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兴起。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这是制度和政策的威力所在。但从经济结构来说,它仍然是以小规模家庭经济为基础,这种制度必然有其发展的极限。近十年来,农民从切身的体验中,创造性地发展了合作经济组织形式。目前全国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18万多个,将近有四千万农民在这种组织中获得了发展的新机遇。今年全国人大正式颁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这对这一新动向的法律肯定,必将加速农村组织结构的深远变革。
5.农村产业结构的加速转型。经过近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国民收入水平、社会消费结构、消费者的消费模式都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此,也促进了了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传统以粮食生产为主导的农业生产模式,已逐步以市场需求导向的多类型、多层次、多品种的大农业转变,已经开始出现生态农业、设施农业、安全农业、观光农业。种植业的特色化、养殖业的规模化、生产过程的标准化、农业服务的社会化,也在加速形成。传统的春种、夏锄、秋收、冬藏的生产节奏性规律正在淡化与逐渐消失之中。
6.农村经济循环方式的调整。在上述变化的同时,农村经济加速朝向大农业、大市场、大分工、大循环的方向发展,多少年来所期待的内外交流、城乡互助将变成现实。传统农业中,农民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单位,以国家收购为依托的产品流通,而且是一年看一年、一年盼一年。现在,农民的资源链、生产链、产品链、流通链、资金融链、信息链都在延伸,尤其是物流、商流、信息流和资金流是困扰农民的几个关口,一家一户的农民难以抗衡、不得不穷于应付。农业资源的循环利用,会带动一系列产业的发展,经济潜力十分巨大。
7.农业风险因素日益复杂。传统的农业只偏重于关注旱、涝、虫、雪、风等自然灾害,农民家庭也只愁婚丧嫁娶、天灾病孽。现在的农民面对着多方位、多层次的风险,近在眼前、远在天涯,诸多风险随时可能落到农民的头上。如果美国出台一项贸易政策,就可能把一大批中国农民打晕;突发而来的畜禽病毒,可能把一批农民搞垮;城市外排的“三废”可能导致千百家农民受损,轻则减产、重则丧命。经济学家常说的市场风险、货币风险、价格风险、汇率风险、利率风险、道德风险,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到农民的身上来,脆弱的农民难以承受其重。
8.市场导向与政府导向的交替与磨擦。经济市场化以后,农民对市场还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适应过程,农民对市场规则知之甚少、知之甚迟。农民获取信息的成本高昂,他们没有条件通晓天下大事。市场功能失灵时,必须有政府的适应干预。农民对于国家的行政管理,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当农民求助于行政管理部门的难事,往往得不到政府部门的救助;而农民上街卖一点农产品,则有一拨又一拨的执法官员来干预,所以农民说,“七八个大盖帽管一顶大草帽。”农民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也导致农民苦不堪言。
9.农民的主体地位和自主决策意识的觉醒。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大课堂之中,大多数农民的维权意识、决策意识和经营理念有了很大进步,农民对社会事务也有了较强的参与意识,他们开始要求知情权、话语权。凡是违背农民意愿、损害农民利益的事情,最终会受到农民的抵制。今天的农民,逐渐从单个的和封闭的小农圈圈中走出来,正在向有组织的农民、群体的农民、社会化的农民转变。
10.农村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只能淡化不能消失。受历史和现实条件的限制,农村经济社会的二元化结构,短期内不会在明显的收敛。处于社会最低端的贫困县和贫困农民,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过程才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转折。国家目前正在下力气扶贫的县还有592个,贫困县的人口达2.3亿人;按国家目前设定的贫困标准,贫困人口平均年收入693元人民币计算,绝对贫困人口还有2148万人;如果按照联合国设定的贫困标准,以每天平均消费低于两美元计算的贫困人口,则贫困人口的数量还要翻上几番。假定贫困地区人均收入每年增长率可以达到10%,即达到目前农村居民年平均收入4631元的水平,至少还得二十年以上。
以上十个方面的变化趋势,有的已经洞如观火,有的正在悄然兴起,出现这些变革因素有其必然性,变革中蕴藏着发展机遇,但也蕴含着变革的成本。发展的机遇能不能转化为农民的直接收益,变革的成本能不能得到公平的分摊,则是对农村经济制度的检验。
三、中国农村需要进行综合性经济金融改革
农村的大变革只是已经呈现出来的变革动向,变革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目前远没没有达到预期变革的结果。这种变革有它的客观性、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同样也不能否定有某种逆转的可能。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经过二三十年的奋斗,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终将变成活生生的现实。金融业集合着社会庞大的资源,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大变革,理应做出积极的贡献。
在这场大变革中,农民是创造变革奇迹的主体,真正的财富是靠农民自己创造出来的。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早日建成富裕、文明、和谐的新农村,他们有内在的强烈的变革意志和力量。尊重和相信农民的创造力,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政策基点。
建设现代农业,建成新农村,除了有这种思想基础之外,还必须有足够的投入。据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的计算,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投入,大约20万亿元,如果是二十年到二十五年内实现,每年的投入需要10000亿元到8000亿元。这样一笔巨大的投资,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农民来说,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并不是事先就准备了足额的资本投入,而且同样数额的投入也不是等额的成果。在高效的经济体制中,资本运动可以产生多倍以至几十倍的增值效应。这种资本倍增效应能否实现,就决定于农村投融资体制构造的协调性和体制运行的高效性。
