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丝绸历史悠久，早在汉代，精美的丝绸就经“丝绸之路”远销国外。明清，江浙丝绸业很发达，其产品都是由当地市镇集中起来，运销各地的。太湖流域丝绸市镇密集，乌程县南浔镇、吴江县盛泽镇、湖州府乌青镇、嘉兴府濮院镇等便是其中佼佼者。
南浔镇西南辑里（七里）村所产辑里丝，很出名。新丝下来时，乡农赴市卖丝，非常拥挤。丝行收丝后再转卖给各地客商。盛泽镇丝绸贸易非常活跃。镇上约有千百家丝绸牙行，远近村坊织成绸子，全都拿到镇上出卖。来镇收购的客商蜂攒蚁集、挨挤不开。乌青镇设有大叶行、茧行、丝行、绸布庄收购当地出产的桑叶、蚕茧、丝、丝织品等，转卖给外地客商。牙行活跃，四方客商云集。以丝绸业为中心，造船、运输、饮食服务、银钱、典当业以及公会、公所、会馆也都发展起来了。濮院镇居民多从事丝织、接屋连檐，机声盈耳。海贝丝行绸行大量收购，丝行需资巨万，多为合伙，且与钱庄相通。绸行有京行、建行、济宁行、湖广行、周村行等。还有桑叶行、当铺，以及成百个茶酒肆、商会分所、会馆、公会、公所等。还有王店、硖石、王江泾、震泽、长安、双林、临平、菱湖、石门等众多著名丝绸市镇，共同组成丝绸市镇群体，年复一年向国内外发售大量优质丝绸。
其四，著名铁器市镇——佛山镇。
农副产品与农具，尤其是铁器交换，是绝大多数地区贸易的重要内容。早在战国时期，农民就以粟易铁器。明清时期，全国各地市镇都有铁器和农具市场。有些以生产和出卖铁器为主的市镇，径以“炉头”为镇名。浙江桐乡县有“炉镇”，长兴县有“炉头镇”。
佛山镇是最有名的铁器市镇。明清天下有“四聚”和“四大镇”之说。所谓“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四大镇”是：佛山镇、朱仙镇、汉口镇、景德镇。佛山在“四聚”和“四大镇”中均榜上有名，可见其繁荣。宋元，佛山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村庄，明代开始发展，清中叶达于鼎盛。万计，闾井逾千。百货山集，无所不备。商贾云集，会馆林立。赶集者众，往来络绎。廛肆居民，十万有奇。据载，佛山街巷1565条，铺屋58376户。店铺招牌冲天，“较京师尤大”。街巷多以所卖货物命名，墟市穿插其间。货物品种齐全，“会城（广州）百不及一”。其中尤以制造和出售优质铁器闻名海内外。
佛山炒铁炉数十个，铸铁炉百余个，昼夜冶炼，火光烛天。其产品有铁钉、铁线、铁针、炒铁、铁锅等多种。锅的品种有鼎锅、牛锅、三口、五口、双烧、单烧等。清乾隆时所铸“千人锅”，口径达192厘米，深95厘米，据说可供千人吃饭。所铸大鼎可容1石米。铸造的大炮重4000公斤。这些优质铁器行销国内外，“佛山之冶遍天下”。
其五，闻名遐迩的瓷都——景德镇。
中国陶瓷生产历史悠久。商代已能制釉陶，汉代已生产出瓷器。唐代，全国约有20余座瓷窑。浙江余姚的越窑，河北内丘的刑窑为南北两大瓷器生产中心。北宋有五大名窑，即河南开封的官窑、禹县的钧窑、临汝的汝窑、河北曲阳的定窑、浙江龙泉的哥窑。南宋以后，瓷器生产中心开始南移。南朝陈代江西景德镇已生产瓷器，隋唐发展，宋以后大发展，其镇名即取自宋真宗时烧制的御用瓷器底部书写的“景德年制”（1004～1007）中的“景德”二字。当时景德镇仅是瓷器贸易中心，其窑户分散在附近农村，元明时生产也集中到景德镇，从此该镇成了瓷器生产和贸易中心。估计明清时，景德镇约有瓷窑300座左右，工匠十余万，来自四面八方，生产紧张。万杵之声震天地，火光照天烧，令人夜不能眠。有人称之为四时雷电镇。所产娇黄三彩、嫩绿三彩、乌金釉、五彩等佳瓷，行销全国十余省。贩卖瓷器者主要是外地商人。乾隆时，他们在镇上建立会馆，有徽州会馆、湖北会馆、苏州会馆等。作为活动场所，他们以牙行为中介，购买瓷器，并雇专人代为挑选分等、包装、担运、发货。景德镇的瓷器蜚声国内外，被称为四大镇之一。
明清，除景德镇外，还有广东石湾、浙江处州、福建德化、江苏宜兴等著名陶瓷器生产和贸易中心。
其六，典型盐业市镇——自贡。
