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故事。吴王阖闾出兵讨伐越国，在会稽城得到一根骨头，仅骨节就能装满一车，谁也不认得。他听说孔丘博学多才，便专门派人到曲阜来问孔丘。孔丘说：“当初夏禹召集天下的神仙鬼怪到会稽山开会，防风氏迟到了，禹就杀了他，陈尸示众，他的一节骨头就有一辆车子那么长，我估计你们得到的就是防风氏的骨头。”吴国人很惊讶，又问：“那神仙鬼怪又是怎么回事呢？”孔丘说：“山川之神能够纲纪天下，而主管祭祀山川的人就叫做神，祭祀社稷的便是诸侯，他们都归周天子管辖。”吴国人听得晕晕乎乎，追问道：“那防风氏管什么呢？”孔丘说：“祭祀封山和禺山。”吴国人问了最后一个问题：“那防风氏有多高？”孔丘笑了：“僬侥氏高三尺，这是最矮的人。最高的人不能超过十倍，顶多也就是三丈吧。”吴国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满意而归。
空有那么多古怪的知识，孔丘没写本《魔戒》，实在是太可惜了。当时正是阳虎祸乱季氏的时期，如本书前一节所述，孔丘似乎还出来帮阳虎做过事。但很快他便认识到这是一个政治漩涡，站在哪边都有很大的风险，于是又回到家里，专门从事《诗》《书》《礼》《乐》的整理工作。相传他在这段时间还开始着手修订鲁国的史书《春秋》，这也就是本书大部分内容所依据的史实。
如果孔丘确实做过那些工作，那他对中国文化的传承确实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众所周知，春秋时期兵荒马乱，礼崩乐坏，上古的典籍残缺不全，再加上周朝遭遇了王子朝之乱，大量古籍遗失损毁。孔丘几乎是力挽狂澜，一方面考查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制度，一方面整理残缺的文字。据说他将上起尧舜，下至秦穆公时期的皇家档案文件都编排起来，形成了完整的资料。后人读到的《尚书》和《礼记》都是由他编定的。另外他还对古代流传的诗歌进行了删选，形成了现在人们看到的《诗经》，而且他给这三百多首古诗都配上了乐谱，以便于人们传唱。
也就是这段时间，他的学生的数量和质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孔丘后来自述，他的学生中“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其中特别出名的有：
颜回，字子渊，鲁国人，孔门首席大弟子。颜回似乎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就是心态很好。孔丘曾经称赞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简单点说，穷开心。
冉雍，字仲弓，贱人之子。孔丘不嫌其出身贫贱，认为他长于政事，可以坐北朝南，听政于朝廷——这个评价很可怕！
冉求，字子有，曾任季氏家族的大管家。孔丘认为他可以治理千户人家的城池，也就是个县长的资质。
仲由，字子路，也是季氏家臣，生性纯朴，武艺高强。据说曾经欺侮过孔丘，后为其学问折服，遂改穿儒服，做了孔丘的学生。孔丘认为他可以管理千乘之国，那是当诸侯的料。
宰予，字子我。此人牙尖齿利，善于辩论，不太招孔丘喜欢。有一次孔丘看到宰予白天睡觉，评价：“朽木不可雕也！”
端木赐，字子贡，卫国人，同样长于辞令，孔丘常说他狡猾，但是他更有才——曾经做过鲁国和卫国的宰相，富可敌国。
曾参，字子舆，以孝道而闻名，著有《孝经》。不要小看这本书，自汉朝以下，中国历朝历代皇帝都是以孝治天下，实为两千年中国政治的理论基础。
公冶长，字子长，齐国人，孔丘的女婿。
