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贸易
市邑、墟集
乡村集市
相传神农作市，这种市无疑是乡村集市。《史记·平准书》载，因井田以为市，显然亦是乡村市场。
孟子更是形象地描写了站在乡村市集的高地上，操纵贸易、伺机牟利的“贱丈夫”。
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
（《孟子·公孙丑下》）
后来人们把操纵和把持贸易的行为，叫做垄断，就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
战国时，这类农村集市已为数不少。市井图画像砖（拓片）
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伞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声****乏。（《管子·乘马》）
另有资料说，战国时，中国已有800～900个城镇。
据《汉书·地理志下》载，汉代全国分为130个郡国，1587个县、道、国、邑，6622个乡。在郡县乡村中都有市场。县以下定期集市贸易的小邑，称为市邑。汉代，这种市邑数以万计。
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王符《潜夫论》）
另据日本学者估计，西汉后期（公元2年）全国有大小城镇37844个。
西汉时，全国“名都”只有20来个，郡国县道所在的城市1710个，加在一起，约有1730个。从37844个城镇中，减去这1730个县以上城市，尚有36114个乡村集市，即市邑。与上述“市邑万数”的记载是一致的。平均每个乡有6个市邑，每县约有24个市邑。汉代，县的面积一般为方圆100里，人口多的地方，县的面积较小；人口少的地方，县的面积较大。也就是说，每方圆100里内，平均有24个乡村集市，约为战国时期城镇集市数的5倍。
农村小集市的名称各地不一。或叫做“市”，或叫做“墟”、“痃”、“亥”、“场”、“集”、“街”……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从这些杂乱名称中，我们不难窥见其面貌。乡村集市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交易时间短暂。战国时的市是朝满夕虚式的，早晨起来赶集，晚上散去。市罢人散，市场空空。
市，朝则满、夕则虚，非朝爱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战国策·齐策》）
定期集市。每隔三五日，或十日八日，集会交易一次。而不像城市市场那样是常设的。“墟”的名称鲜明地反映出这一事实。
柳宗元在《柳州峒氓》中引《青缃纪录》说：
岭南人谓市为虚，盖市之所在，有人则满，无人则虚，而岭南村市，满时少，虚时多，故谓之虚。（《柳河东集》卷四二）
宋人吴处厚进一步解释了称市为虚的原因：
岭南谓村市为虚。柳子厚《童区寄传》云：“之虚所卖之。”又诗云：“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即是也。盖市之所在，有人则满，无人则虚。而岭南村市，满时少，虚时多，谓之为虚，不亦宜手。（吴处厚《青箱杂记》）
“痃”（亥）市的名称也很形象生动。痃疟是一种定期发作的疾病，人们以此称呼当地间日或几日举行一次的集市。
又蜀有痃市，而间日一集，如痃疟之一发，则其俗以冷热发歇为市喻。
江南人觉得这种称呼不雅，而改“痃”为“亥”，以符合当地寅、申、巳、亥日集市的习俗。唐朝大诗人白居易《东南行》中的“亥日饶虾蟹，寅年足虎豸区（出）”诗句中所说的就是这种农村小集市。
活跃于这种集市上的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农民以粮食交换手工业者制造的农具、用具和酒、肉等日常生活用品。农忙时，手工业者还把农具运到田间地头出售，农民以五谷、货币购买，或赊贷。所卖农具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器不善者不集”，不合格的产品是不拿到集市上出卖的。
