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诚信文化，塑造诚信形象，必须引导企业树立先进的企业价值观和正确的经营理念。精明的企业家信奉“信誉比金子贵”，最难挣的不是金钱，而是信誉。企业的价值观和经营理念决定企业的经营方式。现代企业竞争，已从产品竞争上升到了企业形象竞争，企业信用是企业最宝贵的无形资产。企业要加强信用制度建设，使诚实守信渗透到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深入到企业文化的核心。
建设诚信文化，塑造诚信形象，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企业的经营理念，是通过企业员工的言行来实现的。因此，建设高素质的员工队伍是建设企业诚信文化、塑造企业诚信形象的基础工作。企业家应该充分认识自己肩负的社会重任，率先垂范，做一个建设企业诚信文化、塑造企业诚信形象的模范带头人。
建设诚信文化，塑造诚信形象，仅靠企业自律是远远不够的，社会对企业的他律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尤其针对当前存在的“失信得利”的现象，社会对企业的他律显得更为重要。社会对企业诚信的他律，要形成制度，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建立起信用评估、信息发布的网络化公众信用查询体系，使守信者畅行天下，失信者寸步难行。
建设企业诚信文化，塑造企业诚信形象是一项系统工程，既有德治的内容，也有法治的要求。我们要从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战略高度，调动全社会的力量，依靠企业自身努力，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诚信文化体系，在全球展示中国社会主义企业良好的诚信形象，使中国企业在国际经济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媒体是联系政府与企业和消费者的桥梁和纽带，要充分发挥优势和宣传功能，为促进企业诚信经营、建设企业诚信文化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对有违于市场诚信的企业行为进行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评，充分发挥监督职能，努力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
诚信是国家兴盛之道
考察历史可以发现，诚信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而且是国家兴旺发达之基。
《左传》明确指出，“信”为国之宝。孔子在“足食”、“足兵”、“民信”三者之中，宁肯“去兵”、“去食”，也要坚持保留“民信”；，但不能去信，强调“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吕氏春秋》在全面总结先秦儒家观点基础上，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惟信乎？”这段论述说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安居乐业，只能建立在整个社会普遍讲求诚信的基础之上。
另据《新序·杂事》记载：战国时楚国有个非常善于相面的人，他相人从来都没有失误。而且他与别人相面不同，别人是根据“骨相”、“手纹”来进行推测，而他“能观人之交”。楚庄王听说便派人召他来，问他相人为何如此准确？他答道：“臣非能相人，能观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者孝悌，笃谨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谓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诚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职日进，此所谓吉士也。主明臣贤，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事正谏，如此者，国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谓吉主也。”楚庄王听了此番话，高兴地说说：“善！”于是招聘四方贤士，亲近贤者，因而得到孙叔敖、子重等贤臣辅佐，终于建立霸业。
讲究诚信与国家兴旺发达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通过两个王朝的例子可以得到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秦朝的兴起。秦国强大从变法开始。而主张改革变法的商鞅，在他推行变法过程中，就是从秦国树立诚信开始的。
春秋战国时，秦国的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当时处于战争频繁、人心浮躁之际，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门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当众许诺：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10金。围观的人不相信如此轻而易举的事能得到如此高的赏赐，没人肯出手一试。于是，商鞅将赏金提高到50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将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立即赏了他50金。这一举动，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威信，商鞅接下来的变法就很快在秦国推广开来。新法使秦国渐渐强盛，最终统一了中国。
而同样在商鞅“立木为信”的地方，在早它400年以前，却曾发生过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烽火戏诸侯”的闹剧。
周幽王有个宠妃叫褒姒，为博取她的一笑，周幽王下令在都城附近20多座烽火台上点起烽火——烽火是边关报警的信号，只有在外敌入侵需召诸侯来救援的时候才能点燃。诸侯率领兵将匆匆赶到，当得知君王命令点燃烽火，只为博妻一笑时，个个心中不平，愤然离去。周幽王点燃烽火，逗笑了褒姒，但也在诸侯面前丧失了诚信，最终受到了沉重的惩罚。5年后，西夷犬戎大举攻周，幽王烽火再燃而诸侯未到——他们谁也不愿再上第二次当了。结果幽王被逼自刎而褒姒也被俘虏。
一个“立木取信”，一诺千金；一个帝王无信，玩“狼来了”的游戏。前者变法成功，国强势壮；后者自取其辱，身死国亡。可见，“信”对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秦国的强大，并非商鞅一人的功劳，而是与当时秦朝所实行的一项人事制度有关。这项人事制度同样是以诚信为基础的，它就是客卿制。客卿制先后经历了秦孝公、惠王、武王、昭襄王、秦王政五届国君，终致秦国强大无敌。商鞅在变法过程中，“日绳秦之贵公子”，而能得到秦王支持，不能不说与当时秦朝奉行讲究诚信、用人不疑有很大关系。孝公临终前，甚至产生过“欲传商君”的念头。
国家因讲诚信而强大起来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唐朝。贞观初，有人上书请去佞臣者，太宗说：“朕之所任，皆以为贤，卿知佞者谁也？”对道：“臣居草泽，不的知佞者，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太宗对封德彝说：“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深鄙其为人，如此，岂可堪为教令？”谓上书人道：“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以欲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
李世民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次，李世民向来自隋廷的本朝大臣萧瑀问隋文帝是一位怎样的君主，于是双方有了下面这样一段对话：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唯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众所周知，这里讲到的隋文帝，是杨坚。公元581年，杨坚从7岁的外甥北周静帝宇文阐那里轻松地夺得政权，代周自立，国号隋。到589年灭陈，完成统一。杨坚恐得国太易，人心不服，上台后很俭朴，很知道珍惜国力，严肃吏治，使中国很快就恢复了应有的强大。他在位24年，《隋书》对他评价很高，说他：“躬节俭，平徭赋，仓禀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和其他许多当皇帝的比较起来，杨坚当皇帝，应该属于干得不错的。但李世民仍从他多疑擅权的个性中，看到了隋朝终因不讲诚信而亡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