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光宗赵惇，宋朝第十二位皇帝，南宋第三位皇帝，孝宗和郭皇后第三子，绍兴十七年丁卯年九月四日乙丑（1147年9月30日）生于藩邸宫中〔光宗把这天定为重明节〕，属相兔。光宗于淳熙十六年二月二日（1189年2月18日）~绍熙五年七月五日（1194年7月24日）在位，当政共计6年，年号绍熙：绍熙元年正月一日（1190年2月7日）-绍熙五年七月五日（1194年7月24日），年号使用5年。庆元二年十月三日，上尊号圣安寿仁皇帝。庆元六年八月八日辛卯（1200年9月17日）光宗崩殂于寿康宫，享年54岁，后葬光宗于永崇陵。十一月十四日丙寅，庙号光宗，谥号宪仁圣哲慈孝皇帝，嘉泰三年（1203年）十一月八日壬申，加谥号循道宪仁明功茂德温文顺武圣哲慈孝皇帝。
光宗赵惇是南宋第三位皇帝。他43岁登基，仅仅过了两年，就患上了精神疾病。光宗是宋朝所有皇帝中比较昏庸的一位。他受父宋孝宗禅位而登基做皇帝以后，已经43岁。宋光宗体弱多病，又没有安邦治国之才，而且光宗听取奸臣谗言，罢免辛弃疾等主战派大臣，又由当时著名的妒妇，心狠手辣的李皇后来执政，奸佞当道，朝政从宋孝宗时的清明转向腐败，宋光宗自己却不思朝政，沉湎于酒色之中。
光宗历来就与孝宗不和，宋孝宗逊位后他长期不去探望。绍熙五年（1194年），宋孝宗得病，宋光宗既不请人看病又不去探望孝宗，乃至孝宗病逝他也不服丧。因此，大臣韩侂胄和赵汝愚经过太皇太后允许，逼迫光宗退位。光宗只好让位于太子赵扩，自己闲居临安寿康宫，自称“太上皇”。赵扩主持完宋孝宗的葬礼，就登基做皇帝，是为宋宁宗，光宗死后葬于永崇陵
两宋历史上患有精神障碍的皇室子弟并不罕见，如太宗之弟赵廷美、太祖长子赵德昭、太宗长子赵元佐和六子赵元偓，他们的死都与心理疾病有关。这或许是出于某种遗传，加上统治集团内部无休止的勾心斗角，一些皇室成员的人格和心理不可避免地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光宗的病态心理源于他对父亲的猜忌和对妻子的惧怕，在位6年间，他的病情不断加重，最后不得不在48岁时退位。光宗在位时间虽短，却在宋代历史上写下了极为奇特的一笔。
东宫历来都是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心，太子言行稍有疏忽，不仅储君之位不保，而且还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赵惇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入主东宫后，勤奋好学，一举一动严守礼法，对孝宗克尽孝道。孝宗情绪好时，太子也“喜动于色”，反之则“愀（qiǎo）然忧见于色”。孝宗常以诗作赐予太子，不断提醒他继承自己恢复故国之宏图壮志，太子在和诗中也竭尽所能地称颂父皇的功绩，努力表现自己的中兴大志。这种父唱子和无疑使孝宗更感欣慰，太子似乎的确继承了他的英武与志向。
赵惇小心翼翼地在东宫作了十几年孝子，年过不惑，却仍不见孝宗有将皇位传给他的意向，终于有些耐不住了。一天，太子向孝宗试探道：“我的胡须已经开始白了，有人送来染胡须的药，我却没敢用。”孝宗听出了儿子的弦外之音，答道：“有白胡须好，正好向天下显示你的老成，要染须药有什么用！”太子碰了软钉子，从此不敢再向孝宗提及此事，转而求助于太皇太后吴氏（高宗皇后）。他多次宴请太皇太后品尝时鲜美味，太皇太后心知肚明，在某些场合也曾向孝宗暗示过，应该早点传位给太子，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太子还须历练。父亲威严强干，又迟迟不肯放权，这也许已经给太子的心里投下了某种不祥的阴影。
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高宗驾崩，孝宗悲痛欲绝。对高宗的禅位之恩，孝宗一直心存感激，加上自己已年逾六旬，对恢复中原也深感力不从心，因此他一改以往为先帝服丧以日代月的惯例，坚持守三年之丧，既表明他对高宗的孝心，也借机摆脱烦琐的政务。淳熙十六年二月，时年43岁的赵惇终于盼到了内禅大典。孝宗传位于太子后，退居重华宫。他原本希望能像高宗那样，悠闲地安度晚年，却没有料到父子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骤然剧烈起来。
登上了帝位的光宗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必要装出“孝子”的模样来讨孝宗的欢心了。即位之初，他还曾仿效孝宗侍奉高宗的先例，每月4次朝见重华宫，偶尔也会陪孝宗宴饮、游赏，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光宗便开始找借口回避这种例行公事，父子间的隔阂逐渐显现出来。