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鞔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币）易货。或时贳。（《盐铁论·水旱》）
这种市场上还没有看到商人的身影，进入市场的货物就地摆设，买卖，“老翁主贸易，俯仰众所尊”。有的农村集市尚无货币流通，处于物物交换阶段。
“古者市朝而无刀币，各以其所有易无，抱布贸丝而已”。（《盐铁论·错币》）
这种农村集市数量多，相距很近。宋代，广州肇庆府惠州共管墟税83场，皆系乡村墟市。有“三里一虚”之说。清明上河图（局部）
墟市上的货物一般是不纳税的，但随着集市贸易的发展，一些地方政府希冀增加税收，请示朝廷要求对其收税。但皇帝认为，这是一种扰民举动，未予同意。
（北宋至道二年（996）七月）二十八日，上封者言：岭南村墟聚落间，日会集裨贩，谓之墟市，请降条约，令于城邑交易，冀增市算。帝曰：徒扰民尔，可仍其旧。（《宋会要辑稿·食货》）
可有些地方并不听中央的，照样创立税场收税，对米粟亦且收钱，甚或横征暴敛，甚为民害。
草市
草市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农村市场。“草市”一词最早见于东晋南北朝。草市的确切含义不详。草字的本意是潦草，草率，粗略之意。大概是因为有些农村市场与官府设立的县以上城市市场比起来，相形见绌，不那么规范，故称草市。现在学术界引用的有关资料，主要有以下几条。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淝水左渎有“草市门”。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载，东晋成帝时，宫城移往苑城后，在建康城外置七尉，其中“南尉在草市北”。南朝齐永元三年（501）张欣泰之乱，鄱阳王宝夤投奔草市尉，这可能就是驻在草市附近的南尉。
宝夤亡三日，戌服诣草市尉，尉驰以启帝，帝迎宝夤入宫。（《南齐书·鄱阳王宝夤传》）
草市在唐宋时有很大发展，许多诗词和史书对此有所记载。从中可以看到草市如下一些特征：
草市上的货物多为农林渔牧产品，有诗为证。
十里山村道，千峰栎（例）树林。
霜浓竹枝亚，岁晚获花深。
草市多樵客，渔家足水禽。
（李嘉祜：《登楚城驿路·十里村竹林次交映》）
草市中有常设的药肆。据《太平广记》载，唐玄宗曾诏兼琼求访王老。兼琼搜索青城山前后，并无此人。惟草市药肆说，常有二人来肆卖药，说是王老让他们来的。兼琼根据这个线索果然找到了王老。草市亦有酒肆。陆游《村居》诗中有“草市寒沽酒，江城夜捣衣”的名句。范成大在《离池阳十里清溪口复阻风》中亦有“远寻草市沽新酒，牢闭逢窗理旧书”的诗句。草市中还有饭馆等设施。
大的草市非常繁华，有来自四面八方、语言各异的商贾，有长途贩运来的货物。如距汴州（开封）城不远的汴水渡口上的一个草市就有“江货”、“海商”：
千里河烟直，青槐夹岸长。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回看故宫柳，憔悴不成行。（王建《汴路即事》，《全唐诗》卷十一）
有的草市上还出卖名人诗句。如白居易和元稹的诗就被“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拿去换酒茗。
草市上有许多富室大户定居，也招来****的劫掠。
凡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间。自（元和）十五年来，江南江北凡名草市，劫杀皆遍。
（杜牧《上李太尉论****书》，《樊川文集》卷十一）
有的草市设有管理的官吏——“草市尉”，已如上述。
多草市位于城市附近。上已言及，建康城外有草市。宋求敏《长安志》载，万年县城东有草市。四川的西川城东门亦有草市。宋代，城郊草市更多。
