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会评点曾氏家训，是因为曾国藩完全算得上中国近代史上的出色的教育家。
当然，有人可能会对此提出疑问，他又没办过学校，又没当过校长，甚至没有正儿巴经地当过老师，怎么能算得上是教育家呢？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早就说过曾国藩虽然没有当过老师，但他的确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出色的教育家，尤其是他总结自己的人生得失，用那些来自实践的经验、教训来教育家族子弟，并行之成文来教育后人，其影响之大，完全对得起一个教育家的称号。
这是说曾国藩善于反思、反省，善于像他的老祖宗曾子说的那样“吾日三省吾身”，善于并敢于直面自己的个性缺点及人生缺憾，并把这些反思、反省作为教育后人的经验，这一点，恰恰是一个教育家所应有的胸襟与胸怀。
如果你了解曾国藩的一生和他全部的人生轨迹，这么说也的确可以说得上是实至名归。他确实是近数百年来，中国历史上最善于也最勇于自省的人，几乎每件事他都能客观地从成败得失各个角度进行自我审视，这其实也是他最后能成就自我的关键。
但所谓挂一漏万，同样，挂万也会漏一，我细读曾国藩的生平，却发现有一件大事，是一件大事上的失误，曾国藩居然就从来没有反思、反省甚至做过哪怕并不深刻的自我批评。这个疑问也让后来的很多学者不解，而这个非常不符合曾国藩处世风格的悬案，就是他的祁门之误。
公元1860年，曾国藩率领他的湘军稳扎稳打，沿长江一线，与太平军经过反复鏖战，终于打到了安徽。
说起曾国藩的战法，也十分奇特。他1853年建立湘军，1854年即取得武昌大捷，这也是清军对太平军的首场胜利。当时太平军主力已经攻占了南京，并把南京改名为天京，然后在那儿建立了太平天国。这样一来，南京就成了太平天国的都城。所以当时围剿太平军的清军各部，纷纷拥到南京城下，所谓擒贼擒王，想一举攻下南京城，这样才是剿灭太平天国起义的首功一件。
当湘军获得武昌大捷之后，咸丰皇帝高兴得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先是直接给了曾国藩一个相当于湖北省长的湖北巡抚的实衔，后来经人提醒，想起满汉相防的祖训来，才又免了曾国藩湖北省长的实职。但咸丰对曾国藩湘军的期望值却一点也没减，当时咸丰给湘军的命令是，希望他们直取江浙，会同清军的绿营和八旗主力，会攻南京，一举攻下太平天国的都城，这样，就可以彻底剿灭太平天国起义。
事实上，不仅咸丰希望湘军能直攻南京，当时湘军的许多将领也希望能参与会攻南京的作战任务，因为那是最大的功劳，也是最大的一杯羹。既然出来打仗，谁不想乱世获首功、直接平天下呢？
而且，当时绿营的清军主力已紧随太平军攻到了南京城下，几十万清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把南京城围得水泄不通，这也就是太平天国史上著名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
现在别人都跑去南京了，而且还有皇帝的圣旨，所以湘军的将领们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肋生双翅，直接飞到南京城下，去跟绿营一争高下，看谁能首建头功。
可奇怪的是，曾国藩在反复斟酌之后，并没按咸丰的旨意办，也没按他手下那帮兄弟所希望的意思办，他设定的对太平军作战的战略方针居然是耗时耗力地稳扎稳打，一个萝卜一个坑，沿长江中下游一线，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攻城拔寨，直到打到南京城下为止。
虽然很多人不理解曾国藩，但像胡林翼、罗泽南、彭玉麟这些湘军骨干都支持曾国藩的想法，于是，湘军眼看着绿营远在南京城下的江南、江北大营吃喝玩乐，自己却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与太平军在长江沿线的鏖战。
曾国藩的湘军从湖南出发，先是多次与太平军鏖战湖北，然后沿江而下，进逼江西。在江西，湘军打得最惨，曾国藩多次败在老对手石达开的手下，在鄱阳湖湖口之战中，曾国藩被石达开逼得差点又要自杀了事。这样，在经过了可以称之为十分艰苦的数年鏖战之后，湘军主力终于在1860年的年初打到了安徽。
安徽紧邻江苏，再攻克安徽就可以直逼南京城下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了一个重大的变故——太平军出奇兵接连攻破江南、江北大营！
事情是这样，1859年，洪秀全的堂弟，即后来写出著名的《资政新篇》的那位洪仁玕来到南京投奔洪秀全。洪秀全喜出望外，经过天京内乱之后，太平天国已经元气大伤，而洪仁玕又是一个对西方文化颇有了解的人才，洪秀全立刻封洪仁玕为干王，并让其全权主政。
洪仁玕一上台，要烧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要干出点实绩来给人看看，立刻决定谋划拔掉围困南京整整七年的江南、江北大营。他与太平军后期的主要将领李秀成、陈玉成等人商议，制定了一整套围魏救赵、奇兵突袭的奇计，引动围困南京的清军主力出大本营来救援杭州等清军把守的重镇，然后突然杀个回马枪，倾太平军全力，连破江北、江南大营，把围困南京的清军主力基本全歼。