盐是生活必需品。在海盐、井盐、池盐产地，出现了一批盐业市镇，而以四川自贡最为典型。据吴天颖《井盐史探微》载，作为自贡重要组成部分的贡井前身“公井镇”成立于南北朝时的北周，并先后成为州县的治所。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至明末，自贡已具备专业化盐业市镇的雏形，至清代，成为著名盐业市镇。据估计，自贡有盐业生产者、运输者、盐商贩以及服务于盐业行业的人，约有十几万或几十万。据李榕《自流井记》，自贡的“盐匠、山匠、灶头，握此三艺者约有万”，“为金工、为木工、为石工、为杂工者数万家”，“担水之夫约有万”，“盐船之夫其数倍于担水夫，担盐之夫又倍之”，“积巨金以业盐者数百家”，“贩布帛、豆粟、牲畜、竹木、油麻者数千家，合得三四十万人”。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中亦说，自贡等大盐厂有灶户佣作商贩数十万人。据林振翰《川盐纪要》估计，自贡从事盐业劳动者约十余万人，牛马数万匹，这大体是可信的。因为自流井有1707眼井，每井以50人计，有8万余人，加上贡井，共十余万，是接近实际的。自贡盐工众多，分工细致，声音四起，黑云遮天，热闹非凡。
自贡盐商资力雄厚，“王三畏堂”、“李四友堂”等势力最大，外来盐商中，陕西人占大部分，且最富。这些商人把川盐运到邻近省区售卖。
自贡的地名到处充满了盐味。据吴天颖统计，自贡今天依然存在的直接间接与盐有关的地名280处之多。其中以经营盐业的字号命名的6处（如老盐店、盐水店、盐店街、盐店头等）；以盐井、火井命名者6处（盐水沟、火井坡等）；以汲卤井命名者214处（小轿井、东源井等）；以输卤笕命名者4处（大生笕等）；以煎盐的灶命名者22处（正福灶等）；以食盐储运命名者7处（进盐坝等）；以制盐工具命名者5处（盐锅坝等）；以推卤动力牛命名者7处（牛肉街等）；其他与盐有关的地名4处（大盐商居住的“五云村”，祈求神灵保佑的“财神庙”等）。这些地名，保留了古代自贡的风貌：井架林立，笕管纵横，锅灶密布，火光熊熊，盐工忙碌，盐商竞争，盐担成群，盐船浮动。盐业市镇，以自贡最为典型。
城市
城市产生是人类社会脱离野蛮，进入文明的基本标志之一。城市是城与市的合称。城指在都邑四周的围墙，市是贸易活动的场所。古代一般是先建城，后设市。城市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统治阶级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维护统治，把建城放在很重要的地位。“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一般是里面修内城，称为“城”，外面筑外城，叫作“郭”，外城之外挖护城壕，叫作“土阆”，这种城市，以其坚固，叫作“金城”。古人对于城的重要防御功能，有透辟的论述：“地之守在城”，“大城不完则乱贼之人谋……虽有良货不能守也”。南都繁会图夏代已出现了原始城市。相传“夏鲧作城”。
商代城市进一步发展，商都殷规模颇大，有方圆十来里的面积，都邑里有九市，市里设肆。市肆是货物交换的处所。
“城市”一词出现于战国时代。这是城市大量兴起并定型化的反映。春秋战国时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已很普遍。“千丈之城，万家之邑”亦出现。齐都“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这些城市是由国家建造并管理的，多设在大山之下，或广川之上，或交通枢纽、河川渡口，或物产丰饶之处。城市有一定规划。都城由宫城与郭城组成，用城墙包围，成为密封式。战国时期，齐都临淄是当时最为繁盛的城市，它即是由郭城（大城）和宫城（小城）两部分组成。宫城在郭城的西南方，城垣都是用泥土分层夯筑而成的。齐君的宫室设在宫城北部偏西处。城内有各种手工业作坊，并设市。其他城市亦都划出一块地方作为市。市一般位于城的东北部，宫室位于西南部，临淄是这样，赵都邯郸也如此。战国时，邯郸由位于西南的王城（俗称赵王城）和位于东北的“大北城”两部分组成。王城是王宫的所在地，“大北城”是居民区和商工业中心。为了便于管理和安全，并限制贸易的自由发展，市亦用墙围起来，四面设门。围墙称市内设肆，由肆长把守。肆是陈列售货的地方，可能也附设有手工业作坊。还有市廛，是用以储藏货物的邸舍。市场上还设有官舍，管理市场的官吏在此发号施令，官舍上往往插有旗帜，以为标志。这就是先秦城市布局和市场设施的一般状况。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以及交通运输的改进，城市市场上的货物已多起来了。
《左传》关于市场上货物的记载不少。襄公三十年载，郑国大贵族“伯有死于羊肆”。“羊肆”就是卖羊的场所，羊是买卖的货物。昭公三年载，齐国晏子说：“国之诸市，屦贱踊贵”。“屦”是鞋子，“踊”是假脚。市场上有卖鞋子和刖足之人所用的假脚的。《国语·吴语》载，“市无赤米”，说明市上卖米，惟缺赤米。《诗经》载，“握粟出卜”，拿米去求卜。又载，“抱布贸丝”，市上丝和布相交换。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载，有“酤酒者”。