宿州自唐以来，罗城狭小，居民多在城外……诸处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谓之草市者甚多。（苏轼《乞罢宿州修城状》，《东坡全集》卷三十五）宋代许多草市是“自唐以来”就已存在的。五代时曾规定，兴建草市要在城外距标识7里以外处。
钱庄
草市有的位于交通要道，特别是江河沿岸。上引“凡江淮草市，尽近水际”两句，已说得很清楚了。
有些人口多、贸易发达、交通方便、位置重要的草市上升为县治。如唐代著名的灌家口草市于开元十三年（725）升为归化县治。
市镇
当代常乡镇连称，古代则市镇并列。市，作为贸易场所，见于远古，而镇在宋以前是指军事设防地。宋以后，镇的经济贸易功能增强，市镇性质逐步接近，故在一些地方志中出现“市镇”条目。明代已把市镇作为同一概念。如弘治《吴江县志》称：“人烟辏集之处谓之市镇。”正德《嘉善县志》说：“大曰都邑，小曰市镇。”但市镇仍略有差异。古代，市的规模小于镇，与当代市大于镇不同。“贸易之所曰市，市之至大者曰镇”，“以商况较盛者为镇，次者为市”（民国《嘉定县续志》卷一《市镇》），“东南之俗，称乡之大者曰镇，其次曰市，小者曰村曰行”。镇比市有较多的军事、行政职能。
市镇形成的途径清代节日集市
商品经济的较大发展，水陆交通运输的显著改进，是市镇产生的历史前提。具体说来，市镇的形成有以下几种主要途径：
其一，由军事据点转化为行政和工商业市镇。
宋建隆三年（962）十二月癸巳诏置县尉，削夺镇将干碍地方政治，确认市镇为县市和草市之间的市场建制。设监镇官，仅负责安全保卫，防盗，防火，并征税榷酤（雀沽）。由此形成了一批镇市。宋以后，一些地方由军事据点变成商贸中心的情况经常出现。如天津卫，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它是纯粹的军事防地，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最后成了华北大商贸城镇。又如浙江乍浦，宋代为水军防地，明初，筑城于此，变成了海滨一都会。上海宝山县月浦镇系军事重镇，驻兵较多，附近居民因设肉庄、茶酒、杂货等店，逐步成为工商业市镇。
其二，因厅县、行政、税务机构之设而形成的市镇。如明清时，川沙抚民厅设立后不久，在其周围就兴起了曹家路、顾家路等镇；南汇、奉贤等地立县后，在其境内分别出现了沈庄、航头、青村港、松隐、吕巷、干巷等镇。宋代所设的上海、青龙、黄溪、南桥、北桥、大盈、亭林、蟠龙、凤泾、白牛等榷税务，后来都逐渐发展成市镇。
其三，由草市、墟、店上升为镇市。开封的草市镇、泰州的柴墟镇、河南省的社旗镇（原名赊旗店）等一批市镇都是由此而来的。
其四，“因利聚人，因人成邑”，在盐井、盐场、煤铁矿附近自然形成许多市镇。煮盐、冶铁、采矿是有利可图的事业。早在西汉文帝时，就有成千的人聚集在深山穷泽铁矿和盐井、盐场周围。其所需物品一部、大部或全部仰赖于市场，从而自然形成许多工商业市镇。四川是我国著名井盐产区，那里的许多市镇都是因盐而聚人形成的。这从镇名即看得很清楚。如“井研镇”，以及由镇发展而成的“井研县”的名称，都是取自在县南7里的“井研”盐井。“旭川县”亦是因县有盐井号“旭井”，取以为名的。有名的自贡市的一部分贡井前身叫“公井镇”，后升为“公井县”，其名字来自该县镇内的盐井“大公井”。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如浙江的“盐官镇”，上海东部沿海地区的下沙、周浦、新场、青村（奉城镇）、漕泾、一团、泰日桥镇等，都是因盐而成的镇。
唐山镇原系唐山附近一小村乔头屯村，自清光绪五年（1879）开平矿务局成立，其煤井设在村西，乃建造房舍，兴立街市，遂与乔头屯村连为一片，始有铺户，渐成市面。以一、六日为小集，四、九日为大集，设立银粮市以定涨落，经营有日，始成一镇。而铺户所售之物品，多系日用所必需。