绍熙初，光宗独自率宫中嫔妃游览聚景园。大臣们对此议论纷纷，认为高宗在世时，孝宗凡出游，必恭请高宗同行，而光宗只顾自己游玩。看到这样的奏章，光宗极为恼火，恰逢此时孝宗遣宦官赐玉杯给光宗，光宗余怒未息，手握不稳，不小心打碎了玉杯。宦官回到重华宫，将事情的经过掐头去尾，只禀报说：“皇上一见太上皇赏赐，非常气愤，连玉杯都摔碎了。”孝宗心中自然不快。另有一次，孝宗游东园，按例光宗应前往侍奉，可到了家宴之时，却仍不见他的踪影。一向搬弄是非的重华宫宦官故意在园中放出一群鸡，命人捉又捉不着，便相与大呼：“今天捉鸡不着！”当时临安人称乞酒食于人为“捉鸡”，宦官们显然语带讥讽，暗指孝宗寄人篱下的处境。孝宗虽佯装不闻，但内心的愤怒与痛苦可想而知，毕竟光宗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连起码的礼数都没有，作为父亲，岂能听之任之？
种种迹象已让孝宗感觉到光宗对自己的冷落和怠慢，而在立储问题上，父子二人意见严重分歧，进一步激化了原有的矛盾。光宗皇后李氏只生有嘉王赵扩一人，立为太子，本是顺理成章之事，但却受到孝宗的阻挠。可能是因为嘉王天性懦弱，孝宗认为其不适宜继承皇位，相比之下，魏王赵恺的儿子嘉国公赵抦生性聪慧，深得孝宗喜爱。当初光宗取代了二哥赵恺，成为太子，如今孝宗却宠爱赵恺之子，不同意将嘉王立为储君，无形中加深了光宗心中对孝宗本就存在的猜忌，让光宗时时感到恐惧和不安。在他看来，父亲似乎不仅对嘉王的太子地位，甚至对自己的皇位，都是潜在的巨大威胁。在别有用心的李后和宦官们不断离间挑拨下，这种恐惧感逐渐成为光宗挥之不去的阴影，其心理和精神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导致了无端猜疑和极度偏执的症状。他视重华宫为畏途，不再定期前去问安，尽可能躲避着孝宗。天子孝行有亏，臣子劝谏责无旁贷，而臣僚们的这些言行更激起光宗的固执与疑惧，终于引发历时数年的过宫风波。
光宗病情不断加重，皇后李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她生性妒悍，又有着强烈的权力欲。一方面，她独霸后宫，不允许任何女人与她争宠，光宗对此只有忍气吞声，抑郁不乐；另一方面，她视孝宗夫妇为她皇后地位的最大威胁，想方设法离间孝宗、光宗父子，从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光宗的病态心理。
绍熙二年（1191）十一月，李氏趁光宗离宫之机，杀死了他宠爱的黄贵妃。光宗闻讯，虽万分伤心，却敢怒而不敢言，只能将痛苦埋藏于心。次日，光宗强打精神，主持祭祀天地的大礼。仪式进行过程中，突然刮起狂风，大雨倾盆而下，祭坛上的灯烛也燃起大火，祭祀被迫中断。接连两次精神上遭受如此大的刺激，光宗“心疾”加重，精神疾病彻底发作了，对孝宗的疑惧也日甚一日。每到一月四朝的日子，他就托词不去，有时明明事先宣布过宫，可又言而无信，临时变卦。后来他干脆以孝宗的名义颁降免去过宫的诏旨。如此行为无疑有损天子“圣德”，大臣们纷纷上奏劝谏光宗要尽人子之道。光宗偶尔也心有所感，绍熙三年十二月到次年正月，他三次赴重华宫朝见，但不久又故态复萌，数月不过宫问安。朝野上下，市井街头，对当朝天子的不孝之举议论纷纷，太学生们也加入了劝谏的行列，上百人上书要求光宗过宫，而光宗依然故我，根本不理睬外间舆论。
绍熙五年，孝宗得病，光宗仍一次也没有过宫探视。亲生儿子冷落自己到这种地步，孝宗心中充满了失望、悒（yì）郁与悲伤，病情急转直下。五月，孝宗病重。太学生们听说光宗此时竟然还在后宫玩乐，并不过宫省亲问疾，便写了一篇《拟行乐表》，其中两句说“周公欺我，愿焚《酒诰》于康衢；孔子空言，请束《孝经》于高阁”，辛辣地讽刺了光宗的不孝无德。
与此同时，群臣因光宗不从劝谏，纷纷上疏自求罢黜，居家待罪，“举朝求去，如出一口”，光宗统统下诏不许。丞相留正等大臣???三恳请光宗过宫探视孝宗病情，光宗不听，拂衣而去。留正紧拉光宗的衣裾，苦苦进谏，光宗仍不为所动，自回内宫，群臣只得恸哭而退。都城百姓对光宗的强烈不满至此也达到了顶点，不加掩饰地表露出来，曾经藏在心里的愤怒，现在“勃勃然怒形于色矣”，过去只是私下里议论，现在“嚣嚣然传于道矣”。
六月，孝宗驾崩，光宗仍然不顾百官奏请，连丧事也不肯主持，只得由太皇太后吴氏代其主丧。实际上，光宗内心深处仍然畏惧着孝宗，他不相信孝宗已死，以为这是一个篡夺自己皇位的圈套。他不仅安居深宫，宴饮如故，不为孝宗服丧，而且担心遭人暗算，时刻佩剑带弓以自卫。然而，正在这位不孝的皇帝终日提防自己父亲的时候，他却万万没有料到，皇位已经被自己的儿子悄悄地取代。绍熙五年七月，嘉王赵扩在太皇太后的支持和大臣赵汝愚、韩侂（tuō）胄等人的拥立下即位，是为宁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