在北京蒸馒头的老乡。
到了北京后，他问我，以后打算做些什么呢？
我说，一时半会儿还真的想不出来。
他说，那就先由着性子自己找点营生吧！如果最后实在没的做，就来找他，他可以帮我介绍一个卖馒头切面的地方做伙计。
我说，好。
然后，我们便分开了，开始各干各的。
我第一份营生，是在虎坊桥附近的一个早市上，练了一个卖香菜的摊儿。
我是在那个早市溜达的时候，偶尔发现了其中的商机的：那一天，当我看见一个安徽的小伙子卖香菜卖得很红火的时候，便动心了！
最主要的是，做那个买卖，需要的设备极其简单，一辆自行车、一个蛇皮袋和一个弹簧秤就够了，并且，在早市上摆摊，也不用办什么营业执照，只是每天交给街道上的大妈们一块钱的卫生费就OK了。
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上货的地方给套出来就万事大吉了。
于是，我来到了那个安徽小伙子的摊位前，先是买了一把香菜，然后，便开始和他套磁。
我佯装跟他很熟似的说，哥们，最近咋样啊？
他说，还凑合吧。
我又说，还是去那地儿上货吗？
他说，是啊，算下来，新发地的菜还是比岳各庄便宜一点。
于是，我便记住了那个上货的地方叫做新发地，并且，还有另外一个叫岳各庄的市场。
紧接着，在那天的下午，我便置办了一辆二手自行车，一个弹簧秤和几个蛇皮袋，准备第二天开业。
我最终选择了新发地作为我的上货地，主要是因为，那个地方相对好找一些，听那个安徽孩子说，顺着京开路，往南一直走，慢慢就到了。
并且，我也决定了自己以后只卖香菜，因为那个看上去和操作起来都相对简单。
第一天去上货时，我起得很早，在凌晨三点左右的时候，我就到了那个叫熊猫环岛的地方了。那时的北京，经常有些早起的人们在练"狮子吼"，在寂寥的夜空里，不时地传来一声声的长吼——
嗷……
于是，我也一边蹬着车子，一边回应着他们——
嗷……
除了回应那些老人们的"狮子吼"，我还经常在上货的路上哼着郑智化的《水手》，我觉得，那首歌基本上就是为在北京漂泊的人写的，我尤其喜欢那几句歌词——
长大以后为了理想而努力
渐渐地忽略了父亲母亲和故乡的消息
如今的我生活就像在演戏
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戴着伪善的面具
总是拿着微不足道的成就来骗自己
总是莫名其妙感到一阵的空虚
总是靠一点酒精的麻醉才能够睡去
在半睡半醒之间仿佛又听见水手说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
现在想想，我还是那种有一定商业头脑的人呢。
我是五毛钱一斤上的香菜，在卖的时候，我把一斤香菜分成五堆，每堆标价三毛，如果只是这样硬生生地去卖，我最终肯定也成不了早市上香菜销售一哥的。
现在想想，我那个超级给力的营销方式，即便是写进哈佛商学院的教材里，也基本上不算过分。
其实那就是个很简单的思维置换游戏。
每天，当我将一堆一堆的香菜摆放妥当后，我便会将其中的两堆特明显地标价为一块钱，而那两堆的分量与质量，则和那些标价三毛钱一堆的一模一样。
这样一来，那些来我的摊位买菜的主儿，在看清楚了那悬殊的标价之后，几乎个个都像捡了便宜似的，扔下钱拿起三毛一堆的香菜，便逃跑似的急匆匆地离开了，生怕我反悔。
所以那时，我的香菜，基本上总是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便已售罄。这一点，常常让那个安徽的小伙子看得目瞪口呆，他始终都没想明白我到底用了什么旁门左道。
在那段日子里，每次在收摊后，我蘸着唾沫数那些零钱时，心里便幸福得不得了。我想，这样下来，用不了多久，我就可以给家里邮寄些钱了。
那时的幸福，同时还包括，在收拾完香菜摊儿后，我便会到一家叫做小肠陈的卤煮店，看着晚报，就着啤酒，吃上一碗加饼的卤煮。