其五，位于水陆交通要道上的村落，由于车船来往不断，商贾行人络绎不绝，而出现为行人服务的店铺、饭馆、酒肆、旅馆，并最终形成市镇。如浙江嘉兴地区的皂林铺，旧时荒落，但因“民居夹运河”，交通便利，从而变成“店肆蝉联，商槎猬集”的市镇。开封西南45里朱仙镇的出现、繁荣乃至成为中国四大名镇之一，就是因为它位于贾鲁河畔，水运粮货方便，宋以后，汴河淤塞，贾鲁河成为开封惟一的对外水道，朱仙镇成为开封航运终点之故。天津周围的镇也都出现于水陆交通便利之处：西北部的西沽、丁字沽、北仓、大红桥、杨柳青镇紧靠北运河和南运河；东南部的大直沽、灰堆、双港、咸水沽、葛沽、新城和大沽是南北洋航线通往紫竹林的必经之地。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挖掘现场
其六，世族大家聚居地形成市镇。据《后汉书·张霸传》，张霸子张楷隐居弘农山中，学者随之，所居成市。明弘治《嘉兴府志》卷十四载，桐乡县魏塘镇是巨姓魏氏聚居地，自宋代开始，他们在这里修筑池塘，建造房屋，聚商贸易成市，后升为镇。奉贤县东新市镇，建于明代，御史宋贤因其距城远，贸易不便，拓旧居空闲之地，设店集商，互通有无，乡民称便，把它称为新市，后为有别于新寺镇，而改为东新市镇。
其七，府州县官设立市镇。广东琼州府崖州的和集市系知州彭宁、指挥王祥所设；后知州王铎在此建屋立匾，称为“懋迁集”，再后，知州徐琦和林铎建店立匾，称为“和集市”，黎侗族人到集上贸易，很方便。韶州府的清平市是知府陈大纶于明嘉靖年间建立的。陕西延安府的东关市是知府王彦所立，聚四方商贾贸易于此。河南尉市县白家潭市是知县于嘉靖年间建立的。内乡县的西峡口原不开集市，知县以其离乡遥远，商民贸易不便，令每月一、五日开市。
其八，因重大水利工程兴建而形成市镇。如上海，自唐宋以来，陆续兴建了旧捍海塘（唐）、里护塘（南宋）、捍海土塘（明）、外土塘、华亭东石塘和彭公塘（清），在这些海塘附近的交通要道上，逐步形成了江湾、月浦、高桥、大团、塘外、钱桥、四团仓、北蔡、合庆、下沙、航头、竹桥等十多个市镇，贸易日盛。
市镇的命名方式
市镇名称很多，但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以姓氏命名者。许多镇市是在墟、集、店、街等原始农村集市，乃至村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许多村庄墟集的名称都是取自聚居在这里的某一大家族的姓氏，故市镇以姓氏命名者甚多。秀水县的濮院镇：宋建炎二年（1128），著作郎濮云翔从高宗南渡，居于此。元大德间名永乐市。濮氏构居，开市街，召民贸易，遂因以名镇。秀水县的王江泾镇：旧有王氏、江氏所居，因以名镇。魏塘镇：魏氏在此筑塘起屋，聚商贸易而成，故名。嘉兴县王店镇：工部尚书王逵构屋于梅溪，聚货贸易而成，故名王店。川沙县张江栅镇：张江于明代在此建市舍而成，故名。嘉定县罗店镇：罗升于元代所创，因以其姓氏为名。朱仙镇：相传为战国信陵君的谋士朱亥故里，朱导演“窃符救赵”，使信陵君名垂青史，朱亥也被后人尊称为朱仙，其故里被称为朱仙镇。
第二，以当地物产命名者。嘉兴新篁镇：原系荒村，明代成为一大镇，因地多竹，故名新篁。天津杨柳青镇，因杨柳繁茂而得名。“直沽（天津）南头杨柳青，昔时杨柳今飘零”。著名的长芦盐务管理局原设在长芦镇，长芦之名源于该镇周围生长着许多芦苇。太仓茜泾镇：因此地盛产茜草而得名。油车港镇：因当地多油坊而得名。
第三，以当地使用的主要生产工具命名者。青浦县双塔镇，居民多以驾船为生，这种船叫双塔船，因而得名。桐乡县炉头镇，因有许多冶铁炉而得名。
第四，以所在地地理特征命名者。归安县埭溪镇：因该镇在发源于莫干山之水所成之溪及拦挡溪水激流的石埭附近，故名。唐河县源潭镇：因附近有泉源流出之水成潭而得名。
市镇大发展分布不平衡
工商业市镇源远流长，南北朝隋唐时期已，稀疏出现，见于记载，宋以后迅速发展，明清许多地方志中都有“市镇”或“镇市”条目。
据有人统计，宋代全国有1106个县，1644个镇，平均每县1.5个镇。
