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大户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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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发生变革的开始”

十六至十九世纪这三四百年间,世界发生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新地理大发现推动了全球化贸易,也催生出人类社会一种叫做资本主义的新生产方式。

贸易离不开商人,所以马克思要说,商人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开始”。按理,唐宋以降经济水平(现在叫GDP)一直居世界前列的中国,最有资格成为弄潮儿。史实也是,直到晚明与葡萄牙、西班牙、日本等国的有限贸易中,世界白银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流入了中国。可是,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天朝”的规矩却孕育不出贸易经济这个新生儿。中国商人的位置在哪里呢?早在两千年前,秦始皇就把商人定位为士农工商的“四民之末”,那个汉武大帝的一系列措施,终于使“重农抑商”变成大一统****政体的基本国策。海外学者黄仁宇先生写了一本“另类”史学专著《万历十五年》,这一年(1587)根本不是什么重要历史年份,甚至连大事也说不上有,但黄先生何故独独要为这一年写了二十万字呢?结论是:“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也就是说,中国之所以在世界变革的这三四百年间无所作为,并在近代以后屡屡成为挨揍的对象,其命运在这时已被注定!

与此相反,贸易在欧洲还催生了一门时下的“当红显学”经济学。1630年,英国成功商人托马斯·曼(Thomas Mun)出版了《英国来自外贸的财富》(中译本名《重商主义论》),以此为代表的“重商主义”理论成了现代经济学的拓荒者。按亚当·斯密人类行为的自利原则,商人必定要追求利润最大化,明清时中国商人的杰出表现证实了这一规律。他们在“不准一片木板漂出去”的严厉海禁中仍进行民间海贸,面对几乎一有“运动”就得“擦背”的末之地位,仍然“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三言二拍”里描写了不少商人的故事,“十大商帮”也留下了许多商人的记载。以百万字巨著《晚明史》而广受关注的复旦大学樊树志教授,专门探讨了关于徽商王(汪)直与“倭寇”的一段史案:被明王朝视为“倭寇”的王直实为从事海贸的徽商。明朝严禁民间私人海商贸易活动,只允许有限的朝贡—勘合体制内的官方贸易存在。为反抗官府的武力镇压和扩大贸易,王直等海商“渐次组合成武装集团”,他们以日本为基地,骚扰东南沿海,时间达十五年之久。千万不要否认戚继光的爱国精神,但面对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贸易浪潮,战争又能解决什么呢?万历三十一年(1603),西班牙在菲律宾屠杀中国商民两万余人,明王朝竟认为“被杀者乃系抛弃乡里,以牟利为目的的贱民”,终致海外市场的渐渐丢失。康熙时干脆勒令海外商人三年内回国,否则“不得复归故土”。乾隆六年(1741),荷兰又屠杀海外中国商民万人,清王朝竟认为这些中国商人“自弃王化”、“孽由自取”!

几代“天朝”啊,就这样把机会拱手让给了“蛮夷”欧罗巴人。

“抑商”政策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清时商人积聚的资本既然无法扩大再生产,那么都派了什么用场呢?中国经济史专家唐力行教授归纳了四个出处:买地建屋,奢侈消费,捐输纳官,最让人目瞪口呆的是货币窖藏!大兴土木一不小心倒留下了许多文物,可这些“文化”,却要以将来用大刀长矛对抗坚船利炮为代价。商人不会不懂得,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挖地窖把钱藏起来则无异于“挥刀自宫”。史载,太平天国时,曾国藩在徽州“纵兵大掠”,“窖藏为之一空”。

巨大的资本就这样无可奈何地白白耗尽……

英年早逝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用他的“良性循环”理论分析了一个命题: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发生?如果有学者能用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维新变法为什么一成一败”?那将更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开放对中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