城市市场上还有来自四面八方遥远异乡的各种货物。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禾）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去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毛）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这些产自各地的物品，都由商人贩运汇集到中原城市，成为市场上贸易的货物。
这些货物分为两大类，一是日常生活用品，如粮食盐粗麻布之类；二是社会上层，特别是宫廷官吏所用的装饰品，如珠宝玉石之类。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秦始皇所得到的昆仑山的美玉，随侯的珠、和氏璧，垂挂的光如明月的珍珠，佩带的太阿宝剑，骑的纤离的骏马，以及打起的翠凤羽毛的旗子，设置的灵鼍皮蒙的鼓，这些宝物没有一件产自秦国，都是来自异国的。
在城市市场上，从事贸易活动的主角是商人。
春秋时期，商人已是四民之一了。其中，有些是专门从事长途贩运贸易的大商人，是所谓“行商”。亦有兼事生产的，战国时著名大商人猗顿就是从事河东池盐的生产和贩运的。还有一种大商人，所谓“长袖善舞”者，本钱多，不与人争买卖，而注意把握市场动态，善于抓时机，贱买贵卖，赚取巨额利润。
在城市市场上列肆贩卖的，称为“坐贾”，多为小商人，如上述卖鞋卖踊者流。
商工业者名列市籍，多聚居在一起，“处商就市井”。据《国语·齐语》，国都中分为二十一乡，商工居六乡。
市，早晨开放，晚上关闭。一开门，贩夫贩妇和所有参加交易的人，蜂拥而上，“侧肩争门而入”，争先恐后。开市时，万头攒动，声音嘈杂，甚嚣尘上。日暮罢市，人们“掉臂而不顾”，市门关闭，停止营业。《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讲了这样一个笑话：
郑人买鞋前，在家先量好了脚的尺寸，到市场后发现忘记带了，等回家取来尺寸，“市罢，遂不得履”，说明营业时间有严格限制。
君子是不过市的。市又是行刑示众的地方。
从战国至隋唐五代，大城市的数目增加了。汉代桓宽在《盐铁论·通有》中说：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今河南温县和济远县），韩之荥阳（今属河南），齐之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楚之宛陈（今河南南阳、陈州），郑之阳翟（今河南颍川），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另据《史记》、《汉书》等记载，当时有20来个大商贸中心，其中长安、洛阳、临淄、邯郸、宛、成都等，尤为有名。1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五六个。西汉首都长安周长60多汉里，比当时西方的罗马城大3倍以上，有8万余户，25方人口。班固在《两都赋》中描写道：建金城之万难，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城池雄伟，道路宽阔，人烟稠密，货物丰富，市场繁荣，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秩序井然。
唐代，10万人以上的城市达10余个。
而欧洲至16世纪初才出现1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中国大城市的发达与繁荣，标志着中国古代较早脱离蒙昧落后生活，逐步走向丰富多彩的文明生活。
战国至五代，大城市的布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东汉末年起，大城市逐渐南移，西北和中原地区的城市发展相对落后，东南地区的城市比较发达。这一趋势继续到古代末期。
但这一时期，城市市场的变化不大，综合起来，大体有以下一些特征。
