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跟随丈夫在前线活动之外，宋美龄还向国外宣传他们的“剿共战果”，同时，她吹捧蒋介石是为国为民的大救星。1934年1月，她给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一位教师的信中，是这样叙说蒋介石的：“我从我们上一个野战司令部乘舢板走了四天的路程，于本月9日到了吉安……我的丈夫从不在身边保留许多卫兵，他总是拿自己的生命去承担可怕的风险，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我在他身边，他就比较小心一些，但他常常对我说，一个真正的领袖不能过分怜惜自己的生命，因为过分关注个人的安危，就会降低军队作战的士气。他说，我们是为国家而战，因此上帝定将保护我们。如果我们被打死了，还有什么比战死更荣耀呢？”
“在除夕，我和我的丈夫在周围的山上散步。我们见到一棵李树树上开满了花。真是预示走运的好兆头！……他小心地采摘了几枝，我们回家时已是黄昏，我们点燃了蜡烛，他把采摘的花放在小竹篮里，送给了我。多好的新年礼物！我想从中也许你能明白，我为什么如此愿意与他共命运。他具有军人的勇气和诗人的敏感。”
1934年底，蒋介石得知红军主力突破重围，向黔、川方面前进，便匆匆赶回。蒋介石亲自部署“追剿”红军，他亲临贵阳、昆明、重庆、成都等地，一面部署“剿共”，一面利用“剿共”之机控制西南几省。
1935年3月24日，蒋介石偕宋美龄抵达贵阳。蒋介石认为：“红军已是强弩之末，现今被迫逃入黔境，寻求渡江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浩浩长江俨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红军已到了‘走投无路’的绝境。”但是，红军并没有立即渡江北上，他们第四次南渡赤水，并突破乌江，直逼贵阳。当时，蒋介石和宋美龄正在贵阳督战，贵阳城防兵力不足两团，红军来势迅猛，让蒋介石夫妇惊慌失措。不几天，不仅贵阳城北发现红军，连贵阳城南也有红军活动。蒋介石立即下令确保机场安全，并挑选了20名忠实可靠的向导，预备了12匹好马，两乘小轿，以便他和宋美龄能随时逃走。即使这样，蒋介石仍惶惶不可终日。4月5日，蒋介石竟亲自步出“行辕”查勘城区工事，对下属大发脾气。晚上，听说贵阳城外有红军活动，蒋介石彻夜不眠，20名向导和陈诚、端纳等都整夜不敢合眼。
4月6日，云南军阀昼夜兼程地赶到贵阳“救驾”，蒋介石见救驾部队到来，喜出望外。谁知红军施的是调虎离山计，云南军阀被蒋介石抽出去后，红军乘势取道兵力空虚的云南，急转北上，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静宁、会宁地区会师，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蒋介石无可奈何地哀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共同倡导“新生活运动”
蒋介石靠军事起家，认为军权高于一切，只要抓牢军权，一切便会迎刃而解，但经过几次上台下野的沉浮，开始注意欲谋久居其位而不离，除谋求军事和政治的领袖地位外，还要取得思想领域中的领袖地位，才能巩固其集权统治，“新生活运动”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结束在江西各地督战回到南昌后，由宋美龄提议发动的。
宋美龄对当时南昌的破旧和杂乱，感想和蒋介石不一样，按照西方贵族生活方式确定自己生活习惯、讲究服饰的程度连外国富翁都吃惊的宋美龄，对南昌这一南方大都会的破旧感到相当意外。因此，她又重提过去已向蒋介石提过多次、但蒋介石总不以为然的建议：开展全国性的社会风气改造运动，向西方的生活方式学习。在夫人的一再催促下，蒋介石如果再不计较南昌的落后和杂乱的话，或者为落后辩解的话，就会显得土气和麻木，为洋化夫人所笑话。再说，蒋介石在一连取得军事上压倒地方实力派、“围剿”中共方面则因利用中共内部的左倾错误已有进展、政治上限制汪精卫和胡汉民等非主流派成功之后，也想开展全国性的社会运动，既可宣扬蒋记思想和理论，也可在国内树起讲礼义讲道德的新榜样，在国际上改变自己只知打内战、不会搞建设的形象。
正因为想到这一层，蒋介石当即指示秘书邓文仪“南昌市民污秽不堪，市容杂乱不堪。如此市风，何以为行营所在地？若让异域报道出去，不是丢尽了我们的脸面？”“自即日起，起草一个文件下达南昌所有机关、团体、商店、学校，必须整理内务，搞好清洁，改善环境，振奋精神。”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指示一到，南昌各级官员不敢怠慢，一时间，南昌城内外到处都在进行表面的清扫垃圾、整顿市容、打理街面的工作。
邓文仪又提出一个更为周全的建议：“用军队‘整理内务’术语和行政办法下达命令，推动这项指令，怕难于持久，不如来一个‘新生活运动’，把总司令训示糅合进去，一起执行。”就这样，由邓文仪执笔，把“新生活运动”的内容综合整理成文，起名叫《新生活运动纲要》，由蒋介石署名。
