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绘画史论著述数量不少；但有分量的不多。重要著述在史传类方面有夏文彦《图绘宝鉴》、庄肃《画继补遗》；著录兼品评类有周密《云烟过眼录》、汤允谟《云烟过眼续录》、汤垕《画鉴》；画法类有李衎《竹谱》、黄公望《写山水诀》、吴镇《竹谱》、饶自然《山水家法》、王绎《写像秘诀》等。此外像钱选、赵孟頫、柯九思、吴镇、倪瓒、杨维桢等人的诗文或绘画题跋中，也有关于绘画创作方面的重要论述。
中国绘画史上，明代是一个画风迭变，画派繁兴的朝代。在绘画的门类、题材方面，传统的人物画、山水画、花岛画盛行，文人墨戏画的梅、兰、竹及杂画等也相当发达。在艺术流派方面，涌现出众多以地区为中心、或以风格相区别的绘画派系。在师承方面，主要有师承南宋院体风格的宫廷绘画和浙派，以及发展文人画传统的吴门派和松江派、苏松派等两大派系。在画法方面，水墨山水和写意花鸟的蓬勃兴旺尤为显著。另外，民间绘画，尤其是版画，至明末呈现繁盛局面。明代绘画的发展大致可分为早期、中期、晚期3个阶段。
明代前期的绘画从洪武到宣德、成化、弘治时期，基本形成三大体系并立的局面。即继承元代水墨画法的文人画、宫廷“院体”绘画和活跃于江浙一带民间画坛的“浙派”绘画。三派之中，宫廷绘画和“浙派”的绘画在这一时期占主要的地位，影响较大。画家王履因为即善于写生又能师法传统，成为明代前期独树一帜的重要画家。
明代宫廷绘画的历史，从明代建国伊始就已经开始，经过永乐、宣德、成化、弘治几朝，宫廷绘画达到了兴盛阶段，到嘉靖、万历以后，逐渐衰微。赵原、卓迪、周位、王仲玉等是初期院体画家的代表。宣德以后，宫廷画家不断增多，著名的有谢环、商喜、倪端、李在、石锐、周文靖等，他们的绘画，技艺全面，各有特点。成化、弘治之际，宫廷画家主要有以画花鸟著称于世的林良、吕纪；山水、人物画则以吴伟、王谔的成就最为突出，正德年间的朱端，其人物、山水、竹石画也具有相当水平。在明代的宫廷绘画中，无论花鸟、山水还是人物画，作品中都多多少少可以找到两宋院体画的影子。
明代成化、弘治到嘉靖前后的时期，是院体一派和吴门派画风并存的时代，同时也是两派兴衰交替的时代。以林良、吕纪为代表的宫廷花鸟画包含了工笔重彩和水墨写意的不同风格。王谔则以山水画被称为当代马远。在民间，受到戴进影响的浙派画家江夏人吴伟，师承马、夏，而风格变得更加纵放，对当时的影响很大，被称为“江夏派”。浙派的影响在成化、弘治前后逐渐深入宫廷，出现了宫廷内外的画风都趋向于粗笔水墨的现象，但有些流于粗俗。与浙派同时并称于时的还有周臣的院体人物、山水画，近代画史称为“院派”。郭诩、徐端本以及杜堇等画家，各有面目，但作品中多少都流露出院体的余风。嘉靖后，浙派势力日渐衰微，在苏州代之而起的是以沈周、文徵明为代表的吴门画派。他们以元四家为宗，属于文人画体系。这一派绘画对明代中后期画坛影响极大，长达百余年，支派繁衍，名家辈出。
作为中国绘画史上重要画派的吴门画派因其重要画家皆为苏州人而得名，创始人沈周与他的学生文徵明，以及周臣的弟子唐寅和仇英四人，因有师友关系，所以被称为“吴门四家”，亦称为“明四家”。
明代后期的画派很多，山水画中以董其昌为代表的“华亭派”影响最大，在他的画风和理论的带动下，文人画的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同时著名的有赵左的“苏松派”、沈士充的“云间派”，都以仿古为时尚，注重笔墨效果。吴门画派的文人画体系在此时则以程嘉燧、李流芳、卞文瑜、邵弥等“画中九友”著称。浙江的蓝瑛，号称“武林派”，项圣谟则有“嘉兴派”之称。一时间，派系纷繁，这种现象突出地表现出了明代后期文人之间讲究宗派的风气。明末出现的陈洪绶独创一格，以夸张变形的手法表现人物和景物。同样以人物画闻名于时的还有尤求、吴彬、丁云鹏等，他们的画风都受到仇英的影响，但都有自己的面貌。徐渭的泼墨写意花鸟画的创立，是花鸟画创作的新里程碑，号称“勾花点叶派”的周之冕及其与他风格相近的孙克弘也是当时的著名花鸟画家。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的绘画艺术，继续着元、明以来的趋势，文人画日益占据画坛主流，山水画的创作以及水墨写意画盛行。在文人画思想的影响下，更多的画家把精力花在追求笔墨情趣方面，造成了形式面貌的更加多样，愈加派系林立。在董其昌“南北宗论”的影响下，清代画坛流派之多，竞争之烈，是前所未有的。清代绘画的发展，大致也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初期，受皇室扶植的“四王”画派，成为画坛的正统派。他们以摹古为主旨，崇尚董、王和元四家，讲究笔墨趣味和技巧功力，但是内容缺乏生气。他们的山水画风影响了整个清代。在江南地区则出现了一批富于个性和创新精神的画家，他们主要是明代遗民，政治上无法与清统治者合作，艺术主张也迥异于北方的四王。代表人物为“四僧”、“金陵八家”及“新安派”等。其中，以四僧的成就最为突出，对后世影响也最大。