市仍由官府设在城中一些特定的区域内。西汉首都长安有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都在突门夹横桥大道两侧，六市在道西，称西市；三市在道东，叫东市。市区是长方形的，周围有墙垣。四面设肆，供商贾出卖货物之用。四边各设一门，供交易的人们出入。在市区中建立市楼，上面树立旗帜，叫作旗亭。“旗亭五重，俯察百隧。”隧是各列肆中间的人行道。市政官员在五层的旗亭上，可以俯视观察百隧。居住在市区的商贾必须到市政官府去登记注册，取得市籍，才可在市场上营业。市场上货物丰富，排列整齐。街市上车马拥塞，人流如注，没有回旋余地。“商旅联福，隐隐展展，冠带交错”。
市内商工业者必须穿着特殊服饰。
肆店铺门口悬挂标志，相当后来的幌子之类。战国时已有“悬志甚高”的“酤酒者”。汉代也有此类记载。“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
商人们还编造一些故事甚至神话，作广告，推销自己的商品。北魏时，有所谓“擒奸酒”，就属这类性质的广告。据说，北魏南青州刺史毛鸿宾带着刘白堕酿制的名酒鹤觞酒去上任，路上遇着拦路抢劫之人，这些盗贼抱过酒去便喝，一饮就醉了，个个束手被擒。因此，这种酒被命名为“擒奸酒”。刘白堕以此作广告，进行宣传，深入人心。连当时的游侠们都说：“不畏张弓拔刀，惟畏白堕春醪。”
南北朝时，商品交易额大的，如田宅、奴婢、大牲畜、木材等买卖，仍要立券。惟券有质券卖券之分。质券可以作为将来取赎的凭证，卖券则不能取赎。买卖驴马等所立文券是写在纸上的，而不是用竹木制成的。文券似乎也无固定格式，有时写得很长。
凡有文券的大买卖要抽收4%的“估税”，卖方出3%，买方出1%，叫做“输估”。无文券的小买卖也要值百抽四，叫做“散估”。
贸易时间有限制，市按时开放和关闭。市楼上悬鼓击之以开市和罢市。南北朝时，北魏首都洛阳，“〔建春门外〕阳渠北有建阳里，里有土台，高三丈……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至唐代，仍如此。“凡市，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
开市前，不许进入，罢市后，不准滞留，违者叫犯夜，要受到法律制裁。所以没有开市时，有急事也得在外面等待鼓声。（郑子）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沈既济《任氏传》）
汉代，没有夜市，若夜间到市场上去买东西，就会被人认为不正常。
京城夜晚开市，须经皇帝特许。唐神龙年间（705），京城于正月望日举行灯会。允许十四、十五、十六三日夜间坊市开门。后曾一度改为正月十七、十八、十九日开坊市门。
重门夜开……自今已后，每至正月，改取十七、十八、十九日夜，开坊市门，仍永为常式。
（元〔玄〕宗《令正月夜开坊市门诏》，《全唐文》卷三二）
这个制度因时局不靖曾经中止，至五代又恢复。
开平三年（909）正月诏曰：近年以来，风俗未泰，兵革且繁，正月燃灯，废停已久。今属创开鸿业，初建洛阳，方在上春，务达阳气，宜以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夜，开坊市门。一任公私燃灯祈福。
（《旧五代史·梁太祖纪四》）
唐代，有的城市有时似乎已有夜市。
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
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王建《夜看扬州市》）
市门由拿着鞭子和兵器的官员把守。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周礼·地官司徒下》）
“度”（殳），是一丈二尺长的无刃兵杖。守城的官员一手拿鞭子，一手拿兵器，显得威风凛凛，其目的是“以威正众人”，维持市场秩序。
唐和五代时期，都曾实行“入市之税”，即对入市门的人征税，开始仅对商贾，而后扩大到所有入市门的人。《旧唐书·崔融传》载崔融反对这种政策的谏文说：夫关市之税者，谓及国门、关门者也，惟敛出入之商贾，不税来往之行人。今若不论商人，通取诸色，事不师古，法乃任情。
另有资料记载，杨坚于北周末年“入宫辅政”，废除周宣帝实行的“每人一钱”的“入市之税”。这是对入市门的人征收的人头税，而非对人市的商品征税。
隋唐时，市内出现了许多肆、店、铺、行。隋东都洛阳市内有120行、400余店、3000余肆。唐都长安东西市内有“220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肆与店都是商店，但稍有差别。肆略似零售商店，店略似批发商店，有时店也可能兼零售。两者差别不明显，故常肆店连用。
