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12岁生日那天，他父亲邀我一起到监狱去。他挨个进入每一牢房，给一个个犯人就诊。对待那些人——他们大多是酒精中毒或肺炎——他也是非常讲究，每检查好一个病人都用肥皂洗手。在把听诊器贴到病人胸部之前，他用嘴把金属听诊器呵热，仔细地用手掌按放听筒圆盘，以使他的手指和拇指根部能直接贴到病人皮肤上。“你要接触他们。”父亲解释说：“有时候这就是你所能做的，除了所有的需要外，他们需要的是同情。”
面对有难度的诊断，父亲总是微微地说些什么：“看上去像是……”或“使我想起……”我当然不会答应这些具有修辞色彩的自言自语。但有一次我却答应了。那是在急诊室里。父亲正在给一位因车祸而致伤的病人检查胸腔。他有几根肋骨折断。
“现在我们这儿有什么？”父亲轻声自言自语道。“就像撑开的伞，里边的骨头都断了。”我大声说道。父亲把手按在我的手上：“他醒着，你知道，我肯定他听到你说的话了。”
父亲曾对我说；“许多时候，你什么也不能做，但有一点除外——要多说些同情的话。”他认为，这对病人及他们的家属有着极大的价值。
“为什么每个人都得死呢？”我问道，“这不公平，要公平的。”他纠正道，“这是人的一部分。如果不这样，那将更糟。
人就像旧画。它们可以暂时得到修复，但总要消失的。此外，人们比你想像的要勇敢得多。”在我15岁生日前，父亲在诊所里倒了下去，两天后便去世了。
自此以后，我开始了医学生涯。大学毕业后，我到纽黑文的一家医院工作。一次，一个患腿溃疡的病人躺在检查台上。我作了自我介绍。
“过去在特洛伊有个医生。”他说，“和你的名字一样。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大约20多年前，他治好我的脚气。”此时此刻，我的眼睛模糊了，我眼前的所有东西似乎都在跳动，在闪光。
他是我的父亲。”过了一阵后我说道。
“一位很好的医生。”他说，“一个好人。”接着又说：“你认为能治好吗，医生？”
“行！”我对他说，“伤一定能治好，我可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