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剑华先生说：“人的精神感情常随环境变化，看了秋天的彩云在天空飞扬，我们的精神也就不知不觉的随之也飞扬起来了。春风煦拂，吹面不寒，我们的思想也就不知不觉的浩荡无边了。这样的乐趣是很浓厚的。”（《中国画论选读·叙画》）宗炳以山水画“畅神”，而王微也以“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为山水画的主要功能，使人从画面上获得自然界的真实美感，激发精神。（王凤珠）
【观者悦情】南朝陈姚最《续画品》：“稽宝钧、聂松：二人无的师范，而意兼真俗。赋彩鲜丽，观者悦情。若辨其优劣，则僧繇之亚。”这是姚最对南朝梁画家稽宝钧和聂松的评语。稽宝钧和聂松没有明确的师承关系，绘画主要以写真人物、社会风俗和日常生活作为题材。二人的绘画皆赋色鲜艳明快，使观者一见而心情怡悦。悦情指的是绘画的审美娱乐功能。（王宗英）
【自娱】中国古典绘画的审美意识派生于儒道二家的哲学思想，其绘画之功能形成为二水分流的局面：一是儒家因入世而关心现实，其绘画功能与调整社会秩序、医治人民创伤的价值取向相结合，追求群体秩序的完美之美，提出了绘画“成教化，助人伦”等教育功能；一是道家因遁世或自我超脱而醉心于自然美，追求个人的逍遥之乐，要求真我复归，“惟我”与“忘我”高度统一。提出了绘画为自己的“自娱”功能说，以与儒家的“教育”功能说相对立。他们通过绘画的“自娱”功能，使自己的精神予以净化，达到“去杂欲”、身心健康、延年益寿的目的。南朝陈姚最《续画品》首次提出此说：萧贲“学不为人，自娱而已”。这反映了六朝时期艺术为自己而掀起的一股思潮。北宋文人画兴起后，这股思潮再度高涨，李成说他作画是“弄笔自适”，苏轼说“画以适意”，米芾说苏轼《枯木图》是“写胸中盘郁”。到了元代，文人画运动十分盛行，艺术为自己的思想达到高潮，倪瓒提出“写胸中逸气”、“聊以自娱”，极坦率地表白了文人画家对绘画功能的看法。因此，中国文人画便成了“自娱”的艺术，宋元以来，经久不衰。这种“自娱”的艺术始终成为文人画修身养生之术。（周积寅王凤珠）
【怡悦情性】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历代能画人名·王微》卷六：“图画者所以鉴戒贤愚、怡悦情性，若非穷玄妙于意表，安能合神变乎天机？宗炳、王微皆拟迹巢、由，放情林壑，与琴酒而俱逝，纵烟霞而独往。各有画序，意远迹高，不知画者，难可与论。”“怡悦情性”又作“怡悦性情”、“怡情悦性”、“怡情理性”、“怡性弄情”。谓心情舒畅愉悦，讲的是绘画的审美娱乐功能，与南朝陈姚最“悦情”说意同。（王凤珠）
【自适】北宋李成论画：“吾本儒者，初识去就，性爱山水，弄笔自适耳，岂能奔走豪势之门，与工伎同处哉！”（见北宋刘道醇《圣朝名画评·山水林木门第二》“李成”条）谓自乐闲适，指的是山水画的审美娱乐功能。（王凤珠）
【快人意】北宋郭熙、郭思《林泉高致·山水训》：“斯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水之本意也。”其意是说画山水之本意（功能）可使人乐意。（王凤珠）
【不下堂筵，坐穷泉壑】北宋郭熙、郭思《林泉高致·山水训》：“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直以太平盛日，君亲之心两隆，苟洁一身，出处节义斯系。岂仁人高蹈远引，为离世绝俗之行，而必与箕颖、埒素、黄绮同芳哉！白驹之诗，紫芝之咏，皆不得已而长往者也。然则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水之本意也。不此之主，而轻心临之，岂不芜杂神观，溷浊淸风也哉！”《林泉高致·山水训》开篇明确了山水画的一个功能——“快人意”。郭熙认为追求田园山水，归心自然是人之常情，是人的自然本性的流露。但是离世绝俗、归隐田园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对宋代文人来说，儒家兼济天下匡时济世的人生态度才是他们生活的主要追求，他们在积极出仕、担负社会责任的同时，又难免为“尘嚣缰锁”所累，因此，既要高居庙堂，又不舍林泉之志，那么最佳选择就是用画笔将山水胜境表现出来，这样就可以“不下堂筵，坐穷泉壑”，即不离筵席、厅堂，坐在家里就可以尽览山水胜景。