肆店经营大致有几种情况：一是出卖某一种商品的肆，如帛肆、鞋肆、衣肆、书肆等，专门出卖帛、鞋、衣、书。二是出卖各种杂货的“星货铺”，因其列货丛杂，如星之繁。三是专门收购和寄卖旧物的“寄附铺”，类似近代的委托店、拍卖行之类。“箧中服玩之物，多托于西市寄附铺侯景先家货卖。曾令侍婢浣纱将紫玉钗一只，诣景先家货之”。四是为参加贸易的人提供餐饮的酒肆、茶肆等。大诗人李白少年时就常到酒肆。
海贝出土现场
“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少年行》）
唐太和九年，李训事败，文宗入内，派兵自阁门出，逢人即杀，“〔王〕涯等仓皇步出，至永昌里茶肆，为禁兵所擒，并其家属奴婢皆系于狱。”（《旧唐书·王涯传》）五是为外地商旅储存与批发货物及收存拨兑货款的邸店，柜坊。唐代各地城市中开设了许多邸店。外国商人，特别是波斯商人经营邸店的不少。
杜子春……衣破腹空，徒行长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于东市西门，饥寒之色可掬，仰天长吁。有一老人策杖于前，问曰：“君子何叹？”春言其心。且愤其亲戚之疏薄也……老人曰：“几缗则丰用？”子春曰：“三五万则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万，曰：“未也。”乃言百万，亦曰：“未也。”曰三百万，乃曰：“可矣。”于是袖出一缗，曰：“给子今夕，明日午时，候子于西市波斯邸，慎无后期。”及时子春往，老人果与钱三百万，不告姓名而去。（李等编《太平广记》卷十六《杜子春》，引《玄怪续录》）
隋唐时期，市场上有很多出售同类商品的行。其中有些行只买卖现成的商品，如马行、鱼行、丝行、绢行等等。有些行，如金银行、钉行、秤行等等，则是在后面作坊内加工制造出物品，拿到前面店铺出售的。从事各种买卖的店肆，在长期的营业活动中，都有某些共同的利益和要求，于是便产生了一些以行业命名的组织，这就是行。同行之人推选行中财力雄厚、有地位和影响的人为行首或行头。由行首组织同行从事某种共同的社会活动，尤其是宗教活动，并出面与官府打交道。行，是商民自己组织起来的，以后逐步成了联系商民与官府的纽带。
市内各行业的商人有不同的用语。东晋葛洪《西京杂记》载，长安市人的“市语”有葫芦语、缫子语、纽语、练语、三摺语等。
汉、唐时期，有身分、有地位的贵族、官吏等上流社会的人士，是不屑与在市场上贩卖物品的、身分卑贱、地位低下的小商小贩打交道的。需要到市场上买东西时，则派他们的仆役去。
市还是行刑的场所。因为市内人很多，杀一可以儆百，枭首可以示众，故古代杀人叫“弃市”。
直到清代，市仍是行刑的地方。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参加变法的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清廷杀害的地方，就是北京的菜市口。
城市市场
宋代，中国城市繁荣，10万人以上的城市多达40余个，其中有的超过百万人。北宋首都开封的人口虽无确切数字记载，但从每年消耗漕米900余万石概算，人口当在150万以上。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杭州有39万户，124万余人。《马可·波罗游记》称赞杭州是“世界上最繁盛和最伟大的城市”。而同期的伦敦和巴黎人口均不足10万，工商业中心的布勒斯特和鲁昂，人口均在5万左右。宋以后，中国两度由落后的少数民族统治，一度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社会经济政治发生巨大变动。与此同时，城市几经沧桑，但总的趋势还是向前发展的。元代有大商贸中心20来个，明代增至30余个，清末县以上大中城市1500个左右。城市继续向东南沿海沿江地区集中。元代，全国2/3的大商贸中心分布于东南沿海。明代，位于江浙的城市几占全国城市的1/3。清代，西安、洛阳等内地大城市继续衰落，沿江沿海城市继续发展。元明，市场南北扩张，清代，东西发展，川江航线开通后，长江中上游城市迅速增加。鸦片战争后，沿海城市呈现由南向北发展势头，上海逐步取代广州，成为经济贸易，特别是对外经贸中心，青岛、天津、大连等商埠崛起，大体形成了近代城市分布格局。