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从2000年到2005年,我国农村固定资产年度投资完成额,由6695亿元上升到13678亿元,从投资总量和增长率来说都是可观的。但从投资结构来看,用于农业的投资只占10%左右,大部份投资是用于制造业和建筑业。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加大投入的是的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农村公共建设投资和农村科技推广投资。目前这方面的投资还相当有限。近几年来,国家预算用于支持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保障的支出额逐年上升。2007年国家预算中,用于农业和农村建设的各项支出达到3913多亿元,比上年增长15.3%,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安排,显示了国家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决心和支持的强度。各地金融机构投入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从2000年的10950亿元上升到2006年的19430亿元,每年平均增长1500亿元左右,也可以证明金融业的支农力度也在加强,其中大部份新增的贷款是由农村信用社提供的,农村信用社已成为事实上的支持“三农”的主力军。
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投资需求十分庞大,但目前的投资水平以及“以工补家、以城带乡”等政策的贯彻实施,我们国家还是有相当雄厚的实力,逐渐扩大对农业的投入。投资规模固然重要,但更紧迫的是如何加强投资的规划和管理,提高投融资的使用效率,避免资本的流失和无效投资。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是投资渠道过于分散。财政用于农村的投资渠道将近30余项,分别由不同的管理部门和不同的方式与程序进行管理。多渠道投资,极易导致资金的截留、设租和财力分散,形成不了整体有序推进。二是缺少正向激励机制。多种投资由政府部门控制,“跑部向钱”成为一种获取资金的常规,能跑能叫的就可能得的最多,偏远实干的地方就可能落入被遗忘的角落,形成不了正向激励的机制。这方面,韩国新村建设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三是财政投资与金融机构融资形成不了合力。两种不同的资金渠道信息不通;两种不同的资金缺乏资金联动、风险互换的机制,难以发挥财政杠杆的作用。结果是财政资金紧张不够用,金融资金富裕不敢用。四是产业规划与财政金融政策缺乏协调。从经济结构调整和农村长期建设来考虑,“三农”急需要办的事情,没有足够的财力配合;许多资金在无约束的条件下大量流入政绩工程、面子工程、重复建设,甚至劳民伤财、误国误民。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管理体制中的条块分割、权利垄断的思维定式和行为惯性,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冲击,在市场经济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原有的痼疾,在某些环节甚至还有所强化。新农村建设中的主要障碍,不是资金的绝短缺,真正的障碍,在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综合性的经济金融配套改革。
四、准确地估量农村经济(县域经济)的承载能力
中国农村的大变革,一方面必须充分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动员亿万农民为改变自己的处境而艰苦创业。没有农民的自主自动参与,依靠外来的救助和恩赐,永远也不会有积极的效果。南方某地的村村通工程中,政府机构派车把水泥送到村边,通知村委会派人卸车并搬运进库保管,但村子里谁也不出工,结果水泥在路边遭雨淋后硬化。这种事例虽然有一定偶然性,但也说明了内在的哲理。政府再好的愿望,如果不被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结果事与愿违。多少年的扶贫经验,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得到了同样的验证。
凝聚民心、动员民智、珍惜民力,这是一切经济工作取得成功的基本原则。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有多大的承载能力,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估量,才能量力而为、聚力而为、为必所成、为必所期。中国农村地域宽阔,差别悬殊,进行新农村建设不可能步调整齐、口令一致。只有承认差别,才会有正确的选择和可行的政策。各地区县一级的社会经济基本状况的差异程度,我们可以下面的经济社会数据作出比较:
县一级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相当明显,享受的金融服务水平差距更为突出,况且平均数不代表大多数,大多数低于平均数。在新农村建设中,对农民总体的承受能力不能估计过高;在不同地区之间更需要注意现实存在的巨大差异。
——从财政收入来说,在一个区域中,以县为单位,县级财政收入平均超过10亿元的只有长江三角洲的75个县,财政收入平均超过4个亿的县只有环渤海区的82个县,而山区、民族区、陆地边境区、牧区半牧区的县,一个县的平均年财政收入不足1亿元。而且所有的县级财政当年财政支大于收,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
——在县以下的乡村就业人员从事第一产业所取得的人均增加值,总体水平也不高。最高的是环渤海地区也只不过是3675元,最低的是山区只有1990元,高低差为1.8倍。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收益率,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均衡,边际收益率接近临界点,如果按传统方式加大对第一产业的要素投入,不会获得超额收益。
——县一级的金融服务水平方面相关悬殊。金融业在发挥吸储功能上比较充分,为城乡居民提供的储蓄服务差异并不大,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以长三角区域最高,人均16355元,民族地区比较低,人均只有3953元,最高和最低之间相差4.1倍。而金融业为县级经济提供融资服务功能上,差别极大。金融机构为县域经济提供的贷款规模,以县为单位进行平均,最高的是长三角区域的县,平均146.7亿元,最低的是陆地边境县,平均是7.12亿元,高低差为20.6倍。
——农村的大变革和大发展需要全社会的扶植。我们知道,没有农民的富裕,就没有全社会的富裕;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繁荣、稳定与和谐,也不可能有全社会的全面繁荣、稳定与和谐。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必须要发挥农民、农业和农村内在驱动力,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有两点:一是仅仅依靠农村经济社会的自身积累,不可能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二是仅仅依靠市场经济的力量,同样也不可能达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