那个年代没有报纸电视，学生多了，掌握的话语权就多了。在世人眼里，孔丘的形象越来越高大。颜回就曾经这样公然吹捧自己的老师——颜渊喟然长叹（请注意，喟然长叹，多么传神），说：“先生的思想和人格，我仰着脸越看越高，越是钻研越觉得难以赶上，一会儿觉得就在眼前，一会儿又像是在身后。他是那么循循善诱，扩大了我们的知识面，又用礼仪来约束我们，使得我们欲罢不能。我们就算是倾尽全力，那个高大的身影还是耸立在前面。我们不停地靠近他，却又没办法企及他的高度。”
孔丘是如此出名，以至于街头巷尾都有人议论：“孔子是多么伟大啊！他的知识如此渊博，却又不能说他究竟是属于哪一家。”这话说到了点子上，他本来就是自成一家，只不过拿着前人的典籍来印证自己的思想罢了。孔丘听到这个议论，狡黠地一笑，自嘲似的说：“是啊，我究竟是干哪一行的呢？赶大车的？还是射箭的？大概就是个赶车的吧！”但是他对学生说过的一句话道破了天机：“我是因为没有被国家重用，才学了这些破玩意儿的啊！”
公元前501年，孔丘五十岁。后来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曾经这样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至于天命是什么，却又总是语焉不详。后人只能从字面上推测，所谓天命，就是上天赋予一个人的使命吧。
这一年，阳虎企图消灭三桓事败，出逃齐国。阳虎的同伙公山不狃还占据着费邑，负隅顽抗。他派人来请孔丘过去帮忙。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不会答应这个要求，但是到了知天命之年的孔丘，居然心动了！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你得理解他，憋在家里太久，想做官想疯了。当然，司马迁说得很含蓄：孔子得道已经很久，一直没有机会施展，因为没有人能够重用他，所以得到机会便不想放弃。
其次，孔丘对三桓专鲁早就深恶痛绝，有《论语》为证：
“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前面已经说过，这是骂季孙意如。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三桓祭祀祖先，撤除祭品的时候，唱着《雍》的诗篇。孔丘很有意见，那是天子祭祀的诗篇，用在三桓的祠堂里，合适吗？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季孙斯要去泰山拜祭，把自己当作了天子。孔丘要冉有去劝阻，冉有认为做不到。孔丘便哀叹：“难道泰山之神还不如我的学生林放懂礼，会接受季孙斯的祭礼吗？”
再次，孔丘早年在季氏家族做官，一直没有受到重用，郁郁不得志，对季氏更是积怨已久。
有这三条理由，阳虎请他做官，他至少在口头上答应了；公山不狃在危难时刻请他出山，他也愿意赴汤蹈火。他对学生说：“当年文王、武王就是在小地方起家而后成大事的，今天的费邑虽小，也许能够干出一番大事来吧！”收拾好行装就准备出发。
学生们都不同意，仲由更是坚决反对。孔丘反过来劝说他们：“你们别把人心看得那么坏，那些请我的人，难道就没一个好东西？再说事在人为，只要他们重用我，我就给他们建立一个东方的周朝！”
话虽如此，他考虑了一个晚上，终于冷静下来，最终还是没有去。如果去了，估计他也活不到耳顺，更不可能从心所欲，不逾矩。
事实也证明，他没去是对的。不久之后，费邑陷落，公山不狃和公孙辄逃到了齐国，后来又逃到吴国。而孔丘因为政治立场坚定，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的地方官。由于在中都任上工作成效突出，后来又被提升为鲁国的司空，又由司空改任大司寇，也就是首席大法官。
儒家思想的源头
曾经有一次，颜回问孔丘：“什么是仁？”孔丘回答：“克己复礼。”意思是克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礼的规范，这就是仁。