宋至清代，城市市场由封闭走向半开放，地域和空间上扩展，营业时间延长，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打破封闭。
宋至清中叶，城市规模扩大，城墙曾一度加固。首都是城墙三重，有的达四重，城墙从土夯变成砖石砌成。
宋都东京（开封）有城墙三道。开封外城周长50余里，南北东各5门，西6门，其中南薰门、新郑门、新宋门、封丘门为四正门。里城周长20余里，东南西北各三道门，正南门叫朱雀门。宫城位于里城的西北部，周长9里（一说5里），正门宣德门旁又开5门，皆用金钉、红漆，墙壁都是用砖石砌成的，楼顶覆盖琉璃瓦，朱栏彩槛，西出西华门，东出东华门。
北京，金代叫中都，是仿照宋都开封改建而成的。中都分为大城、皇城和宫城三道。大城周长约36里，呈方形，城墙高约4丈，开12门。皇城、宫城在大城之内。元代称北京为大都，城墙三重。大都外城周长60里，城门外筑瓮城，城墙底部宽10步，顶部宽3步。城门上以及两门中间，都有美丽的建筑物，其中的房间，收藏护城士兵用的武器。皇城在大城内南部中央地区，宫城在皇城的东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北为厚载门，南为崇天门。明代，北京城分为外城、内城、皇城、宫城四重。内城原称大城，因后增筑外城，故称内城。周长46里，城墙高3丈6尺，用砖砌成，开9个城门。明政府于嘉靖年间修筑外城，欲将整个内城包围起来，但因财力不足，仅修起了环绕南郊的外城28里。北京城遂呈凸字形。皇城位于内城里面，宫城位于皇城里面。
南京是明初的首都。规模宏大，有内、外、宫城三重。里城门13座，外城门18座，穿城40里，沿城一转足有120多里。城高4至6丈，底部宽4丈余，顶部宽1至3丈。城墙均以砖石砌成。皇宫在内城里边。
首都以外的城镇也有建筑两道城墙的。如天津，金代为直沽寨，元代为海津镇，明代为天津卫，清代升为州、府。外部以土墙相围，周长47里多，开设12道城门。内城周长约10里，砖墙，开5个门。
许多地方志中都有《城池》条目，据光绪《山东通志·疆域志·城池》载，宋以后，山东许多城市的城墙都由土墙变成砖石墙。如济南城，明初，内外砌以砖石。章丘县，明代以山石修筑。邹平县，明代“始砌以石”。淄川县城，明代“始建石城”，等等。
然而，宋代以后，尤其是晚清时期，市区迅速扩大，已非城墙所能包围，且城墙成为商品流通的人为障碍；新式武器的使用，又大大降低了城墙的防御功能。因此，有些新兴的城市不再建城，有的老城市的城墙被拆毁。如天津城根据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规定，于1902年被强行拆毁。天津外城大部被毁，里城全部被破坏，其旧址变成大路，亦即现在的东、西、南、北四条马路。天津城市，从外观上看，已由封闭变为开放。随后，上海城墙也被拆除。不过，这是被迫和屈辱的开放。当然，有些城市的城墙仍然存在，有些尚留断壁残垣。中国的城市，由封闭走向半开放。
其二，店铺林立摊点密布。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旧的市场制度已成为贸易的障碍。如唐代长安东市，内有220行，四方珍奇汇集，货物堆积如山，但仍限制在东西南北各600步的狭小固定范围内。洛阳丰都市，内有120行、3000余肆、400余店，“货贿山积”，也被固定在方圆仅600步的狭小区域，严重阻碍了商品流通。这好像硬让10岁的孩子穿1岁时的鞋一样，勉强也穿不上，更走不了路。另外，店铺太密集，也不安全。唐会昌三年（843）六月二十七日，夜三更，长安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12行4000余家。这种市由官府设立在一个特殊固定狭小范围内，并围之以墙，由官吏严加看管的制度必须被打破，而且在宋代也确实被打破了。宋代取消市坊制，市场不再像过去那样由官府设立、被局限在一个特殊区域内，并由官吏严格管理了。商人可根据需要自由选择营业地点，从而市场散布在全城各个角落。
宋都开封，民户铺席，坊巷院落，寺庙道观，纵横交错，贸易活动，遍及全城。
杭州也像开封一样，店铺林立，“坊巷桥门及隐展去处，俱是铺席买卖”。明清时期，南京店铺馆楼星罗棋布。