这一下，清政府朝野震惊，而太平天国则是人心大振。看上去，这对太平天国来说应该是个大喜事，对清政府来说应该是灭顶之灾。但别着急，我们分析到最后，就会发现，太平军这个绝大的胜利，对于太平天国来说，未必是件好事。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清政府上下人心惶惶，但湘军将领上上下下却都暗地里高兴。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有江南、江北大营，湘军一直不被当做对抗太平军的主力，曾国藩作为湘军主帅连个巡抚的实职都弄不到，湘军的地位也一直得不到承认。现在江南、江北大营一破，除湘军外，朝廷再无可用之兵，左宗棠立刻喜形于色，而胡林翼更是断言：“朝廷必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之事可措手矣！”。就是说，江南半壁江山的事，只有曾国藩可以作主了，朝廷马上就会对曾国藩委以重任。
果不其然，不久，连争个巡抚都难的曾国藩很快就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兵部尚书，主管东南各省的军政大权。曾国藩一下成了东南第一重臣。
大家都觉得曾国藩和他的湘军一下扬眉吐气了，这下他们应该直取南京，去替代绿营原来在江南和江北大营的位置了。可是曾国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还是不紧不慢，还是按部就班，不赶着去江苏填绿营留下来的空缺，而是死死地在耗在了安徽。就在这时候，他犯了一个军事指挥上的大错，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祁门之误。
曾国藩坐镇安徽，分兵江浙，要照顾各省各地战局，他思虑再三，要把湘军的老营，也就是湘军的大本营扎在一个叫祁门的地方。
祁门现在属于黄山市，原是徽州六县之一，它坐落在大山里面，向来号称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全是山。
曾国藩要把老营安在祁门，第一个坚决反对的就是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李鸿章说：“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薛福成《庸庵笔记》）就是说祁门这个地方四面环山，只有南北两条大道贯通。这是一个盆地状的地形，老营设在盆地里，就像是在一个锅底里，这是最危险的了。人家前后大道一堵，你逃都逃不出去，这就是兵家所说的绝地。曾老师你这么聪明，怎么能把老营安在这儿呢？
那么，老营不放祁门应该放哪儿呢？
李鸿章建议，应该设在池州的东流，这个地方背靠长江这条黄金水道，交通便利，最为理想。
可曾国藩主意已定，根本不听李鸿章的劝谏。李鸿章也不服气，鼓动了一批同僚来跟曾国藩提意见，曾国藩后来火了，拉下脸来说：“尔等如此厌恶祁门，是不是害怕了？若胆怯，可各散去！”（薛福成《庸庵笔记》）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谁也不好再说什么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李鸿章只好憋了一肚子的气，跟着曾国藩来到祁门。
曾国藩到了祁门一看，也有点后悔了，祁门这个地方果然如李鸿章所说，形如锅底，确实有点兵家绝地的意思。按照曾国藩敢于反省、勇于认错的精神，这时候他不是没可能改变初衷。可奇怪的是，曾国藩虽然略有悔意，但还是把大本营扎在了这个形如锅底的祁门。
既然形如锅底，就有人来打破沙锅让你漏到底！太平军名将陈玉成、李世贤为救安庆之围，西征两湖，听说曾国藩扎营祁门，顺路就来捅他这个锅底。曾国藩临阵出昏招，像诸葛亮用马谡去守街亭一样派了个只会纸上谈兵的李元度去守徽州，结果马谡失街亭，元度失徽州，弄得曾国藩大义灭亲“挥泪斩元度”，引发了湘军团队里“二李见背”的著名公案。
二李就是李元度和李鸿章。李元度从此与曾国藩分道扬镳，而当祁门大营被太平军重重围困即将灭顶之时，李鸿章也借着李元度事件，跟曾老师大闹一场，最后扬长而去。
即便如此，曾国藩还不认为自己错了。他买了口薄皮棺材，写了封遗书，坐在祁门那个锅底——等死。
后来，天无绝人之路，曾国藩手下悍将鲍超拼死救援，左宗棠也率楚军猛攻陈玉成侧翼，陈玉成判断失误，以为曾国藩有重兵埋伏，又因为此行作战目的是借西征来围魏救赵，兼之他的信息工作极不到位，竟然不知道他们最为痛恨的“曾妖头”就在祁门，所以临阵撤兵。太平军只差十里之遥，就可以要了曾国藩的老命，但最后还是被他逃出生天。
曾国藩大难不死，终于决定，移师东流，把湘军老营搬出了差点被人打破的锅底——祁门。事情过后，曾国藩又想起李鸿章的才能来，两个人冰释前嫌，李鸿章又回到曾老师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