我的这种幸福仅仅维持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戛然而止了，那个早市因为城市建设的需要给取缔了。
在早市被取缔之后没几天，我便按照地址找到了那个蒸馒头的老乡，说，我又失业了。
他安慰我说，没关系，虎坊桥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就在当天的下午，我便被他安顿在一个和他有业务关系的馒头摊上做了伙计。
我那老乡还真是善良，他怕我会因为卖馒头的差事感到难为情，便一个劲地对我讲韩信当年也受过胯下之辱的典故，只不过他开始的时候把韩信记成越王勾践了。
我小声地纠正他说，好像越王勾践是那个睡草棚吃猪苦胆的。
他说，不管是吃苦胆还是钻裤裆，反正最后都过上了锦衣玉食的好日子就对了！
我供职的那个馒头摊是在广渠门外一个叫垂杨柳的大街上。
我很是喜欢那个诗情画意的名字，但让我很纳闷的一点就是，在那条大街上，我始终也没有找到一棵婆娑的垂着的杨柳树。
馒头摊的老板是一个姓裴的大姐，她是个下岗职工，因此尽管身为老板，但人却随和、善良得不行。
裴大姐有一个儿子叫做亮亮，那时亮亮虽然只有十岁多一点儿，但却特别喜欢记各种名车的牌子。于是，每当我卖完馒头收摊之后，便会带着他满大街地去看各种各样的汽车，差不多，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才开始知道那些如劳斯莱斯、凯迪拉克一类的名车的。
也就是在那一年，一部叫《廊桥遗梦》的电影迅速地风靡了北京，据报纸上说，很多人看完那部电影后，都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走出剧院，场面很是感人，于是，我便也很想去看一遍，但后来到了紫光影院一问，才知道电影票很贵，我于是作罢，转而去书店买了一本价格相对便宜的《廊桥遗梦》原著。
不久，便因为那本书，我认识了羊蝎子店的老板娘杨芳。
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以为杨芳是因为喜欢诗歌，才最终和我成为了那如漆似胶的哥们呢！
终于有一次当我俩再次搭上话时，我才知道她仅仅是喜欢我写在《廊桥遗梦》扉页上的那一句话而已，她说她压根儿就不喜欢什么狗屁诗歌。
我很是失望，就骂她，既然不喜欢诗歌，当初，还一脸文艺地跟我瞎扯淡！我还当我自己是遇到了微服私访的舒婷了呢！
杨芳说，她是真的很喜欢我写在扉页上的那句话：舞在阳光里的尘。
我问，为什么呢？
杨芳说，因为，那句话就像是在说她现在的状态，她现在就像是一颗尘埃，追逐着阳光，却最终落于俗流。
一直到了杨芳离开北京去法国读书之前，我方才弄懂了她说这句话的意思。
杨芳经常带着我去西单的"乡谣酒吧"听那些歌手们唱歌，她说，音乐和酒都是她所喜欢的，能使她暂时忘却忧伤。
那时候，杨芳很是欣赏那个高个儿的新疆歌手马条。她说，从马条的歌声里，能听出天山的回声。
杨芳有几次都请我帮她去给马条敬酒，而马条每次都是很豪迈地将酒一饮而尽。那时候，二十一杯的德国黑啤酒，基本上与现在二百一杯的鸡尾酒是一个档次。
一九九五年的北京，街头上还没有太多的霓虹灯，而每一次，当杨芳在喝多了之后，她都要扯着嗓子、蹂躏着罗大佑的那首《鹿港小镇》——
北京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北京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西单的街道西单的爷们
在乡谣酒吧里唱歌的人们
……
有好几次在喝得酩酊大醉之后，杨芳都是赖在放着挂面机的我的小屋里过夜的。
喝大了的杨芳，除了肆无忌惮地蹂躏罗大佑的歌之外，还常常又哭又笑，就跟神经病没有什么两样。
每次见她这样时，我都恶狠狠地威胁她说，要是你大爷的再瞎闹腾，我就直接把你送到右安门那个精神病医院里去了。