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城里一道可，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时，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百寺！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插着时新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茶社里坐满了吃茶的人。（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
都城以外的城市，亦到处都是店铺。乾隆年间，苏州画家徐扬绘制的《姑苏繁华图》（又名《盛世滋生图》）上展现出的苏州城内有市招的店铺就有230多家，分布于全城。
店铺名字五花八门。有以店铺主人姓名命名者，如开封的张家酒店，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刘家药铺，万家馒头。北京的王麻子刀剪，天津的狗不理包子等等。有以店铺主人所在地和姓名命名的，如钱塘门外宋五嫂鱼羹，候潮门顾四笛、猫儿桥魏大刀熟肉，南瓦子宣家台衣等。有以仁义风雅等字义命名的，如北京前门外大栅栏同仁堂药店，其创始人乐尊育说：“同仁二字，可命为堂名，我爱其公而雅。”有以吉祥字义命名的，如德昌、同顺、兴隆、永利、利顺德、发昌、瑞蚨祥等店铺名字即如此。
宋以后，店铺数量增加。如上所述，明清时南京有六七百家酒楼，1000余家茶社，而宋代开封大酒店（正店）只有72家。相差甚远。
店铺规模显著扩大。北宋时，开封界身巷的金银彩帛商店，“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潘楼东街巷上的“刘家药铺，高门森然，正面七间大屋”。曲院街上的遇仙正店（大酒店）“前有楼子后有台”（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值得注意的是，市面上出现不少楼房。唐代长安市中的“旗亭五重”即可“俯察百隧”，说明市上没有什么高的楼房挡着旗亭上官吏的视线。北宋开封已有几层高的大酒楼。著名的樊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用飞桥栏槛，明暗相通。南宋时，杭州市面上的高楼大厦已为数不少。据《马可·波罗游记》载，杭州有10个大的方形市场。
这十个方形市场的每一个都被高楼大厦围绕着，其下层为商店，经营各种制造品，出售各种商品。
关于楼层的高度，记载和估计不一，有的外国资料说是8层或10层楼，有的说是3层至5层楼。
由于西方的旅行家脍炙人口提到杭州的高楼大厦，我们不得不相信那是事实，高楼赋予杭州一种典型都市的外型，因此也增高了人口的密度。”
明清时的南京，据《儒林外史》载，已有几百座“酒楼”，文学作品中不用惯用的“酒肆”、“酒店”、“酒馆”等名词，而径称“酒楼”，可见不少店铺已是楼房了。清乾隆年间《姑苏繁华图》上，画有一家二层楼、五间门面的大店铺，说明在都城以外的城市里也有商业用楼房的出现。清末，一些大城市，尤其在外国租界内，出现了许多新式高楼大厦的商店和金融机构等，标志着中国古代城市市场向近代的转变。
城市大街小巷，不仅有众多固定的高门大屋的店铺，而且有为数颇巨的流动摊点。
宋代，开封、杭州的坊巷桥市，有三五人操刀立肉案前卖肉的；有用浅抱桶盛装、以柳叶间串活鱼沿街出卖的；有推车卖糕的；有沿街摆摊出卖瓜果及其他食品的。夏季，这些人在当街立起青布伞来遮阳光，并摆床凳，在上面堆垛冰块以降温。
从一些材料来看，这些摊位可能是固定给个人的，他人不许侵占。
匡太公……忽听门外一片声打的响，一个凶神的人赶着他大儿子打了来，说在集上赶集，占了他摆摊子的窝子。匡大又不服气，红着眼，向那人乱叫。那人把匡大担子夺了下来，那些零零碎碎东西，撒了一地，筐子都踢坏了。匡大要拉他见官……太公听得，忙叫他进来，吩咐道：“快不要如此……占了他摊子，原是你不是。”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七回）
匡大在集市上占了别人的摊位，因而发生冲突，打起架来，他父亲竟判他“不是”，说明集市上的摊位是固定的，随意侵占是不道德的。
明清时期，在城市摆摊卖货的小商贩数量巨大。清末，仅天津摊贩就有1万多户，每户有8口人，以此为生者8万余人，甚为可观。这些货摊分布在马路街衢边道上，主要集中在繁华的商业区内。据载，东北马路摊贩121户，北门西一带货摊58家，估衣街一带摊贩200家，北门外乐壶洞两边的狭小街道上亦有26家货摊。这么多摊点严重影响市内交通。如北大关马路西面便道宽者1丈，窄者七八尺不等。路窄人稠，摊点一摆，道路堵塞。
