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极乐昏君的欲望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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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 害死忠臣岳飞的高宗

高宗以为和议之事已成,从此就可以安享太平,便大赦天下,给文武大臣加官晋爵。岳飞在接到升官诏书后,当即上书表示拒绝,提醒高宗不可相信金人,并重申自己率师北伐的宏图大愿。高宗和秦桧此时对岳飞切齿痛恨,除掉岳飞的阴谋已经在酝酿之中了。

果然不出岳飞所料,绍兴十年五月,金人撕毁和议,再次南侵,岳飞率军又奔赴抗金前线。随着金兵在川陕、两淮等地的进攻相继受挫,宋军进入战略反攻,岳飞进军中原。他命原抗金义军首领梁兴等渡过黄河,联络河北义军,结成“忠义巡社”,攻取河东、河北州县,以实现他确立的“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同时亲自领兵长驱直入,进驻郾城。七月,金将兀术集结大军,从开封直扑郾城,岳家军以寡敌众,大败金兵。接着,兀术又转攻颍昌,岳飞对此早有防范,事先已命长子岳云前往支援,兀术在颍昌再遭岳家军的沉重打击。岳家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了距离开封只有45里的朱仙镇。北方义军也纷纷响应,收复了黄河南北的部分州县。金兵不得不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慨叹,并打算放弃开封,渡过黄河北逃。

岳家军的接连胜利当然不利于高宗和秦桧与金朝重开和议,他们连下12道金字牌,催促岳飞立即班师。此时,数万岳家军由于收复失地很多,战线过长,兵力分散,而且,其他各路军队也已接到撤军的命令,张俊、韩世忠、刘锜等部陆续班师,岳飞要想在没有后方支援、缺乏友军配合的情况下,孤军深入,收复故土,实是难上加难。在形势和君命的逼迫下,岳飞违心地拒绝了两河百姓要他继续北伐的恳求,奉诏班师。退兵之日,他不禁深深痛惜自己的“十年之力,废于一旦”!这次最有希望的北伐就这样被高宗和秦桧葬送了。

绍兴十一年正月,兀术统领近10万大军卷土重来,直攻淮西。高宗命驻守鄂州的岳飞率军增援淮西,但岳飞援军尚未赶到战场,杨存中与刘锜、王德等已在柘皋大败金兵。张俊准备独吞战功,便打发岳飞等回军,不料兀术命孔彦舟回师攻陷亳州,并重创前来救援的杨存中和王德军,当岳飞率领的援军赶到时,金兵已安然渡淮北上。

岳飞两次赴援淮西,行动似乎都慢了一些,他向以用兵神速著称,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反常。究其原因,第一次据说是当时岳飞正患感冒,第二次则是军队乏粮,其中是否夹杂着对高宗阻挠他北伐的不满情绪,就不得而知了。但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这件事还是成了后来秦桧陷害他的口实。

淮西之战后,高宗加紧了削夺武将兵权的活动。由于南宋建立以来,他不得不倚重武将外抗金兵,内平游寇,结果造成武将势力崛起,对皇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绍兴十一年四月,高宗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召到???安,任命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名为升官,实际是夺去了三大将的兵权,三将所辖军队从此直接听命于皇帝。

接着,高宗和秦桧将矛头直指岳飞。七月,秦桧死党万俟卨(mòqíxiè)秉承上意,上章弹劾岳飞,他抓住岳飞曾经擅离职守、私上庐山以及没有及时应援淮西等事,大做文章,并把张俊撤除淮东防务的事情栽赃到岳飞头上。岳飞意识到自己处境险恶,上书辞职,恳求高宗“保全于始终”,能放过自己,但高宗对岳飞的厌恶由来已久,根本不打算手下留情。