杨芳一听就更变本加厉，她蹦着高地冲我喊，要是我不把她送进那精神病院去，我就不是中国人养的！
基本上，每次到了最后，大都是以我丧权辱国的妥协而告终。然后，她说去哪里我便带她去哪里。
然而每次到了最后，基本上杨芳都会将手指向我住的那个挂面房。
杨芳是在第一次跟我去挂面房睡觉的时候，才知道了我与红袖之间的故事的。
我住的那个挂面房，大概有五米见方，那里除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桌子之外，还有个电动的挂面机。如果是在平时，就算是两个人，挤一挤，侧着身子，那张小床勉强也能挤得下，但是那天，当我把喝醉的杨芳放在床上时，她随即一个四仰八叉的大字形的睡姿，就把整张小床给霸占了。
我懒得和烂醉如泥的她去理论，于是，在帮她将鞋扒下来后，就趴在旁边一张小桌子上呼呼地睡了。
杨芳清醒过来的时候，天还没亮，见我正趴在桌子睡，她揪着我耳朵便把我弄醒了。
我说，你丫能不能人道一点啊！老子正做着娶媳妇的梦呢！费半天的劲儿，我方才把那媳妇给忽悠到洞房里去。
她说，严肃点，问你丫一个问题！
我说，有屁快放，待会儿我还得接着入洞房呢。
她说，我好看吗？
我说，好看啊。
她说，我可爱吗？
我说，可爱啊。
她说，有多可爱啊？
我说，要多可爱有多可爱。
她说，那你喜欢我吗？
我说，喜欢啊。
她说，有多喜欢啊？
我说，要多喜欢有多喜欢。
于是，她一个巴掌便朝我脑袋拍将过来，说，喜欢个屁！喜欢我你丫还离我十万八千里远地一个人睡觉？
于是至此，我方才从头到尾地给她讲了一遍，我与红袖那段在唐山发生的故事。
不知为什么，我淡然讲述的口吻，就像是在说一个别人的故事。并且，那一次，我对红袖迷失在深山老林的那段假设的情节，讲得特别入戏，以至于让我觉得，自己似乎真的是披荆斩棘地去了那样一个深山老林，也真的用那猎来的麋鹿或者火狐的皮子，去向那樵夫或者猎户换取过红袖的消息。
待到后来，当我说到我从红袖的学校离开时，对于自己是否回过头去看窗口的细节是那么的模糊不清时，一向看起来粗枝大叶的杨芳，有好几次都哽咽着差点哭出声音。
最后，比我还小不少的杨芳像个大姐似的，充满怜爱地紧紧抱了抱我。她泪眼婆娑地说：你丫也真够坚强的，要换成是我，如果错失了那样的一段爱情，肯定会疯掉的！
也是在那次不久，杨芳给我讲述了她的秘密。
之所以到了后来，即便我已知道了她的秘密，我还是觉得她依然端庄美丽，是因为，那天在她向我讲述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时，没带一个脏字，更没有哭天喊地地去拿什么命运说事。
她很清楚自己的方向。记得最后她好像还对那个男人用了"谢"字，因为，那个人答应过她，让她去实现那个做服装设计师的梦想。
再后来一些的时候，杨芳即使再喝醉了，她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疯疯癫癫的了，虽然偶尔她还是会赖在我那个挂面房里过夜，但基本上每次都不再四仰八叉地把那张床给占完了，于是，我也就能侧着身子抱着她凑合着睡在床上了。我特别喜欢她头发上的紫罗兰的味道，那种味道，常常让我想起春天的早晨。
就在那段时间里，我家里一连来了好几次电话，意思都是说我爹的病情已经很是严重了，所以，希望我能尽快找个能挣大钱的工作。
在电话的这端，我对我娘说，好的。
而这些情况，我后来都告诉了杨芳。
她说，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
我说，一定会的。
不久，杨芳便去了法国，走之前，她留给我了五千块钱，她说，希望我能做点什么。
送走了杨芳后，我随即向那个裴大姐口头打了个辞职报告，便一阵风似的，直接扎到了北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