这和南朝宋宗炳的“卧游”论异曲同工。《宋书·宗炳传》载：“（宗炳）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观者在观赏山水画时往往有一种倾向，那就是把山水画作为真山水的一种替代物，从而引发对大自然的审美联想和审美享受，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山水画才使人有可行、可望、可游、可居之感。这正是山水画的魅力所在，也是山水画作为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所在。（王宗英）
【寄乐于画】明代董其昌《画旨》：“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故其人往往多寿。至如刻画细谨，为造物役者，乃能损寿，盖无生机也。黄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耋。仇英短命，赵吴兴止六十余。仇与赵品格虽不同，皆习者之流，非以画为寄、以画为乐者也。寄乐于画，自黄公望始开此门庭耳。”刘纲纪先生《董其昌文人画的理论与实践》云：“董其昌提出的绘画上的南北宗理论，主要宣扬的是一种绘画思想，这种绘画思想的根本点是‘以画为寄，以画为乐’或‘寄乐于画’，即以画陶情养性。所以在文人画中，董其昌最为推崇的，是以元四大家为代表的，没有‘刻画细谨’的毛病这一派。相反，如以精工、工致取胜，虽也属于南宗文人画，仍然不是董其昌最为欣赏的。如他对宋代画家赵令穰的评论就是这样。董其昌虽不取北宗，但仍然承认北宗在技巧的精工上的成就，并且对被他划为北宗的赵伯驹评价很高，认为赵的作品‘精工之极，又有士气’。
然而由于赵的‘精工’终究不合于董其昌‘寄乐于画’的要求，大有‘损寿’之弊，所以仍被他看作属于‘非吾曹当学’之例。董其昌‘寄乐于画’的思想就其以画为养生之助，并认为作北宗画会‘损寿’来说，谈不上有什么深刻性、创造性。北宗画家中也可找出不少高寿的，如李唐年八十尚能作山水人物。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寄乐于画’的思想突出了绘画所具有的审美愉悦作用，高扬了绘画自身的美的价值，不以绘画为一种外在的、机械的活动。虽然这种思想并非创自董其昌，但无疑又是董其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并且因为同他提出的南北宗说相联系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王凤珠）
【卧游】《宋书·宗炳传》：“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以期透过壁上的山水画艺术美，领味到真山真水的自然美。其后常以“卧游”，作为欣赏山水画的代名词。清代龚贤曰：“丘壑虽云在画最为末着，恐笔墨真而丘壑寻常，无以引卧游之兴。”（见清代周二学《一角编》乙册）刘纲纪释云：“山水画的首要任务就在于画出自然的美景（即不‘寻常’的‘丘壑’），以引动人们的‘卧游之兴’，给人以自然美的享受。所以，如果仅有好的笔墨技巧，而无引人入胜的丘壑，那么这样的山水画就不是成功的。”（《龚贤》）（王凤珠）
【高蹈远引】北宋郭熙、郭思《林泉高致·山水训》：“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愿而不得见也。直以太平盛日，君亲之心两隆。苟洁一身，出处节义斯系，岂仁人高蹈远引，为离世绝俗之行，而必与箕颍埒素，黄绮同芳哉！白驹之诗，紫芝之咏，皆不得已而长往者也。然则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水之本意也。不此之主，而轻心临之，岂不芜杂神观、溷浊清风也哉！”“高蹈远引”一语是郭思对山水画家所必须具备之审美情怀的高度总结。山水画在宋代的空前繁荣，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支撑整个文化盛世的主体力量——文人阶层。