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打造团队中的核心力量层，并以信仰感召之。
曾国藩教育子弟、学生时曾有一句名言，他说：
“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蔡锷《曾胡治兵语录》）
这话通俗易懂，但是到哪里找那么多好师、好友、好榜样呢？尤其是在一个团队里，谁才是真正的好师、好友、好榜样呢？
曾国藩自己固然是他团队成员的好师、好友、好榜样，但曾国藩认为这远远不够。对于个人来说，他做好自己就行了，但对于一个团队来说，还必须塑造一个堪为“好师、好友、好榜样”的核心层，这个核心层既可以成为整个团队的“好师、好友、好榜样”，又可以成为团队发展的核心力量，这个核心层在曾国藩那里就是他被时人称道的“神州第一幕府”。
清代因为官制的设定，地方督抚大员并没有自己的秘书班子，所以各地大员通行的办法是自己出资、自己组织自己的秘书班子，这就是幕府。但曾国藩的幕府和别人的都不一样，主要区别在两点。一是体制上看，虽然曾国藩的幕府看上去也只是他的秘书班子，但因为曾国藩是实际上的湘军统帅，所以他的幕府纳入到了湘军的序列，实际上成了湘军的参谋部、智囊团、秘书处。这样一来，曾国藩的幕府就有了举世难匹的第二个特点，即这是一个汇聚了当时天下顶尖人才的巨大的人才库，也就是王闿运所说的“天下英才，尽入曾幕”。（《湘军志》）
曾门四大弟子之一的薛福成曾经总结过，说曾国藩幕府当时囊括了天下八大类人才。有谋略之才，典型代表如左宗棠、李鸿章等；有作战人才，典型代表如彭玉麟、杨载福、李续宾、李续宜等；有军需人才，如李瀚章、丁日昌等；文书人才，如俞樾、李元度等；吏治人才，如沈葆桢、赵烈文等；文教人才，如吴汝纶、张裕钊等；外交人才，如郭嵩焘、薛福成等。还有一类，最为特别，制造人才，如容闳、徐寿、华蘅芳、李善兰、陈兰彬、徐建寅等。
这些人只是各类人才中最典型的，其余稍逊者，多如牛毛。他们后来或开辟了中国近代外交史，或开辟了中国近代科学门类史，或开辟了中国近代教育史，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现代化改革的中坚力量。晚清行政区划共有十八个省，后来有十三个省的督抚大员出自曾国藩的幕府，可想其人才之盛，故称之为“神州第一幕府”，丝毫不过。湘军有这样一个人才鼎盛的核心力量层，其发展可想而知。
但我们不由得想问，那个时代最顶尖的人才们为什么都汇聚到了曾国藩的周围，甘心做他的入幕之宾？况且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么多能独当一面的大才怎么会甘心唯曾国藩马首是瞻呢？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只是一个词：信仰。
曾国藩要办有主义的团队，归根结底的落脚点还要在“信仰”这两个字上。所谓有主义的团队，就是有抱负、有使命、有大发展的团队，这样的团队只靠利益、奖惩与简单的说教是不能够形成决定团队发展的核心力量层的，而核心力量层的形成与发展除了物质利益、名位推荐之外还必须有精神与信仰的感召，否则这个力量层就不会是真正是核心力量。
曾国藩曾经坦言：“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借以号召吾乡之豪杰。”（《曾国藩全集·书札》）这是说他书生领兵的出发点，要以自我之修身来感召天下之豪杰。
他又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诚朴，道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 （《曾国藩全集·家书》）这里以“二三君子”自命，又举起“诚朴”与“血诚”的大旗，就是号召天下以君子自命的人才们都走到一个共同的伟大事业里来。
所以他因此论选将的标准说：“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曾国藩全集·家书》）这个“忠义血性”作为最高标准，既是他选将的标准，也是他打造团队核心层即其幕府的人才选择标准。
这就要说到我个人认为曾国藩打造有主义的团队时最为难能可贵的地方了。一般作为一个团队或一个组织的最高领导，很难不因所处地位的原因产生自我的心理膨胀，从而从最初创业时的信仰感召变质成后来的权力感召、权威感召，甚至是威权统治。这就是中国专制文化最大的陋习所在。但曾国藩超越了这一点，作为团队的最高领导，他能始终以信仰来感召人才，而非以个人权威感召，以个人威权来统驭。所以他手下人才辈出，但都是对事业忠诚，而非对个人的忠诚——虽然很多当权者总是以为对个人的忠诚就是对事业的忠诚，其实这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举例来说，像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这些当世杰出的人才，他们虽然都出身于曾国藩的幕府，都是曾国藩一手提拔上来，甚至扶上马还送了无数程，但他们在很多事情上与曾国藩都有不同意见。不仅能有不同意见，甚至还能坚持不同意见，甚至因此与自己的恩人曾国藩闹出很大的矛盾来。
像左宗棠在举报曾国藩放走洪天贵福的事情上不惜与曾国藩闹翻，也要坚决说出实情；像李鸿章在对付捻军的战略上始终与自己最敬爱的曾老师意见相左；像沈葆桢在湘军的财务与军饷问题上更是对曾国藩寸步不让。他们都曾经让自己的这位大恩人、老领导曾国藩很狼狈，甚至不惜闹出天下议论纷纷的公案，也要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利国利民的路线与主张。
他们谈起曾国藩的为人都评价极高，甚至极为佩服，但他们对共同的事业，却能不随曾国藩、曾老师、曾恩人而盲从。这就不是个人崇拜，而是信仰崇拜！
这种信仰崇拜氛围的营造，就是曾国藩在打造团队核心力量层时，在打造一个有主义的团队时，最为精彩、最具历史价值与意义的真正的大手笔！
曾国藩书生治军，打造了一个有主义的团队，汇聚了一个时代的智慧与力量，创造了一段历史的传奇。后来，不论是军事家如蔡锷，还是政治家如毛泽东、蒋介石，还是当今无数的企业家，都把他的团队艺术奉为圭臬。虽然湘军的历史功过向来争议不已，但其中的道理，依然值得今人不断反思与借鉴。
曾国藩打造团队的艺术不禁让人想起一个伟大的物理学故事来。
公元前213年，罗马与迦太基为了争夺海上霸权连年开战，叙拉古作为处于两个强大帝国中间的弱小城邦，最终选择了迦太基。罗马帝国因此发兵来攻叙拉古小城。叙拉古虽然抵抗住了罗马军团的进攻，但很快实力就消耗殆尽。这时，罗马军团卷土重来，调来一支庞大的海上舰队来攻叙拉古，而叙拉古连守城的弓箭与武器都已经用尽了。
就在全城百姓一筹莫展之际，伟大的科学家阿基米德召集了城中的妇女、儿童在骄阳似火的午后来到城上。按阿基米德的吩咐，他们每人都拿着一面镜子，然后在阿基米德的指导下，一起集中向一艘罗马战舰的船帆上照去。不一会儿，白帆冒出了火焰，整个战船也随即燃烧起来。于是一群妇女与儿童面对当时最强大的罗马舰队，只用普通的镜子就让所有的罗马战舰都一一葬身于火海。罗马军团在一战未开的情况下大败而还。
之所以称这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故事，是因为阿基米德只不过用了一个小小的物理学原理——将凹面镜把阳光反射聚焦到一个点上，然后点燃易燃的船帆。它蕴含的哲理是：当分散的量能聚集起来的时候，就会产生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能量！
这是一个小小的物理学原理，同时又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原理，关键就在于“聚集”、“汇聚”、“凝聚”与“聚焦”，而一个团队的力量也同样来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