1934年2月19日，南昌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会址在科学馆附近的广场上，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会上蒋介石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话，论述了该运动的精义就是要在礼义廉耻的统率下，做到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并且，他还介绍了自己从小所受到的严格训练，由此对照说在南昌街头看到的一般市民生活和少年在街上吸烟等行为，认为这是不懂礼节，不讲清洁，而这又是国家不能进步、社会混乱频仍的根源。他认为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最重要的是国民要有知识与道德，要恢复中国古圣先贤所提倡的道德。新时代的人，绝对不随地吐痰，或走路抽烟，蓬头散发，帽子歪戴，扣子不扣，拖着鞋子。“新生活运动”就是要针对这种旧生活，使之根本改变过来。
他在另外的场合还说：“今欲以优美之艺术易其粗野卑陋之品性，化其争盗窃乞之行为，固有待于礼义廉耻之复张。然在此乱邪昏懦状态之下，社会秩序纷乱，邪说横行，人多沉迷陷溺，莫知所从，故施政施教，都如搏沙捕风，未易见效。若欲改善今日国民之生活，必自纠正乱邪昏懦、陷溺沉迷之风始。此新生活之所以今日立国救民惟一之要道也。”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并不是仅在新生活本身，而是赋予很深刻的政治含义；“新运”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社会风气和生活习性的改良运动，而是借助这一形式进行的一场由统治者发动、为统治者服务的政治运动。
大会还当场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会长由蒋介石担任，熊式辉任主任干事，阎宝航任书记。宋美龄后来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按规定，各地各级“新促会”由最高行政长官主持，由民政、教育、警察、军事等部门派出的高级官员组成。基层乡村由区保甲长、工商业由商业行会、学校由校长、公务员由机关主管、家庭妇女由妇女协会、军队由党部或政训处长负责。
从这时开始，蒋氏夫妇一唱一和，轰轰烈烈地搞起了所谓的“新生活运动”。为使这场运动搞得像模像样，蒋介石四处演说：“我现在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整个社会，全体人民生活的全面军事化，以便使他们能够磨炼勇气和敏捷，增强对艰巨工作和痛苦的忍耐力，特别是养成他们联合行动的习惯和能力，以便他们将来在任何时候为民族而牺牲。……换句话说，就是要服从、牺牲、严格、整洁、准确、勤奋、保密……并且每一个人都必须坚定而英勇地为自己的群体和国家献身。”
很显然，事实上蒋介石已将他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理念，原封未动地搬到“新生活运动”中来了，他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实现军事化的社会，使民众对最高统治者的意志无条件的服从。于是，一切有利于蒋介石个人独裁，思想控制的东西纷纷出笼，如提倡“礼、义、廉、耻”等旧道德规范。为此南京政府1934年7月通令全国，规定每年8月27日孔子诞辰日为国定纪念日，各机关学校一律举行孔诞纪念大会。一场思想上高度集权的运动就这样热热闹闹地开展起来了。
如何开展“新生活运动”？蒋介石根据夫人和智囊的建议，做出一系列的部署，如整个运动分为“训查、设计、推行”三个阶段，先由“规矩”和“清洁”两项开始，要求“由自己做起，再及其次；由不费钱、不费时、不费力之事做起，再行其余；由机关团体及公共场所，如学校、公署、车站、码头、戏院、公园、会场等做起，再求之于全体的社会”。
“新生活运动”的口号贴满大街小巷的墙壁，各地都增添了一个新的衙门——新促会，他们到处宣传：葬礼要简单，不要铺张浪费；举行集体婚礼，把单独举行婚礼的费用省下来。批评迷信，包括烧香、放鞭炮以及送葬时烧纸钱作为死者的买路钱的旧风俗习惯。鼓励人人每天洗三次手、洗三次脸，每周洗一次澡，青菜要先洗净煮熟再吃，开展戒烟运动等等。
1935年4月，“新生活运动劳动服务团”成立，分为军队、宪兵、警察、教员、学生、党部、机关、铁路等部门。其中“励志社”起了重要作用。
“新生活运动”的内容，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之主旨》中说，“即求国民之生活合理化，而以中华民族固有之德性——礼义廉耻为基准也”。中心意思是把传统文化中的固有道德“礼义廉耻”贯彻到“食衣住行”四事之中，为待人、处事、持躬、接物的标准。
