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深山里的宏村坐落在画中。
画中的宏村枕山，环水，面屏，这是中国宗族村落对地理的讲究。山水在写意中早已融为一体，但在文化的物化层面如建村造园时，似乎更注重水，恰如刘郎先生所言，没有水，那文化也就干了。
皖南自北宋徽宗年间起，向称徽州，治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和绩溪等六县，山多地狭，“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但黟县宏村的水却充满江南水乡的灵秀，村口南湖碧波荡漾，村中民居怀抱月沼，西溪的溪水又由水圳将整个村落环绕。这个独特的人工水系，和中国百家姓中一个姓汪的家族有关。
近代著名思想家冯桂芬曾做过中国汪姓之源的考证：“汪氏系出鲁颖川侯汪，其后以名为氏。三十有一传为汉龙骧将军文和，始迁江南。又十三传为唐上柱越国公华，实汪氏别祖。”冯氏系吴县（今苏州）木渎人，清道光二十年（1840）榜眼，因最先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而名噪一时。“鲁颖川侯汪”即春秋鲁成公次子姬汪，生于公元前574年，封地在今河南许昌一带。东汉建宁二年（169），汪文和授会稽令，汪氏南迁新安。隋唐易代，被称为“汪氏别祖”的隋新安太守汪华“和平起义”，保住歙、宣、杭、睦、饶、婺等六州百姓免遭兵燹，封唐越国公。汪华生有九子，江南汪氏由此兴盛。宏村汪氏一脉系“长房长孙”，按中国传统习俗，确算汪家祖基。
南宋绍兴元年（1131），汪彦济迁家族至雷岗山麓，建弘村。清乾隆年间，为避皇帝老儿（弘历）讳，“弘”村变成了“宏”村。宏村汪氏后裔汪森强先生著《水脉宏村》，详细介绍了明初宏村开建人工水系及其演变的全过程，他的一段抒情极有韵味：“六百年前的汪氏祖先，一锄头挖下去，给宏村引来西溪碧水，带来了百般柔情，生出了多少诗人墨客的笔头情愫，也给世人平添了多少遐思梦幻。”2000年，宏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有宋以来，汪氏支脉蔓延，如苏南汪氏系明清易代时徽商汪尚自歙迁苏州吴趋坊，汪氏已历八十二世矣。苏南的温山软水和尚礼重文之风滋润了一脉书香门第，清一朝，常熟汪氏状元两人，太仓汪氏探花两人，进士及第则无数。近代西学东渐，汪氏后裔多有“海归派”，于教育多有贡献者，1927年江苏省立苏州中学首任校长汪懋祖先生（字典存），即吴趋一脉又历十世。典存先生侄子、中科院研究员汪安璞先生在《苏州汪氏支谱》序中约略记录了另一处与汪氏有关的世界文化遗产概况：清道光年间，汪氏购得明万历朝内阁首辅申时行故宅兴建义庄（宗祠），改东花园为“环秀山庄”。后屡毁屡修，抗战时期落入汪伪江苏省省长陈****之手。1997年，“环秀山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两处文化遗产，竟与同一姓氏相关，在中国的百家姓中恐怕绝无仅有！
既然是文化遗产，宏村当然不仅仅是见证了一个家族的变迁，更是一种文化脉络清晰的记忆。自然造化而成“民风”，人生环境而成“民俗”，民风民俗而成文化，则总要和一个人群有关。园林文化中走动着失意官僚的身影，徽文化积淀起来的宏村则和一支叫“徽商”的商帮劲旅有关。
在中国的十大著名商帮中，徽商一支起于魏晋，史称“新安大贾”。当时，中原世家因战乱纷纷南迁，徽州人口日稠，“力耕所出，不足以供”。但丰富的茶叶、木材、草药资源及徽墨、歙砚等特产为徽商发家提供了机会。南宋时，京城临安与徽州相邻，徽商携地利之便迅速崛起，出现了经营旅店酒肆的巨商大贾，大儒朱熹的外祖父祝确，号称“祝半州”。明清以降，徽商多因经营盐业而声名显赫，两淮八大盐商中徽商占其四，扬州商会八十余名商贾名流中徽商竟占八成，业内因而有“钻天洞庭遍地徽”的美誉。