礼和仁，是孔丘学术思想中最重要的两个范畴。礼是外在的秩序，仁则是内心的修为，可以说仁和礼是一体两面，互相依存。仁是在生活和实践中不断提炼而得到的，孔丘本人也是到了七十岁才敢说自己“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思想和行为都已经达到了仁的最高境界，随心所欲也不会违反礼的原则。但是，随着儒家思想的影响不断扩大，后人对仁的阐释也越来越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仁是一种本能，有的认为仁是一种天理，还有人看到刚出壳的小鸡那副毛茸茸的样子，自称领悟到了什么是仁。再到后来，仁逐渐和慈挂上了钩，变成了仁慈，被赋予了同情和慈悲的含义。事实上，在孔丘这里，仁更是一种坚忍，一种智慧。
公元前500年春天，齐鲁两国达成和平意愿。同年夏天，鲁定公来到齐国的夹谷（今山东省莱芜境内），与齐景公举行了会晤。
按照周礼，诸侯相见，均有相礼大臣陪同，负责安排会务工作。相礼大臣的地位极其重要，非卿不能担任。鲁国自鲁僖公以来，担任相礼大臣的都是出自三桓。但这一次，鲁定公带来的是齐景公的老熟人——孔丘。
《史记》记载，鲁定公出发之前，孔丘对他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建议他做好两手准备，带上足够的卫兵。鲁定公同意了。
盟誓那天，齐景公和鲁定公相携登台，互相敬过了酒，齐国的官员过来请示说：“请欣赏四方的乐舞。”齐景公说：“好。”于是一群东夷地方的武士，光着膀子，披着头发，拿着弓矛剑戟等十八般武器，怪叫着拥到了台前，还想上台来表演。孔丘马上拔剑在手，大声呼道：“鲁国的卫士们，拿起武器，准备战斗，绝不要手软！两国君主为了友好而会面，远方的东夷俘虏却用武力来捣乱，这难道就是齐侯的待客之道？自古以来，蛮夷之人不能扰乱我华夏子孙，武力不能强迫友好——这是欺骗神灵，丧失道义，丢弃礼法，我相信齐侯不是这样的人。”齐景公听了，脸色很难看，连忙挥挥手，让那些人退下。
将要盟誓的时候，齐国官员将早就拟好的盟书交给孔丘过目。孔丘一看，所有条款都是原来双方商定好的，只不过齐国人单方面又加上了一条：“如果齐军出境，鲁国不以甲车三百乘相从，必遭天谴！”孔丘不觉微微一笑，对齐国人说：“那我们也加上一句：如果齐国不交还汶阳的土地，让我们用来满足齐国的需求，也当如此！”
夹谷之会，因为孔丘应对得体，齐国没有占到任何便宜。齐景公回去之后便责备大臣们：“孔丘用君子之道辅佐鲁侯，你们却尽给寡人出些馊主意，用小人之道来对付他们，这下丢脸丢大了吧！”那时候，晏婴已经去世了，群臣们战战兢兢，不敢回应。最后终于有人出来说：“小人做错了事情，说几句好话赔罪；君子做错了事情，那得拿出点实际的东西来弥补。您若真想向鲁侯道歉，就把汶阳的土地还给他们吧。”
所谓汶阳的土地，是当年阳虎叛逃时献给齐国的领地。齐景公想，只要能够分化晋国的同盟，将鲁国拉到自己这边来，区区几座城池不是问题，于是同意了这一建议。会后，齐国人果然向鲁国归还了郓、讙（huān）和龟阴三城。
夹谷之会使得孔丘的个人威信急剧提升，他在鲁国政坛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到了公元前498年，他已经强大到可以实想自己的夙愿，向深恶痛绝的三桓开刀，通过鲁定公颁布了“堕三都”的命令。
三都，即三桓最大的采邑，分别是季氏的费邑、叔孙氏的郈邑和孟氏的成邑。堕三都，即摧毁三都的城墙，使三桓失去与公室相抗衡的根据地。
问题是，三桓会轻易就范吗？
孔丘找到了一个极好的突破口。
据《左传》记载，叔孙不敢在世的时候，想立儿子州仇为继承人，一度遭到郈宰（郈邑长官）公若藐的反对。因为这件事，州仇对公若藐很有意见，等到他继承了家业，便命令郈邑的马正（主管军事的官员）侯犯杀掉公若藐。侯犯不愿意，但又不想得罪大老板，总是推说找不到机会。