关于“礼于廉耻”，对“新运”有过深入研究的《中华民国春秋》一书的作者解释说：“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礼者理也。理在自然界谓之定律；在社会中，谓之于规律；在国家中，谓之于纪律。人之行为能以此“三律”为准绳，谓之于规矩；凡守规矩行为的表现，谓之规规矩矩的态度。何者为礼？“敬慕是主，守法循理，戒慎将事，和乞肃容，善与人处，孝亲敬长，克亲伦纪。”“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义者宜也。宜即人之正当行为。依乎礼——即合乎自然定律、社会规律、与国家纪律者，谓之正当行为。行而不正当，或知其正当而不行，皆不得谓之义。何者为义？“一心济世，厚人薄己，不争权利，急公忘私，弗辞劳瘁，扶善除恶，以彰公理。”“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廉者明也。能辨别是非称为“廉”。合乎礼义为是，反乎礼义为非。知其是而取之，知其非而舍之，此之谓清清白白的辨别。何者为廉？“既明且洁，严慎取予，操守有节，辨别是非，力排谬说，崇尚节约，宁死御侮。”“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耻者知也。即知有羞恶之心。己之行为若不合礼义与廉，而觉其可耻者，谓之羞。人之行为若不合礼义与廉，而觉其可耻者，谓之恶。惟羞恶之念，恒有过与不及之弊，故觉悟要在切实，有切实之羞，必力图上进；有切实之恶，必力行湔雪，此之谓切切实实的觉悟。何以为耻？“心存羞恶，不屑卑污，尊重自处，不甘暴弃，力求进步，不图苟存，宁死御侮。”
这位史学家更进一步说：耻是行动之动机，廉是行为之向导，义是行为之履践，礼是行为之表现，四者相连贯，发于耻，明于廉，行于义，而止于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蒋介石极力鼓吹“礼义廉耻”的目的，国民党官方的解释说得更为明了：一是要让“礼义廉耻”反乎粗野卑陋行为，使国民生活艺术化。二是要让“礼义廉耻”反乎争盗窃乞行为，求国民生活生产化，而后勤以开源，俭以节流，知奢侈不逊之非礼，不劳而获之可耻。三是要让“礼义廉耻”反乎乱邪昏懦行为，求国民生活军事化。
总之，说穿了，蒋介石是想通过提倡“礼义廉耻”，以“礼”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以“义”来要求人们服从统治阶级的意志，以“廉”来限制人们对生活水准的要求，以“耻”来控制人们的思想言论，其宗旨就是强化对人民大众的管制，引导人民大众服从国民党的一党专制。
宋美龄在“新生活运动”中大显身手，成为“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推动者和领导人。“新生活运动”先在江西开展，然后逐步推广到全国。3月17日，“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南京成立，接着各省各县也相继成立分会或支会，由各省主席担任分会会长。“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也在各省设立分会，由各省省主席的夫人担任领导。1938年7月以后，“新运总会妇女委员会”改组扩大成为领导国统区各界妇女救亡运动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妇女组织，在动员妇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为什么要提倡“新生活运动”？宋美龄联系到当时世界和中国的情况作了这样的解释。她说：“中国近年来也像其他国家一样，深深地受到了世界经济衰落的影响。各国凭借他们自己的智慧，都想从经济停滞中，找寻一条复兴的出路来。意大利有法西斯主义，德国有纳粹主义，苏联有两次五年计划，美国有新经济政策。他们的目的，都想解决经济问题，导国民进于物质的繁荣。中国也是如此，必须应付这个严重问题，而且我们还得把人民从愚陋、贫困、迷信以及‘匪乱’中、种种的天灾人祸中救援出来，即使暂时把国外侵略一个问题搁开，亟待解决的事情还是很多。‘新生活运动’，就是为了根除这种种病态而创导的。
“过去数年来，我在国内巡游了许多地方，亲眼看见，人民的生活状况，不但困苦艰难，不但简单原始，并且充满着绝大的危机，社会麻木如死，人民苟安成习，毫无希望可言。中国人心的麻痹，经过了十数世代，已经根深蒂固，倘欲重振精神，不仅有赖于爱国人士的齐心合作，共同改良，还需一种新的刺激来推动我们的工作，于是就发起了新生活运动。”
宋美龄对“新生活运动”有独到的见解，她认为“精神往往重于物质，所以仅仅经济繁荣，尚不足完成中国大国的地位，同时一定要提高人民道德的水准”。她说：“欲谋物质的繁荣，尤须先行发扬民族道德，建立一种互助合作的精神，而纠正人民萎靡苟且的习尚，更是当务之急。
至于什么才是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宋美龄夫唱妻随，她说：蒋介石“深究中国过去的历史，觉得先人遗传的良好品性，足以补救目前种种的颓风恶习，相信我国固有的礼、义、廉、耻四种美德，是复兴民族的良药。”对于礼义廉耻四种旧道德的意义，宋美龄是这样解释的：“一礼，最浅显地解释，礼就是仪节。然仪节定要自衷心流露，而不是虚伪的形式。二义，义可以略释为对人对己的尽责和服务。三廉，廉就是能辨别权利界限，不侵犯别人，换言之，就是一种公私及人己权利的辨别。四耻，耻就是觉悟与自尊。”
很显然，宋美龄在解释中揉进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的一些生活习惯和精神文明的内容，她尤其强调环境卫生和个人的清洁卫生。非但如此，她还把礼义廉耻四字翻译成英文，极力向外国人宣传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