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什么要说“居官”不过是“偶然之事”，不是“长久之计”呢？
按道理，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大多都有“修齐治平”的人生信仰，但不当官怎么能治国平天下呢？没有一个平台，如何能施展身手？而在中国，仿佛只有仕途的平台，才能让人施展治国平天下的身手。所以，“学而优则仕”似乎就变成了唯一的选择。民俗里则说“学成文武艺，卖给帝王家”，因为只能卖给帝王家，不可能卖给别人家，所以，因为唯一性，中国文化因此诞生了罪孽深重的“官本位”文化。
许慎《说文解字》说：“官，吏事君也。”又说：“吏，治人者也。”一个事君，一个治人，这就是官吏。事实上官与吏在汉以前是不分的，官就是吏，吏就是官，官吏就是兼具“事君”与“治人”两种功能于一身的人。在封建专制社会里，要事君，就不免有奴才心理。官宦同义，对于“宦”，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里就解释为：“当贵族的仆隶。”这就是典型的事君的奴才心理。要治人，又不免有主子心理。既当奴才，又当主子，日子久了，就会产生变态心理。于是这种变态心理横行的地方，叫做官场。所以深谙官场之道的曾国藩也曾在家书中感慨，说“宦途人情，薄本似纸”，这就是说官场是个不讲情义的变态的地方。
曾国藩年轻时跟所有有志向的儒生一样，要建功立业，要治国平天下，要“三千里外欲封侯”，可是后来进入官场之后，倔强、正直、“不要钱、不怕死”的他虽然官运总的来说是不错的，却屡屡成为官场的笑柄和异类。他自己说“平生吃数大堑”，当京官的时候给皇上提意见、坚持打击权贵的立场屡屡“为京师权贵所唾骂”，后来在长沙办团练因为越俎代庖“为长沙（官场）所唾骂”，在江西打仗的时候又“为江西（官场）所唾骂”。甚至当年给皇帝讲课，因为自己一张课堂布局图画得很难看，结果“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俱见《曾国藩全集·家书》）。后来处理天津教案失败，更是被骂作“汉奸”、“卖国贼”，甚至晚年因支持容闳的留学生计划，也被士大夫们嘲笑为老糊涂。从曾国藩一生为官的历程就可以看出来，只要不放弃立场，只要不同流合污，只要一直坚持自己的理想与信仰，在官场，就难逃挨骂的命运。
应该说曾国藩还是比较讲究变通的，尤其是从为父亲奔丧自江西战场不告而辞被天下人骂为不忠不孝之后，他痛定思痛，转而多用黄老之术，后来在官场上人事关系大为改善。他的好朋友欧阳兆熊说他“一生有三变”，这一次就是他在官场生存之道转变的最关键一次。但即使这样，曾国藩最知己的学生赵烈文评价曾国藩一生却说：
“（其）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能静居日记》）
这是说就曾国藩一生来看，虽然他的功业在扑灭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但打仗所花的精力不过十分之三四，而与腐朽、腐烂的官场作战却耗去了绝大部分精力，至少要占毕生精力的十分之五六。官场就是个大染缸，要出污泥而不染，那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居官对曾国藩来说，真不是一件快乐的事。
况且，洞悉天机的他总是认为官做得越大，危险也就越大。
一种危险来自封建专制下的皇权压迫。他总拿物极必反的道理来教育弟弟。他后来越是位极人臣，就越是对仕途乃至家庭命运担心。他说：“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就是说读尽史书，发现功高盖主的很少有好下场的。所以他直言不讳地对弟弟说：“阿兄忝列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际，或至连累弟等。”（《曾国藩全集·家书》）甚至怕自己一旦出事，要连累家人，连累弟弟们。所以在专制皇权的阴影下，再伟大的政治家也多少有些诚惶诚恐的奴才心理，这样的“居官”，能是长久之计吗？