侯犯不想杀自己的直接领导，他手下的圉人（马夫头子）却认为这是个上位的好机会，主动找到叔孙州仇说：“我拿着剑经过公若藐的衙门，他必定会问这是谁的剑，我就说是您的。他必定感到惊奇，要求拿给他看看。我就装作不懂规矩，将剑尖对着他递过去，趁机刺杀他。”州仇说：“好啊！你如果做到了，我必重赏。”
圉人依计而行，拿着一把剑有意经过公若藐的衙门。公若藐是识货的人，看到马夫头子竟然拿着一把精光四溢的宝剑，果然问道：“这是谁的剑？”
圉人说：“叔孙老爷的。”
公若藐更加疑惑：“他老人家的剑，怎么会在你手里？快拿过来给我看看。”
圉人走上堂，顺持宝剑递过去。公若藐勃然变色，说：“你把我当成了吴王吗？”
吴王僚被专诸以鱼肠剑刺杀，举世皆知。公若藐此言，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圉人这是意图行刺自己。但是已经晚了，圉人闻言，急忙将剑送出，将公若藐刺了个透心凉。
侯犯听说公若藐被刺，知是叔孙州仇指使，一怒之下，在郈城扯起了反旗。叔孙州仇和仲孙何忌联合出兵围郈，攻而不克。后来又请齐国出兵相助，仍然拿不下，由此亦可见郈邑建得何等坚固。
在军事进攻不力的情况下，叔孙州仇将郈邑的工师（掌管工匠之官）驷赤找来说：“郈邑叛乱，不仅仅是我叔孙氏之忧，也是鲁国之患，你何去何从，看着办吧！”
驷赤回答：“下臣何去何从，就在《扬之水》最后一章了。”
《扬之水》见于《诗经·唐风》，最后一章是：“扬之水，白石粼粼。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意思很明白，您的命令我听到了，不敢告诉别人。
叔孙州仇听了，稽首相谢。
驷赤回到郈邑，对侯犯说：“郈城居于齐、鲁之间，您现在背叛了鲁国，又不投靠齐国，这样是很危险的。长此以往，百姓担惊受怕，迟早会造反。俗话说得好，背靠大树好纳凉，您何不请求归顺齐国？”
侯犯觉得有道理，于是派使者跟齐国联系。齐国使者来了之后，驷赤就在城中散布谣言：“侯犯将拿郈邑和齐侯交换土地，你们都将被迁到齐国去居住。”郈邑人一听，要咱们背井离乡，那不可能！于是吵吵嚷嚷，要去找侯犯说理。驷赤又对侯犯说：“乡亲们听说您要投靠齐国，群情激愤，都不答应啊！”侯犯说：“那我该怎么办？”驷赤说：“您不如和齐侯交换土地吧！齐侯一直想得到这片土地，好威胁鲁国。您如果愿意交换，他一定会给你一片更大的土地。另外，请您多备盔甲，置于门内，以备万一。”侯犯又答应了。
几天之后，齐国派了一队人来查看郈邑的土地。驷赤在城楼上看见了，派人到各条街道大喊：“齐军来动迁啦！”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比“动迁”两个字更为可怕的了。郈邑的居民惊惶失措，纷纷拥到侯犯府上讨说法，正好看见门内的盔甲，于是抢过来穿上，将侯犯围在了门楼上。
驷赤站在侯犯旁边，拉开弓，装作要向下射箭。侯犯将他拦住，说：“不要对自己人动武。你下去跟他们谈判，让他们放我一条生路。”
驷赤下去跟居民谈判，大伙都同意让侯犯离开。于是驷赤先行出城，侯犯跟随其后。侯犯每出一门，人们就将它关上。到了外城的最后一道城门，侯犯突然叫住驷赤说：“你穿着叔孙氏的盔甲出去，日后叔孙氏若是追究起责任来，郈邑人担当不起。”驷赤说：“您放心，叔孙家被盗的盔甲都有标志，我不敢穿出来。您看，这是我自己的。”侯犯说：“你还是回去将那些盔甲点清楚再走，主人家的东西，不要搞错了数。”
驷赤看着侯犯，只见他一脸平静，不觉倍感惭愧。他突然明白了，侯犯已经看穿了自己的计谋，但又不忍心当面戳穿，于是用这种委婉的方式劝自己留下。他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只能朝着侯犯一揖到地，然后目送其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