该处小摊，多系叫卖估衣以及零星各物，一经围绕即无余地。加以针市街、竹竿巷等处车马行人如织，每与电车相遇，躲避无从，尤为可虑。
北大关、大胡同及围城马路等处各种小摊任意侵占便道，再加上各处铺户门前所设障檐雨搭，用竿斜支，或将招牌外出，或设风挡牌坊，妨碍行人；或搭盖窝铺，或在门前堆积铁、石、木料、杂物，占用道路，阻断交通。
既要发展经济，繁荣市场，又要保持道路畅通，秩序良好，是城市市场管理中的一个难题。办法是对摊贩加以限制和管理。一是限制摊位所在地区。天津巡警总局命令北门外一带热闹地方的20余家小贩，迁移至围城各马路一带空旷地方，设摊安业。但众小贩以种种理由拒不搬迁。二是限制货摊所占地盘。官府准许小贩在北马路一带，各就墙根摆占一尺五寸、二尺、二尺五寸、三尺不等的货摊。三是限制营业时间。天津警察厅曾拟定夜市规则五条。但以上这些都是一时权宜之计，时间一久，小贩们仍任意摆设货摊。于是天津警方又提出修建百货售卖场，命令摊贩一律移入的方案，因遭到天津商务总会的反对而作罢。商人中亦有提出在北马路北海楼内创办劝工场，并特辟出二层及三层楼上，专门为招集小贩之用。此计划亦未见诸实行。
中国城市中成千上万的小摊贩，取缔不了，驱逐不掉，集中不起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摆小摊售卖零星货物者，均系贫民作小本生意，冀获蝇头小利，以养家糊口。像天津这样一个城市，竟有万余个售货小摊，养活着将近10万人口，若将其取消，这些人立断生路，必致小贩游闲，贫商枵腹，父母号寒，妻子啼饥，甚或强者铤而走险，变成盗贼，弱者沦为乞丐，酿成社会不安定。
第二，“小摊亦商之支脉”（天津商会语），且能起到大商号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沿街小摊，亦代销商货之一端也……况零星货物若皆必设铺，是亦难事，其财力之不足无论矣，且小摊之货皆由大号而来，却非大号所能兼售，盖其间又有二焉，禁止小摊是直为大商闭一销路也。
小摊是大的商号店铺在地域上的向外扩张，正如楼房是店铺在空间上向上扩展一样。且活跃在许多夜市和晓市上的，主要是小摊贩，这又可视作大的店铺、商号在营业时间上的延长。小摊和店铺共同组成完整的城市市场，缺一不可，这大概亦是中国古代城市市场的一个特色吧。
其三，繁华的商业区。
由于交通条件、货物来源、消费水平、习惯等差别，在城市中自然形成了一些繁华商业区。
据《东京梦华录》等记载，北宋首都东京（开封）有以下几个商业区。
东华门外商业区东华门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在此。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龟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其品味若数十分，客要一二十味下酒，随索目下便有之。其岁时果瓜蔬茹新上市，并茄瓠（户）之类新出，每对可值三五十千，诸阁分争以贵价取之。
御街大内前南去商业区这里有鱼行、果子行、金银珠子铺、漆器什物铺、花果铺以及饭店、酒店、茶馆等。位于该区的遇仙正店是开封有名的大酒店。
东角楼街巷商业区位于皇城东南角，“最是耍闹铺席”，是极繁华的商业区。有鹰店、珍珠、疋帛、香药铺席等。这里的界身巷是金银彩帛交易场所，贸易十分活跃，贸易额很大，每一交易，动即千万。另外亦有酒店、饭店以及出卖小商品、小食品之类的早市和夜市。还有瓦棚之类建筑，其中象栅最大，可容数千人，有说书、唱戏、卖药、卖卦、卖剪纸、喝故衣的，热闹非凡，使人终日流连忘返。
潘楼东街巷商业区潘楼东去十字街，叫做土市子，又叫竹竿市，再往东十字大街，分布着茶坊、酒店、食品店、羹店、药铺、妓院、庙宇。且有马行、鸡儿巷、鹌几市。其中刘家药铺为开封著名大药铺。郑家油饼店，设20余炉烙饼。马行街“人烟浩闹”，这里亦有早市和夜市。
相国寺商业区相国寺“万姓交易”。大三门上全是出卖飞禽猫犬之类的。珍禽奇兽，无所不有。第二、三门售杂货。庭中设铺，卖蒲席、屏帏、鞍辔、弓剑、水果、腊脯之类。佛殿附近，卖王道人蜜饯、赵文秀笔、潘谷墨。两边走廊皆诸寺师姑卖刺绣品、花朵、珠翠、幞（孚）头、帽子之类。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工艺品、图画以及诸路离职官员带来的土特产、香药等。后廊有卜肆，全是卖卦的。还有卖秘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