据元骆天骧撰《类编长安志·镇聚》（中华书局1990年版）载，元代长安17县共34镇，平均每县2镇，最多者5个镇（咸宁、蒲城），最少者1个镇（同官、富平、华原、咸阳、临潼、奉天、乾祜等县）。以每县平均2个镇计算，全国约有2000余个镇，比宋代增加不少。
有人据宋代《元丰九域志》记载，推断明代小城镇数超过2000个，集市估计不低于4000个。明代，全国，特别是东南地区，市镇增加甚多。如苏州7县有95市镇，平均每县约14个；松江府3县有62市镇，平均每县约21个市镇。
清初苏州府内9县有103市镇，平均每县11.4市镇；太仓府属4县有41市镇，平均每县10.3市镇；松江府属8县有96市镇，平均每县12市镇；杭州府属9县有85市镇，平均每县9.4市镇；湖州府属6县有22市镇，平均每县3.7市镇。清初苏州、松江境内平均每县市镇少于明代，是因为清初工商业市镇曾受到破坏。据记载清兵攻占松江府城后，焚烧杀戮，使“云间锦绣，顷刻化为瓦砾之区”。但清中叶以后，工商业市镇随着经济的恢复而发展。清后期，苏州府所属12县有287市镇，平均每县18.4市镇；松江府所属7县有235市镇，平均每县有33.6市镇，大大超过了明代这两个地区每县平均市镇数。清嘉庆年间，上海地区有市镇151个（不含崇明县），清末（1911）达476个（包括崇明县），其中现今上海的9个郊县和10个县治级城厢镇绝大多数都是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四川省清嘉庆前后约有场3000左右，清末，约达到4000场。当时四川有142厅州县，平均每厅州县约有28个场。
据美国学者施坚雅研究，清末（1893），除东北和台湾外，全国约有村庄80万个，人口397百万；各类城镇市集3.9万个，人口3531.4万。其中，城市958个，人口2046.3万，市镇2319个，人口493.9万，小集市35723个，人口991.2万。当时全国有1287个县，平均每县有1.8个市镇，27.7个小集市。而集镇往往混在一起，不易分开，且按其规模，有时市镇不一定比集市大。市镇和集市加在一起共38046个，平均每县有乡镇集市约30个（29.5个）。
据沈祖玮估计，约7万个。
据慈鸿飞《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分析》（未刊稿）估算，20世纪30年代，中国有2000～20000之间人口的镇约为1.6万个，镇集总数约为5.8万个。
乡镇集市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一般说来，南方较为密集，北方较为稀疏，南方的长江三角洲市镇尤密，北方的口北（张家口以北）更疏。这与全国城市集中于东南的趋势基本是一致的。
据《山东通志·舆图志》载，清末，山东有107个县（州包括在内），共587个乡，195个镇，1929个市集。需要说明，在195个镇中，包括“约”16，“都”69。减去此数尚有110个镇，平均每州县1.03个镇，18个市集。该志中，“镇”与“市集”是分别统计的，但从所附地图看，有些“镇”被包括在“市集”之中了，如齐河县市集36，无镇，可地图上却有4镇。将镇和市集加在一起，共2039个，平均每州县为19个乡镇集市。不但少于东南苏松地区，而且也少于西南的四川省。
乡镇市集在同一省区各个州县之间的分布也是不均衡的。
据上引资料，清末山东省有107个州县，其中拥有9个市集以下的共23个，10～19个市集的共47个，20～29个市集的共20个，30～39个市集的共12个，40个以上市集的共5个州县。菏泽县境内有63个市集，居全省第一位；泰安县和潍县各有46个市集，同居第二位。四川省平均每个厅州县约有28个场，但涪州则多达120个，合州73个，都超过平均数很多。
综合市镇众物杂陈
遍布全国的市镇，都具有贸易功能。其中绝大多数，众物杂陈，是综合性的农副手工业产品交易中心。
明清四大镇之一的朱仙镇，自宋元以后，输入货物有东南食货、江南竹瓷、西北山产，其中以布匹、粮食、大盐、京货为大宗。当地著名的商品有“西双泰”竹竿青酒、“玉堂号”豆腐干、“正义德”的红纸门神，是个颇为典型的综合性贸易市镇。沿用至今的京货街、杂货街、估衣街、油篓街、曲米街等，以及街上的几十家粮行、绸缎店等，就是当时货物贸易的场所。
