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迷糊中被什么声音吵醒，蓦地看见客栈的窗户纸上抹着一爿橘红色，渐渐变大……终于，阳光穿透窗户纸，照到了几乎占据半间屋子的炕上。
这是平遥古城的阳光啊。
推门走进四合院里，还能感觉灰瓦顶周围缭绕着淡淡的雾气，那积淀了二千七百年历史的厚重，随初秋清凉的晨风一齐扑面而来。
久居“天堂”苏州，早就被二千五百年的文化氛围熏陶出一种莫名的自负。但远远望见平遥重建于明初的完整城墙时，还是定格了眼神。按明清城垣的礼制，平遥县“城方三里”，即城墙周长约十二里；府州，大则“城方七里”，如苏州这样的“东南胜会”，次则五里。可惜，苏州的城墙已经成了残断的记忆。尽管如此，答应山西朋友国宁在平遥古城住一晚，初衷不过是想感受一下睡北方大炕的滋味而已。国宁却很执着，送了几本晋商兴衰史给我，说，明清两朝山西虽无一人中状元，但那时的平遥曾被美国人称为“中国的华尔街”，全国的金融大鳄都是晋商呐，譬如“汇通天下”的第一家票号“日昌”。
对晋商的实力，苏州人毫不陌生。先不说自己的东西山“洞庭商帮”，虽有“钻天洞庭”的美誉，但比起晋商的“京城气象”来终究有点气短，单看当初为了建个昆曲博物馆，安顿苏州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幸亏了人家的“全晋会馆”。《平遥览要》中称，当年京城会馆排名前十三家中，晋商会馆竟占九席！
“晋地瘠薄”，却“气刚劲”，晋商多长途贩运，尤以平遥、祁县一带为最，生意除中国各地外，还做到了俄、日、朝、蒙、印度、伊朗等国。贸易一大，银两交割就成了头痛之事，尽管请镖局押送，但江湖之上高手如林，弄不好连镖师的性命都得搭上。在平遥镖局博物馆就听到一个故事：旅蒙晋商驼队常遭劫掠，多少镖师被打得落荒而逃。为首劫匪诨名“流矢儿”，伸臂可举牛犊，起脚能伤烈马，摔跤赢遍草原，射箭百步穿杨。商家无奈，重金请出已隐退江湖的祁县“戴氏心意拳”传人戴奎。骨瘦如柴的戴奎不负众望，首先击败“流矢儿”大弟子“飞骆驼”。但壮如罗汉的“流矢儿”并不把戴奎放在眼里，他一出场就想给戴奎一个下马威，顺手将身边一只足有三百斤重的石磙举起，扔到戴奎脚下。只见戴奎冷笑一声，猛一抬右脚，石磙已被踢到半空，不等石磙落地，戴奎一个“蛰龙登天”，早将石磙送还“流矢儿”身边。“流矢儿”大惊，抢先动手，却被戴奎连破几阵，方寸已乱。戴奎见状，顺势出手，一下点中对手“夹窝穴”，“流矢儿”顿时蹲地不起，两眼发直，口角流涎，被喽救走，终因气血难通，不出一周，一命呜呼。
生意天天要做，戴奎却只有一个。雄厚的商业资本终于催生了一种新的贸易方式的诞生。道光三年（1823），将商号开到北京的平遥颜料商李大全痛感现银长途跋涉的不便，在大掌柜雷履泰的帮助下，出资白银三十万两，创办“日昌”票号，从此掀开了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历史。据史载，到1828年，贸易已多用汇票，例如，百货繁集之区苏州，各地商人到此贩货，银达数百万两，“俱系汇票往来”。
在长达一百余年“金能生金”的汇兑业务中，仅“日昌”的经营收入就超过一千五百万两白银，而当时，二点二五平方公里的平遥县城内，这样的票号竟有二十二家。
“日昌”原汁原味留在平遥西大街上，近八米高的五开间门面在一长溜的商号中并不引人注目，但博物馆的静谧掩不住当年“日日升日日”的繁华，廊沿立柱上的对联原物还在：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归纳了晋商“海内最富”的四点原因：坦然从商；目光远大；讲究信义；严于管理。这其实只是成就生意的一般规律，令人吃惊的倒是，“日昌”从开张起就严格实行了现代股份公司意义上的运作制度，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几位合伙人立于道光三年（1823）新正初一日的合约也还在：“日昌记放账，经公议，壹万两为银股壹俸，李崇厚堂入本银纹银叁拾万两作为银股叁拾俸，雷履泰人力壹俸，毛鸿人力壹俸，程大培人力壹俸，有未全人俸皆载入万金账，以备后首增添……日后天赐获利，按银人股均分……”合约还规定，李氏家族只参与分股红，不得参与经营。人股（又叫身股，现代俗称干股——引者注）可由后辈享受三年，但如果经营层（如雷履泰）将来没有选好接班者，导致经营亏损，则后辈的权利被剥夺。
还有更令人吃惊的。票号诞生七十多年前的1750年代，晋商就开始了期货贸易，它的“创意”者，就是被《大红灯笼高高挂》捧红的乔家大院始祖乔贵发。乔氏两手空空走西口，拉骆驼、磨豆浆、卖草料，掘得第一桶金。他看准北国包头气候多变，收成不稳，开春时向农民买青苗，秋收时不管粮价高低，一律按议定价格收购。这一在晋商圈内被称作“买树梢”的奇招，使乔氏一举成为商场大鳄。而这时，欧洲的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始，不可一世的美国独立还是二十多年后发生的事情。
在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过程中，总是缺乏政治制度强有力的支撑，相反，不断重复的周期性震荡，连源远流长的文化生态系统都一次次地遭受惨痛的劫难，更何谈商人！我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的改朝换代者往往都怀着歇斯底里式的仇恨，要用一把大火来斩草除根，以证明自己比“前朝”更为“英明”。结果，这场对抗性博弈的收益之和恒为零。而这，恰恰就是专制政体的必然逻辑。以苏州为例，元末张士诚占苏州，与朱元璋争天下，兵败，江南士商多遭厄运，沈万三虽助朱明朝筑都城三分之一，仍被发配充军，已将生意做到海外的一代巨富就此销声匿迹。太平天国时，忠王李秀成据苏州，兵败被俘，清军劫城，街市十年不振。
票号经营的汇兑业务，在交通、通讯均不发达的当时，尤其讲究诚信，信义两字也就深深嵌入晋商的文化品格中。说件小事，由于流通的银两成色不同，为避免汇兑者受损，“日昌”便将流通银两与票号砝码仔细比较，编成歌诀叫伙计熟记。到1881年，平遥票号已在世界八十多个商埠重镇设分号四百余处。但动荡的政局使“千里汇兑，凭于一纸”的金融贸易举步维艰，终于动摇了建立社会诚信体系的基础，票号由盛到衰。1914年，晚清时率先在国外设分号的祁县票号“合盛元”发生欠款纠纷，殃及做担保的“日昌”北京分号，经理侯垣携款逃走。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冷冷一笑：“昔日‘日昌’依仗前清权贵，财大气粗，今日坑蒙存款百姓，立即查处。”经多方斡旋，“日昌”虽在1922年复业，但从此一蹶不振！
平遥回复了偏远小县城的平静，进进出出奔忙于街面的人群略显纷乱，只有古城中心高耸的市楼和修旧如旧的商业街，仍然显示出往日的排场。联合国人居中心专家考察组的题词石碑静静地站立在古城墙一隅，上面写着：“A treasure for the world”（一件属于世界的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