仅凭上面的几条“罪状”,尚不足以置岳飞于死地,秦桧又指使张俊胁迫岳飞部下王贵、王俊,诬告岳飞爱将张宪密谋要挟朝廷还兵给岳飞,串通谋反。张宪被押送大理寺审讯,严刑逼供之下,张宪仍然不肯屈招。好不容易等来了除掉岳飞的机会,高宗怎能因证据不足就轻易放过?他决定让大理寺审理岳飞一案。十月,岳飞、岳云父子被投入大理寺狱中,御史中丞何铸与大理卿周三畏奉诏审讯。何铸反复讯问,实在得不到任何岳飞谋反的证据,在审讯时,又看到岳飞背部刺的“尽忠报国”四字,深知岳飞的忠心与清白,便向秦桧力辩其冤。秦桧抬出高宗来,明确告诉他:“此上意也。”也就是高宗要置岳飞于死地。何铸愤然道:“我岂是为区区一个岳飞的性命,强敌未灭,无缘无故诛杀一员大将,势必失去军心,决非社稷长久之计!”何铸既然对岳飞下不了毒手,秦桧便奏请高宗,改命万俟卨为御史中丞,锻铸冤狱。岳飞身受酷刑折磨,知道自己根本没有申辩的机会,他在狱中悲愤地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向高宗和秦桧发出了最后的抗议。

听说岳飞以谋反罪入狱,已经辞官在家、明哲保身的韩世忠再也无法坐视不理,他当面责问秦桧,岳飞谋反的证据究竟何在,秦桧答道:“其事体莫须有。”意思是这件事情大概有吧。韩世忠气愤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但是,高宗和秦桧杀害岳飞的心意已决。在高宗看来,除去岳飞,既可以使和谈顺利进行,又能震慑其他武将,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真是一举两得。因此,他不惜违背“不杀大臣”的祖宗家法,于绍兴十一年(1141)十二月二十九日,亲自下旨,以毒酒赐死岳飞,张宪、岳云斩首。

岳飞自20岁从军,到39岁被害,一生戎马倥偬,战斗在抗金的最前线,时时不忘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他领导的岳家军纪律严明,骁勇善战,沉重打击了南侵的金兵。有人曾问岳飞,天下何时才能太平,他答道:“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的确,像岳飞这样既不蓄姬妾又不营私财的正派官员,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是非常罕见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势下,岳飞越是廉洁正直,高宗和秦桧对他就越是忌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一代抗金名将最终不是牺牲在战场上,而是死于自己所保卫的朝廷之手,不禁令后世之人对他更生无尽的痛惜和由衷的崇敬之情。

对于一位活了八十多岁的封建帝王来说,五十来岁恰好是盛年,也是执政的黄金时期。再者,大凡封建帝王,没有一个不贪恋权势的,只要不受外力逼迫,只要健康状况尚可,只要还能安安稳稳地坐在龙椅上,没人情愿将皇权拱手让人,哪怕继任者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在这一规则下,宋高宗盛年主动把皇位让给养子赵眘的壮举,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绍兴三十二年(1162)五月,宋高宗突然提出要禅位,右相朱倬认为“靖康之事,正以传位太遽,盍姑徐之”,意思是说,北宋的灭亡,与当年宋徽宗匆忙传位,致使朝政陷入混乱、金兵趁机而入有着莫大的关系,传位一事应当慎重,更应当从长计议。对于朱倬的合理建议,宋高宗不理不睬。六月十日,宋高宗以“老且病,久欲闲退”(《宋史》)为由,下诏传位皇太子赵眘,自称太上皇帝,移居德寿宫。六月十一日,赵眘即位,是为宋孝宗。

宋高宗一向身体强健,禅让时不过才五十六岁,而且当时身体并没有不适,后来又当了二十五年太上皇帝,直到八十一岁才寿终正寝,所以自称“老且病”显然是饰词。再者,宋高宗禅位前,南宋军队刚刚在采石之战中大败金人,迫使金帝完颜亮为部将所杀,造成金国一度政局动荡不安;而南宋却边境寝宁,国内安稳,人心振奋,民呼万岁,并不存在迫使宋高宗禅位的外界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宋高宗主动禅位,既让人纳闷,也催人深思。