明清时，这类市镇到处可见。大埔县三河坝市，凡鱼盐、布帛、菽粟、器用，“诸货悉备”。梁山县市镇，“聚民间日用之需”。梓潼县石牛堡场附近居民日用布帛、菽粟、农具、耕牛诸物，咸在场交易。临邑县市镇上，丝、布帛、五谷、六畜、菜菇、铁器、陶器，“靡不毕陈”。据天津商会档案记载，清末直隶文安县胜芳镇，加入胜芳商务分会的有粮、绸缎、面、陶瓷、木、杂货、醋酱、线带、苇草、铁、药材、染坊、灰煤、皮、颜料、土、首饰、茶食、书、饭庄（商）、麻、鲜果、京货、皮箱、放账、煤油、鞋、成衣、铜锡、纸、瓜菜和钱商等，他们分布在33个行业中，凡人们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所需之物，市场上均能买到，是典型的综合贸易市镇。另据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静海县独流镇商务分会董事衔名表》所列，加入该镇商务分会的99家分属酒、醋、酱、粮、油、干鲜杂货、茶食、糖稀、烟叶、羊肉、猪肉、布、木、蒲席包、草、锡器、钱行等21个行业，经营的货物亦是农林牧副和手工业产品俱全。独流镇有数千户，其中大小行铺不下千余家，也是综合性贸易市镇。
专业市镇特色鲜明
由于自然条件差异，社会分工不同，在全国出现一批专业化市镇和市场。
其一，粮食市镇与市场。
粮食收购、贩运和批发零售市场、市镇分布在全国各地。长江三角洲上的苏州枫桥市，是湖广之米的集散地。杭州府长安镇是江南、川楚米粮贸易场所。吴江县平望镇上，米麦很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居民多以贩米为业。湖州府乌程县南浔镇米市喧阗。吴江同里镇米市，官牙72家，商贾四集。德清县新市镇米行生意兴隆，贩夫客商籴粮转运于外地者，络绎于道。桐乡县皂林镇米商广集。吴江县黎里镇米与豆饼尤多。华北直隶临榆县城集只卖粮米。山西静乐县，仅有小贩，惟以钱米贸易。安徽来安县间有贸易，惟谷米豆麦之类。湖北襄阳县聚米为市。湖南平江县市镇，只卖米，不卖谷。华容县市镇，只卖谷，不卖米。四川新津县市镇，商贾或列肆居奇，或粜籴运贩粮食。广东嘉应州，“百货多，鬻于市。谁大宗？米大宗。”
方志中关于市镇粮食市场的记载很多，其名称各地大同小异，大抵北方多叫“粮食市”、“粮市”，南方多称“米市”。如陕西华州叫“粮市”，岐山县龙尾镇叫“粮食集市”；江苏句容县称“米市”，甘泉县称“米行街”，泰州称“米市街”。所谓米粮“市”“行”“街”等，都是各地市镇上大小不一的粮食贸易市场。
其二，棉花和棉布市镇与市场。
宋代，棉花经西北陆路和东南海道，从中亚和海外移植到陕西、广东、福建等地区。明清，棉花已成为衣被的主要原料。全国各地都有棉花、棉布贸易市场。江苏、山东、河北、河南等棉花重要产区，出现了不少以棉花交易为主的市镇与市场。江苏嘉定县新泾镇是棉花集中交易场所，新棉刚下来，即被远方来的商贩购买贩运。太仓鹤王市是著名的棉花市镇，每到秋季棉花收获之时，市肆阗溢，闽广商人挟带大量资金，航海而来，满载而归。并标明所贩系“鹤王市棉花”，以招徕买主。清道光时，上海外郭东南一带，几乎家家皆售棉花，名花市。宝山县每年棉花入市时，牙行多聚少年无赖辈，提灯收购。靖江县四门内外，乡落市镇，多有“棉花市”。山东夏津县自十字街至北门，皆为“棉花市”。秋收后，花绒纷集，望之如荼。高唐州各集贩卖货物，花布居多。棉花市每集贸易量多达数十万斤。清平县棉花市集最盛。王家庄、康家庄、仓上等处亦多买卖棉花，四方商贾云集，每日交易额数千金。齐东县有“布市”。武城县“棉花市”，每年秋季，四乡棉花云集。束鹿市镇为棉花萃集之区，每年销售不下200万斤，皆由陆路运至深州等地。栾城县只有棉花交易市场，晋豫商贾云集到这里购买。湖北汉川县棉花是贸易大宗，富商大贾携金钱来这里的市镇购买贩运棉花者，摩肩接踵，为数众多。
其三，太湖流域丝绸市镇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