康熙末年至嘉庆年间，随着政权的巩固、疆域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出现了所谓“康乾盛世”。绘画也变得更加活跃，名家辈出。皇室扶植的宫廷绘画的内容和形式都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尤以人物画的成就最为突出。南方的扬州，由于商业的发达和交通的便利，许多画家集中于此卖画为生，形成了扬州画派，其代表画家被称为“扬州八怪”。他们继承四僧及先贤传统，以革新的面貌出现于画坛。常以四君子等花卉为题，抒发性情，手法上采用了水墨为主的多种手段，形式更加不拘一格，对后世直至今日，都有深远影响。
扬州八怪是指清代康熙中期至乾隆末年活跃于扬州地区的一些职业画家，具体所指，说法不一，由于人数众多，故有“扬州画派”之称。其实，扬州画派诸家在艺术上面目各不相同，但也共同之处。首先，由于他们大多都出身于知识阶层，虽有人任过小官，但最终都以卖画为生，生活清苦，故多借画抒发不平之气；其次，他们都注重艺术个性，讲求创新，强调写神，并善于运用水墨写意技法，画面主观感情色彩强烈，并以书法笔意入画，注意诗书画的有机结合。这些因素使得他们能够形成一股强大的艺术潮流，以标新立异的精神给画坛注入生机，并对后世水墨写意画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清代宫廷绘画，以康乾两朝为最盛。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画家，有专在内廷所设画院机构供职的宫廷画家，也有兼任官职的大臣画家和院外卓有成就的画家。各自以不同的技艺受到皇室的重用。康熙年间有焦秉贞、冷枚、唐岱等人，乾隆年间有丁观鹏、金廷标、姚文翰、徐扬等人。还有一批外国传教士画家，以郎世宁为代表。他们日常所绘的主要题材有描绘帝后及皇家、大臣等上层人物的肖像画，表现宫内生活场面的宫廷生活画，纪录当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纪实画，装饰宫廷用的山水画及花鸟画等。院画的形式多种多样，人物有工笔重彩和白描两种画法，花鸟画也有工笔和没骨两法，山水则宗四王一派，另外，中心合璧的画风也风靡一时，唯独水墨写意画没有传播。
从道光年间开始，清王朝逐渐走上了下坡路，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伴随政治的衰败，以怡情养性为尚的士大夫画逐渐衰微。为了适应新兴的市民阶层的需要，在题材内容，风格技巧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著名的有上海地区的“海派”和广东地区的“岭南派”。
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两位比较著名的人物画家，他们就是改琦和费丹旭。他们善画人物、佛像，尤精于仕女，有“改派”和“费派”之称。
四王的派系势力在道光、咸丰年间渐呈衰微之势，有成就的画家不多，只有汤贻汾与戴熙的山水有所突破，为时人所重，钱杜、胡远、吴榖祥、吴庆云等人的山水，也被称誉一时。
鸦片战争后辟为商埠的上海也由于经济的发展，成为了东南地区的文化中心，许多以卖画为生的艺术家迁居于此，开始了他们在上海的从艺生涯。由于他们面对的欣赏、购买对象是新兴的市民阶层，所以他们的艺术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除了保持传统文人画的要求之外，他们更加注重从西画技巧中吸收营养，以及向民间艺术学习，形成了被称为“海上画派”的群体，简称“海派”。其代表人物有赵之谦、虚谷、任熊、任颐、吴昌硕等人。
文房四宝
笔
在各类笔中，毛笔可算是中国独有的品类了。传统的毛笔不但是古人必备的文房用具，而且在表达中华书法、绘画的特殊韵味上具有与众不同的魁力。中国的书法和绘画，都是与毛笔的使用分不开的。
