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历五百余年，正是人类世界风云际会、激荡变革的时代。西方团队凭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爆发力”，一举冲破中世纪的层层黑幕，催生了一种以资本为动力的工业化生产方式。而这时，东方的“中央帝国”依然一派田园牧歌的景象，尽管江南地区出现了机杼之声，但从皇帝老儿到平头小民，大家只是一个劲儿自给自足得更滋润一些而已，并没有想到这是一棵新生产方式的“萌芽”。
事实上，这棵“萌芽”从来也没有长大，也从来不会长大。学界的讨论由此而起。
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基人之一，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傅衣凌先生的研究无疑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探讨提供了一种实证的视角。中华书局正陆续出版他的著作集，计有《明清时代商人与商业资本》、《明清江南市民经济初探》、《明清农村社会经济》、《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等八种。
如果以一个新世纪开始的公元1700年为例。当时世界GDP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一在中国，欧洲不过是百分之二十三点三。虽然离开瓦特发明蒸汽机还有好几十年，但创新的冲动早已弥漫整个西方。而这时，东方中国的纪年方式叫“康熙三十九年”，说得夸张一点，和“始皇元年”之类的说法没什么差别。譬如，傅衣凌先生在比较了从明弘治年间到清嘉庆年间（1488年至1796年）的温州方志后指出，该地区的织布业，“在这前后约有三四百年的时间内，生产形态没有出现什么变化，表现出墨守成规的特征，如实反映了农业与手工业的直接结合对于大工业生产的一种顽强抵抗力，造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长期性与缓慢性”。（《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第七章）
中国在嘉庆年间迎来了又一个新世纪。这时，蒸汽机发出的汽笛声正响彻西方。按照傅衣凌先生实证的图景，富庶的江南天空却依然回响着机杼之声，人们茶余饭后或在谈论着谁家收藏有宋徽宗瘦金体真迹，抑或那蟋蟀盆是否出自宣德年间。而一个叫卡尔·马克思的犹太人开始在大英博物馆里宣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死刑了！
这是怎样巨大的差距呢？物质的吗？决不是的。因为到1820年，世界GDP的百分之三十三点四在中国，欧洲则为百分之二十六点六。但这个世纪，恰恰就是东方帝国彻底走向衰落的世纪。
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国人才有点明白，巨大的差距其实来自精神层面，用当下的语境就是没有“与时俱进”。
于是，中国人对《资本论》的热情便远远超过了它的诞生地。读过一点书的国人都熟悉这两条真理：“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另两条同样重要的真理被“忽视了”：“现在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社会特有的发展形态。
傅衣凌先生对明清史的研究穷其一生，他抛开了“正史”叙述皇家政绩的话语，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芸芸众生，给后辈人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明清社会风情，明清时代的商人、江南市民经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以及众多影响历史的人物、事件和典籍。在对汗牛充栋的史料进行细细爬梳的过程中，傅先生形成了如下观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道路，是不同于其他国家所走的道路，而是沿着萌芽——
夭折——继承与发展这一条独特的倾斜型的中国式的道路向前发展的。（《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第七章）
但中国社会的发展为什么早熟又不熟透，“萌芽”又不发育，商贾遍地又终究没有形成独立的阶层力量呢？学界最普遍的结论是因为封建制度的超稳定性，所谓“周期性震荡”成为名噪一时的经典话语。那么，中国社会为什么竟能在这样的“超稳定”中乐此不疲、“萌芽”不大呢？傅先生的论证散落在百万余字的著作中，我以为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条：一是明清的社会经济依然是围绕土地展开的佃耕方式，按顾炎武的说法：“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耕者什九。”二是“弹性的封建社会”阶层模糊，尽管“商贾遍地”，但对应的仅仅是农业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家庭手工业，而官僚资本的结合依然是以土地的占有为己任，譬如先做大官后成“名士”的江南徐阶、董其昌等，皆“田过万顷”，收入主要是“田赋租银”。那么多银子干吗呢？唐力行教授在《商人和中国近世社会》中说得明白：买地建房、奢侈消费、捐输纳官，或者干脆“窖藏”。三是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生产方式对社会化大生产顽固抵抗。
治史惯常的叙述似乎有点沉闷，其实，一条史料或许就能概括当时精神层面的巨大差异了：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勋爵率领一百多人的英国使团访问中国。马勋爵不仅带来了科学家、工程师和艺术家，而且带来了当时英国人引以为豪的先进科技产品：望远镜、热气球、地球仪、自鸣钟、小提琴、榴弹炮、马车等等。英国人是满心希望为这些商品来中国寻找市场的，但是，八十二岁的乾隆皇帝显然对要否“下跪”的问题更感兴趣。不过，他还是礼貌地克制了“夷人无礼”的情绪，甚至和使团一个叫乔治的英国孩子聊了几句。后来，这些礼物被堆放在宫中的厕所里。这是中英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今天的读者一定会指责乾隆脑子塞满了糨糊。而拉开历史的空间，乾隆还是一个创造了“康乾盛世”的英明皇帝哪。“英明”的皇帝尚且如此，你能指望他的芸芸众生有什么新思维？连近代史公认的俊杰人物魏源也用方术的“迷妄之说”描述天主教，林则徐竟相信英国人没有膝盖。
比起明朝，清朝的皇帝大多还是勤政自律、操心国事的。但是，他们对新生产方式感觉一片空白，因此越“勤政”，却越是“旧的东西老是拖住活的东西”。难怪傅衣凌先生要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可以说万历时代是自由奔放的，有较多的新气息，到了雍乾两朝则严肃冷酷，闻不到人们的笑声。”（《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第二章）万历皇帝为了立爱妃的儿子当太子，竟“掼纱帽”三十年不上朝，学界都认为明朝就断送在他手里。可惜，替代朱家王朝的不是长大的“萌芽”，而是“闻不到人们笑声”的大清！“是以新的因素往往是中断、夭折，处于马克思所说的东方国家不易产生资本主义的状态。”
傅先生的“曲笔”真是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