还有一种危险来自自身权力欲膨胀后的修身失败。曾国藩曾经总结过一个著名的“居官四败”说。他说：“居官有四败，曰：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曾国藩全集·日记》）昏庸懒惰、放纵部下、骄傲狠毒、胡作妄为、贪婪鄙陋、无所忌惮、反复无常、多行狡诈，这些都是自身的性格或个性缺陷，都是儒家知识分子所谓修身的失败，有一条，必定身败名裂。
还有一种危险，或者说居官还有一败，即居家败者也易居官败。当年严嵩虽然被骂作奸臣，但好多坏事都不是他做的，都是他那个不成器的儿子严世蕃做的，最后也是因为这个严世蕃身败名裂，结果把老爹也拖得身败名裂，这就是富二代、官二代教育失败导致的居官的危险。这就是居家的问题了。
当然，有人可能会问，曾国藩既然这么居安思危，既然这么担心，为什么不辞官不做，那不就一了百了了吗？
官场就是个大火坑，跳进去容易，跳出来难。曾国藩要是像陶渊明那样只是个彭泽县令，辞官倒也容易。但像他到了位极人臣的位子，也身不由己了。他打下天京裁军之后，也想辞职退隐山林，可天才幕僚赵烈文和曾经被他打压过的学生李元度都劝他，你打了那么多年的仗，杀了那么多的人，满天下有那么多的仇人，甚至朝廷上下也不乏居心叵测之徒，现在你自剪羽翼，还要辞职回乡当一老农，那立刻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恐怕身死名灭也是早晚之间的事儿。所以到了这个地步，曾国藩是想进进不得，想退也退不得，这样的“居官”怎么能不是一种煎熬呢？
另外，他还有开辟了一半的洋务运动，还有他从来不曾放弃的儒生“修齐治平”的理想，所以要放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不过，这就关系到一个根本的问题——治国平天下是不是只有“学而优则仕”这一条路呢？这就牵扯到“居家乃是长久之计”的内涵了。
曾国藩为什么说“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这到底体现他怎样的家庭教育思想？他为什么要穷尽心力进行他“千古第一家训”的创作呢？
首先第一个问题，“居家”在曾国藩这样的儒生看来，到底有怎样的意义？
儒生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自我的修行，修行好了，就可以建功立业，这就是治国平天下了。那么，为什么不能直接就修身、治国、平天下？为什么在这个人生四部曲中要插入一个齐家呢？
原来，中国古代文明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最重经验的传承，否则没有办法获得土地耕作上的生存依赖。种地那点事全靠上一辈的经验，而上一辈的经验又从上上一辈那里来。所以中国文化很忽视鬼神崇拜，却十分重视祖先崇拜。“家”这个字就是远古时期人们用很难打到的野猪来祭祀祖先的一种祭礼，叫“家祭”。所以，家在西方人看来，只是人生的一个驿站，因为他们的灵魂最终要回上帝那里去；而家在中国人看来，却是人生的一种归宿，因为他们的灵魂最终要回到祖先那里去。
所以，在中国文化里，家国同构，可以“家天下”，所以叫国家。
所以，家是人生进退的最后一道防线，家破了，人就亡，因此有个成语叫“家破人亡”；国破了，家也亡，因此有个成语叫“国破家亡”。人亡是修身的失败，国破是治国平天下的失败，不论哪一种失败都与齐家的失败息息相关。
所以，齐家既是修身的检验，更是治平的预演。家就像浓缩的国，它是一个预演的平台，如果你不能齐家，说明治国也就无从谈起。
所以曾国藩谈居官四败，是说修身与治平之败，但紧接又说居家也有四败。他说：“居家有四败，曰：妇女奢淫者败，子弟骄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曾国藩全集·日记》）奢侈淫逸、骄横倦怠、兄弟不和、不敬不礼，一家中但有这样的风气就是整个家族要衰败的征兆。曾国藩把居家四败与居官四败放在一起说，而且还多次提起，就说明他把齐家与治国平天下是同等看待的。
其次，在曾国藩这样的一代大儒眼中，“居家”要居什么样的家？
曾国藩有个著名的“绵延”论，我们以前也多次提及。他说官宦之家一般绵延不过一二代，商贾之家一般绵延不过两三代，耕读之家可绵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可绵延九十代。至于耕读孝友之家，自然可以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了。他所说的“绵延”当然不是生育的延续，而是指一个家族的兴旺发展。