如果说，“钻天洞庭”靠的是家门口苏州“东南胜会”的地利人和，那“遍地徽”占的恰恰是天时。明初，朱元璋为解决边塞粮荒，鼓励商人送粮支边，政府则给予食盐运销权，史称“开中法”。盐业历来是国家控制的经济命脉，此法一开，徽商踊跃，他们重操宋元时业盐的经验，周旋于官场和商场，“以布衣上交天子”。亦官亦商成为徽商的一大特点。如清乾隆时的徽商江春，曾任两淮盐业总商达四十余年，富可敌国，乾隆每次下江南，江氏均铺张接驾。已为今人熟知的绩溪“红顶商人”胡雪岩更是名震江浙。当时，“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即晋商——引者注）”。（[明]谢肇《五杂俎》卷四）
徽商之所以将官商做得如此得心应手，是和其“虽为贾者，咸近士风”的亦商亦儒特点分不开的。徽州古地文化厚重，向以“理学重镇”自诩，大儒朱熹即为老乡。因此，在外地的徽商会馆中都“崇祀朱子”。徽商或许就是理学之“理”和黄山空灵之气的人化吧，这是门风中与商帮另一支劲旅晋商最大的差异。从宏村的深山里走出去发了财，徽商恩泽乡里的办法就是造一个“南湖书院”，他们把昆山人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恭恭敬敬刻在墙上，再将一扇“寒窗”镶嵌上去，生意和读书就这样在岁月的倒影中浑然天成。据史载，隋开科举以来，仅休宁一县竟出了十九名状元。明两淮科考一百三十七名进士中，徽州人占了七十名。从徽商世家中走出来的士子，当官不忘乡里，自然成为徽商在官场的代言人，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过唯一一个中国人王茂荫（1798-1865），出生徽商世家，清咸丰朝户部右侍郎，是个主管财税钱法的主儿。1854年春，王茂荫上奏朝廷，试图进行有利于商业流通的币钞改革，但遭到了严厉申斥。
亦官亦商，亦商亦儒，徽商深谙“官僚+资本”在中国封建经济发展中的价值，从而形成了徽商最为传统的第三大特点——极其浓重的宗族观念。据《徽州府志》载：“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掺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徽商的“聚族经商”在业内是有名的，往往是一人发家，全族投靠，而徽商“尤睦于亲旧，亲旧每因之起家”。中国经济史学者张正明教授比较了徽商和晋商的差异，分析说，徽商大修宗祠，利用宗族观念来控制族人进而控制市场，这和晋商的伙计制、财东不得干预号事的经营理念有所不同。老徽州常言，千年的古坟，不动一土；庞大的宗族，聚而不散；宗谱传再久，枝叶清晰。最让人惊讶的是，主仆关系居然能够数十代不改。这种文化理念，在宏村的民居结构上也表现出来。宏村最典型的徽派建筑承志堂，是清咸丰年间徽商汪定贵耗资六十万两白银和一百两黄金兴建的豪宅，三千平方米的建筑群内外、主次、正偏层次分明，一踏进八字大门，那种超乎寻常的内敛、自足、聚合的道德厚重感立刻迎面袭来。庭院深深，一进又一进，沉默的砖木将尊卑、长幼、内外隔成心灵的屏障，只有院中随风摇曳的花草和悠闲游动的鱼儿才让人轻舒一口长气……
真的是“一鞭吟过画桥西”（[清]汪彤雯《南湖春晓》）。一拱小小的画桥，牵着脚步走进宏村。可小小的宏村哪里是在画中？而分明浸泡在博大的文化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