毛笔的起源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1980年陕西临潼寨村发掘出一座距今5000多年的墓葬，出土文物中有凹形石砚、研杵、染色物和陶制水杯等。从彩陶的纹饰花纹可辨认出毛笔描绘的痕迹，证实了在五六千年前，已有了毛笔或类似毛笔的笔。商代甲骨文中已出现笔的象形文字，形似手握笔的样子。在湖南长沙左家公山和河南信阳长台关两处战国楚墓里分别出土了竹管毛笔，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毛笔实物。
据说战国末年秦国将军蒙恬在镇守北方时，见匈奴以兽毛沾颜料绘图，又同时前方战况告急，才改篆刻竹简由丝卷书写军情。故后世制笔业奉蒙恬为始祖，又说蒙恬的夫人卜香莲也精通制笔技艺，被供为笔娘娘。先秦时，毛笔有多种名称，如“聿”、“聿”、“拂”等，后统称为“笔”。
汉代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纸的发明，更促进了毛笔的进一步改进，使毛笔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毛笔发展一是开创了在笔杆上刻字、镶饰的装潢工艺，如甘肃武威磨嘴子东汉两墓中各出土一支刻有“白马作”和“史虎作”的毛笔；二是出现了专论毛笔制作的著述，如东汉蔡邕著《笔赋》，这是中国制笔史上的第一部专著，对毛笔的选料、制作、功能等作了评述，结束了汉代以前无文字评述的历史；三是出现了“簪白笔”的特殊形式。汉代官员为了奏事之便，常把毛笔的尾部削尖，插在头发里或帽子上，以备随时取用。祭祀者也常在头上簪笔以表示恭敬。“白马作”毛笔出土时就是在墓主头部左侧。
魏晋簪笔之风不再时行，笔杆逐渐变短。三国时有魏国人韦诞，字仲将，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有文才，善辞章，并以制笔和墨闻名当时，他所制之笔，人称韦诞笔，著有《笔经》一卷留世。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详细介绍了韦诞的制笔方法：“先次以铁梳兔毫及羊青毛，去其秽毛，皆用梳掌痛拍整齐，毫锋端本各作扁极，令均调平，将衣羊青毛，缩羊青毛去兔毫头下二分许，然后合扁卷令极圆，讫痛颉之，以所整羊毛中为笔柱，复用毫青衣羊毛使中心齐，亦使平均，育颉管中甯随毛长者使深，宁小不大，笔之大要也。”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韦诞的制笔方法，同时也反映出魏晋时制笔的过程和特色。
晋时，安徽宣州用兔毛制成的紫毫笔，以笔锋尖挺而拥著称于世。宣州陈氏之笔深受王羲之等人的推崇。
唐代的笔，以兔毫为主，大多出自宣州。选料精审，质量高超，它们受到了官府和皇室的高度重视，并且成了每年都要向皇帝进贡的“贡品”。现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中国之唐笔，有斑竹管、有斑竹管镶象牙，也有全管象牙、拨镂碧色之管的。这说明唐代笔的丰富多彩，工料精致。
宋代的制笔工艺，一改晋以前的旧风，逐渐趋向虚锋、散毫。当时的制笔名匠众多。诸葛高，安徽宣城人。书法家苏轼曾称，“惟诸葛高能之，他人学者皆得其形似而无其法，反不如常笔，如人学杜甫诗，得其粗俗而已”。
元代以后，以湖州为中心的制笔业日益兴隆。我国的毛笔进入了第二个重要发展时期——湖笔时期。尤以羊毫笔最享盛名，为士林所爱，并得朝廷赞赏，此时的湖笔与宣笔已同享盛名，乃至超过了宣笔，成为全国毛笔的代表，誉满海内外。被称为“毛颖之技甲天下”的湖笔，发源于浙江省湖州市善琏镇。古时，善琏隶属湖州府，故这里出产的毛笔称为湖笔，善琏也被誉为“笔都”。当时湖笔与徽墨、端砚、宣纸一起被称为“文房四宝”，并出现了冯应科、张进中、吴升、姚恺、陆震、杨鼎、沈秀荣、潘又新等制笔名师。
明末清初，善琏湖笔逐渐外传，善琏人在各地开设了一批著名的笔店，如北京的古月轩、贺连清，上海的周虎臣、杨振华、李鼎和，苏州的贝松泉、陆益堂等。明清时期是中国制笔业发展的鼎盛期，供皇室的御用笔和官府用笔，制作精致华丽自不待言，就连民间使用的毛笔，也十分注重装饰和美观。当时用作笔管的质材有竹、玉、雕漆、象牙、瓷、珐琅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作为工具的毛笔制作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
我国最有名的笔是出自浙江湖笔和河南的太仓毛笔以及河北的侯店毛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