一个家庭、一个家族要兴旺发展，关键要有什么？
肯定不是财富。曾国藩家训中明确对两个儿子说：“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曾国藩全集·家书》）
也不是世俗的名利或名位。他在给弟弟的家书里说：“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是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要令罢官居家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劳，可以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曾国藩全集·家书》）
只能是精神。所以他对子孙后代的期望是：“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曾国藩全集·家书》）甚至在他祁门被围，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时，他在遗书中还叮嘱儿子：“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将此二事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曾国藩全集·家书》）
“一意读书”，“做读书明理之君子”，这就是曾国藩“居家乃为长久之计”的底线！
因为要树“明理君子”的家风，他坚决主张清廉自守。曾国潢瞒着大哥在嫂子欧阳氏的老家为嫂子买了房产与田产，曾国藩知道后把妻子与长子曾纪泽一顿训斥，坚决让把房产与田产退回去。
因为要守“明理君子”的家风，他坚决反对曾国潢官绅勾结，就怕弟弟变成一个乡间的恶绅。有一次朱县令要被调职，暗中让曾国潢挑头鼓动乡绅向上级劝留朱县令。曾国潢让大侄儿曾纪泽写一篇表达民意的劝留文章。曾国藩知道后让儿子一定不能写这种文章，也明令弟弟不许参与此事。至于后来给曾国潢暴雨梨花针式教育更是表明态度之坚决了。
因为要守“明理君子”之家风，他规定家中男子每日必有耕作、读书二事，家中女子每日必有纺绩、酒食二事。甚至他和欧阳夫人带头示范，身体力行。
因为要守“明理君子”之家风，他在日理万机、戎马倥偬之余，一生努力地进行家书、家训的家庭教育，他的“八宝饭”、“八本堂”，他的过隙影日记、求阙斋日记，他的数千封家书以及无数的家训名联与名言，都不仅仅是他教育智慧的展现，更是他要将“齐家”与“居家”中精神层面、理想层面的财富传承下去的努力与实践。
所以，这就是曾国藩家训的精髓所在，即使从“明强挺经”的“挺”与“刚”的智慧来看，守得住“居家”与“齐家”的要领，就守住了儒家知识分子“家国天下”的情怀与“修齐治平”精神的传承。
后世蔡锷评曾国藩的兵法艺术时说，其“防御之紧严，立意之稳健，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曾胡治兵语录》）其实，岂止是兵法，曾国藩的居家之道又何尝不是“防御之紧严，立意之稳健”为古今大多数人所不及。所以才值得我们不停地回过头去向他学习，习他“居家乃长久之计”中丰富的家训智慧。
曾国藩虽然说居官只是偶然之事，但最终也死在了两江总督的任上。忌日是清同治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872年的3月12日，农历二月初四。死因有人判断是中风。死的时候，家人都围在他的身旁，他端坐在椅上，虽然说不出话来，却是在家人温暖又悲伤的泪光里含笑而逝的。
二月初三那天，也就是去世前一天，他精神也还不错，曾经的一位好友来家里看他，聊了聊他最近的身体情况，劝他应该向朝廷请病假，好好休养一下。
曾国藩却笑着说：“我不请假了，怕是没有时间销假了。”
一句玩笑话通达超脱之至！“偶然”却又危机四伏的一生为官竟然得以善终！“长久”而又别具情怀的千古家训终将得以传承！
哲人萎乎！一时间，竟将居官、居家全都看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