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如此教育，居然收效，但我们不禁要问，曾国藩责备他弟弟杀了人，竟然动用“针刺大腿”之刑，可当年他自己任湖南团练大臣的时候设置审案局，两个月内杀了180多人，以至于被当时的人骂为“曾剃头”，他怎么不拿针来刺一刺自己呢？后来他带兵打仗，除了老二国潢，三弟国华、四弟国荃、五弟国葆都是湘军一时名将，打仗就要死人，就要杀人，这几个弟弟杀了很多人，像曾国荃甚至还有过屠城的恶行，曾国藩为什么不挨个拿针刺一回呢？
这就要说到曾国藩家训中那句非常著名的名言——
“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曾国藩全集·家书》）
正是居官与居家的区别反映了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中某些根本性观念。
首先来看一下，他对二弟曾国潢杀人为何如此不能容忍，但为什么对其他几个弟弟和自己杀人却能容忍？这也牵扯到“居官”与“居家”的区别。
毫无疑问，曾国藩他们兄弟几个出来带兵打仗，最后都有朝廷正式的封职，这叫“在朝为官”，而曾国潢不一样，他是“在乡为绅”。官与绅虽然有时会放在一起说，叫官绅，但在中国古代，官与绅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甚至，从中国古代制度史与文化史的角度看，乡绅文化是有别于官僚文化的一种独特的存在。
我们一般以为古代的行政管理手段与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政府的行政触角会延伸到每一个乡村，甚至每一户人家，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儒家治国所奉行的行政治理精神，叫：“国有法，乡有约，家有训。”是说国家层面是靠法律来治理的，而乡村层面则是靠乡约来治理，而家庭层面则是靠家训来治理的。这也是我们说家训是中国古代儒家教育核心载体之一的原因。
中国古代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乡村是整个社会建构最重要的基石。在这个基层社会，其管理的主要方式居然不是靠行政管理，而是靠乡约管理，这确实出乎很多人预料，这多少有了些基层自治的色彩。既然到了乡村一级主要靠乡约来治理，那就要考虑乡约的制定与执行如何才能公正公平。而承担这个使命的群体就是乡绅。
乡绅主要由科举及第不仕或落第的士子、有文化的中小地主、因疾病或退休长期在乡赋闲的中小官吏，以及各个宗族的族长或元老组成。他们一般比较富裕，但更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必须有“清望”。
清望这个词在儒家文化里是非常讲究的，其实就是美好的声望。乡绅为什么首先要有清望呢？因为在中国古代，乡绅担负着两个重要的社会使命，一个是率民教化，一是个自治维权。
因为在乡村这种基层，政府的行政触角鞭长莫及，所以率民为善的教化责任主要是由乡绅担负的，而政府对此也是大力支持的。所以当时公共性质的乡塾、宗塾、族塾，也就是当时主要的乡村学校，都是由乡绅来出资助办的。再有就是乡村自治的乡约、族规的制定，也主要是由乡绅们集体讨论制定。这就要求能参与此事的乡绅必须能服众，必须得以德服人，这就是要有清望。
但这种清望不仅对下要有清望，还要对上有清望，因为乡绅还担负着维护当地民心与安定、替乡民伸张正义，乃至替百姓向官府争取合法权利的重任，这就是自治与维权了。这就要求乡绅不仅能以德服人，还要能以德服政，也就是让政府认可、满意并敬重。这一点我们可以比照一下英美文化中的太平绅士制度，像受此影响的香港地区的太平绅士，既有防止非法刑罚，又有裁判一般民事纠纷的权利，这就是维权，就是维护民心与安定。但他们并不是标准的法官，这就叫德服人。可这种太平绅士又是政府任命的，说明他们能以德服政。所以香港很多有文化、有财富、有清望的人士都希望能得到太平绅士的任命，视之为一种莫大的荣誉。
因为既要以德服百姓，又要以德服政府，乡绅就必须在社会中占据独特的文化地位，事实上这个阶层本身就是儒家宗法伦理的产物，所以乡绅对儒家文化的忠诚许多时候甚于“学而优则仕”的官员们。尤其是皇权易主、朝代更替、天下大乱之际，从中国古代历史的实际情况看，乡绅阶层捍卫儒学的决心与勇气往往是胜过官吏的。
曾国藩也曾有过乡绅的身份，他以侍郎的身份在乡为父母守丧，那个时候他不是朝廷官员，又有文化，又有名望，所以他当时就是乡绅。他们曾家名门大户，对乡约、族规等的制定有着毋庸置疑的发言权，所以他们家当然是乡绅之家。后来曾氏兄弟出山带兵任职，那就是摆脱了乡绅的身份了，于是曾家唯一剩下的没出山的曾国潢也就自然成了当地著名的乡绅。
任何一个阶层都有良莠不齐的现象，乡绅里也有一类人，不仅没有清望，甚至还有恶名，这一类就叫“劣绅”。所以我们以前看革命电影，土豪劣绅就是人民最大的敌人之一，喊久了我们以为所有的乡绅都是土豪劣绅，其实不然。平心而论，在中国古代，乡绅的主体还是对社会有很大贡献的中坚力量。
现在曾国藩在外做高官，在外带兵打仗，还时时不忘写家书家训教育子弟族人，就是因为他们曾家在当地不是普通的人家，是官宦兼乡绅之家。普通的乡绅都能坚持儒家的信仰，作为一代大儒，曾国藩当然希望自家能是清望之家的表率，至少也不能堕落到“土豪劣绅”的地步。哪知道他虽然苦口婆心，但这个不争气的弟弟居然就成了个典型的土豪劣绅，所以曾国藩即便春风化雨式教育了那么多年，现在也忍无可忍，非要用雷霆手段给弟弟当头棒喝。
至于曾国藩自己办团练设审案局杀人，几个弟弟带兵打仗杀人无数，曾国藩自己则一直认为这是无奈之举。曾国藩曾经有一次过生日的时候也曾后悔过，嫌自己杀戮过重，他的人生知己胡林翼因此为他写了一幅生日贺联：
用霹雳手段；
显菩萨心肠！
曾国藩读完随即释然，他要救世，要打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哪能不杀人呢？所以圣人朱熹也带兵平过叛，也杀过很多人。号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王阳明也带兵平叛无数次，也杀过更多的人。这些都是无可奈何之举。杀人是霹雳手段，救世是菩萨心肠，曾国藩按受这一点后，甚至还劝弟弟曾国荃不要手软，该杀的时候绝不要犹豫。我们现在在和平时代，读到这样的家信不免触目惊心，但放在当时特定的时代环境里，也实在是一种历史的无奈。
因为很无奈，所以曾国藩其实更向往乡绅的生活，而非做官的生活，这就要谈到他对“官”的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