由于儒家思想的传统，宋代文人虽仍然将积极入世作为主导心理，但政事之余的精神弛懈和心灵补偿也成为他们的迫切要求，从而引发了自魏晋以来隐逸精神的再次兴盛。但这时的隐逸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对山林的身体力行的隐逸行为转变成一种社会性的退避。身处“太平盛世，君亲之心两隆”的宋代文人借画中山水“离世绝俗”，实践着内心深处的“林泉之志”。其中，“高蹈远引”的审美情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高蹈远引”即避世，此指超脱尘俗的情怀，文人们之所以能够“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将隐逸的实现由第一自然的原生状态山水转变为第二自然的画中审美状态的山水，原因就在于“高蹈远引”的审美情怀将真实的归隐行为同山水画的审美欣赏在“快人意”的条件下等同了起来，自然山水可以使人“常处”、“常乐”、“常适”、“常亲”的特性在对山水画的欣赏中同样可以获得，以达到“丘园养素”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高蹈远引”的情怀是保证文人们能够从对山水画的创作和欣赏中澄净心灵、获取愉悦的主要媒介。（荆琦）
4.审美调剂功能论
【息心】晋代袁宏《后汉纪·孝明皇帝纪》：“沙门者，汉言息心，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
清代方薰《山静居画论》：“画家一丘一壑，一草一花，使望者息心，览者动色，乃为极构。”“息心”，指排除杂念。（王凤珠）
【烦纡果冰释】唐代吴融《题画柏》：“闭取图画看，烦纡果冰释。”指绘画的审美调剂功能。
其意是说观画能将人的烦恼郁结像冰的融化一样完全消除。（王凤珠）
【代去杂欲】五代后梁荆浩《笔法记》：“嗜欲者，生之贼也。名贤纵乐琴书图画，代去杂欲。”嗜欲：嗜好和欲望。《荀子·性恶》：“嗜欲得而信衰于友。”《史记·孝文本纪》：“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这里指不良的嗜好与不正当的欲望。
贼：作“毒害”解。“生之贼也”即毒害人生的意思。
葛路《中国绘画理论范畴体系》说：“把人的嗜欲看作坏的东西而主张去欲，是道家的摄养身心的思想，在庄子和嵇康的文集中都有专题论述。但无论是庄子还是嵇康，他们在实际生活摈除的是被物所役的杂念，而不是废除藉以养性抒情的音乐活动。也可以说他们的鼓琴是要把自己的精神予以净化，达到身心健康延年益寿的目的。为避乱而到太行山的荆浩他之所以亲近自然，并以自然美景作画，自认为是对付‘生之贼’的最好办法。他的思想如同山水画论的开创者南朝的宗炳一样，把山水画与音乐（‘鼓琴令众出皆响’）联结在一起，把‘琴书图画’当成养生益寿的最佳手段。
他对山水画功能的看法，跟张彦远说的‘怡悦情性’有共同之处，但又增加了新的东西——养生益寿。这是中国古代表现自然美的山水和花鸟画家在艺术实践中的新发现，为元明清的文人画家所不时乐道，直至今天仍为人们所承认。作画可以养生益寿的看法，是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艺术观。”（王凤珠）
【启人之高致，发人之浩气】明代杜琼《跋画》：“绘画之事，胸中造化，吐露于笔端，恍惚变幻，象其物宜，足以启人之高致，发人之浩气。”指绘画之审美调剂功能，足以启人之高尚的品格或情趣，发人之盛大刚直之气（正气）。（王凤珠）
【何如此图足快意，涤去胸臆陈年愁】清代华岩自题《清涧古木图》轴：“何如此图足快意，涤去胸臆陈年愁。”指绘画的审美调剂功能，足以使人舒适、称心，并能涤除以往心中之忧愁。（王凤珠）
【画平肝气】清代李方膺《花卉图》条屏用印：“画平肝气。”（《中国书画印鉴款识》上着录）肝气：指肝经气分不和的症候，如肋痛、腹胀、呕吐、嗳气、脉弦等。此借谓观画可使人心平气和，去除肝气，具有审美调剂功能。（王凤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