有人认为,宋高宗固然贪恋权势,却又苦于国事忧勤,所以愿意以太上皇帝的身份继续享受皇帝的尊荣,却又可以免于国事的困扰。然而,事实上,宋高宗禅位后,并没有就此躲在深宫,颐养天年,不问朝政,而是一到关键时刻,大至对金和战,小至官吏任命,他都会出面干涉,多方牵制,寸步不让,说明他还是愿意为国事忧勤,还是对权力狠抓不放,并非他所讲的“久欲闲退”。笔者认为,宋高宗盛年禅位,有着不可告人的深层次原因。

众所周知,历代皇帝传位,都会选择一个对自己感恩戴德之人作为接班人。宋高宗生平只有一子,名叫赵旉。建炎三年(1129),三岁德赵旉受到惊吓而死。此后数年,宋高宗一直未再生子,而朝野上下主张确立“根本”的呼声却越来越高。不得已,绍兴二年(1132),宋高宗以宋太祖的裔孙赵眘(初名赵伯琮)为养子,并当作内定的储君来培养。到了绍兴三十二年(1162),赵眘已经在皇宫生活了三十年,明知皇位非他莫属,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未必不着急。岁月催人老,宋光宗就曾因等到胡子白了而怨恨赵眘不及早传位于他。亲生儿子尚且如此,养子可想而知。如果等到宋高宗临终时再传位,赵眘很可能年过半百甚至年过花甲,这样不仅不会对宋高宗有感激之情,反而会产生怨恨,宋高宗盛年禅位有施恩之意。

再者,宋高宗属于宋太宗一支,亲生儿子赵旉夭折后,按照血缘关系远近,他应该将皇位传给宋太宗的其他裔孙,毕竟符合条件的大有人在。然而,宋高宗却经过再三斟酌,最终选择了宋太祖的裔孙赵眘为接班人。这种改弦更张,舍近求远,置宗室利益于不顾的行为,势必会招来种种非议,特别是会引起宋太宗一支的不满。再者,以太祖子孙继位,打破传统惯例,也势必要遭到统治集团中许多因循守旧之人的反对,甚至产生变故。所以,宋高宗只有生前禅位,再以太上皇帝的身份压阵,才能确保传位计划的顺利执行,才能确保南宋政治稳定。事实证明,宋高宗以太上皇帝身份作为赵眘的后台震慑朝政,赵眘以非嫡长子的身份即位,朝野上下风平浪静,没有一人敢有半点异议,这在宋朝历代皇帝传位中是极其罕见的。

宋高宗传位赵眘,除了顺应多数士大夫的愿望,赢取归还太祖裔孙帝位的美名,还有难以启齿的目的。“靖康之难”中,除宋高宗侥幸漏网外,徽、钦二帝的近支宗室全部被金人掳掠到北地,终生未能归国。其实,早在绍兴十三年(1143),也就是宋金和议、韦太后归国的第二年,金人就“有归钦宗及诸王、后妃意”(《宋史》),而宋高宗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为了掩盖生母在金国嫁夫生子的宫廷丑闻,始终没有做出回应,致使“诸王、后妃”惨死异国他乡。这种一味屈膝投降、极端自私自利的做法,必然会引起宋太宗其他裔孙的怨恨,其百年之后必然会遭受攻击和谴责。宋高宗选择盛年禅位,然后作为太上皇帝在幕后继续维护对金妥协投降路线,不仅可以维护自己死后的声誉,还可以阻止宋太宗裔孙登上皇位。

谈到宋高宗盛年主动禅位,还有一个因素往往被人们忽视,即宋高宗的一贯贪生怕死。南宋建立后,面对金人多次寇掠,谈金色变的宋高宗从南京跑到杭州,从陆地跑到海上,特别是完颜亮南侵,差点又让他浮海远遁。一次次的逃生经历,使宋高宗认识到,皇帝虽然显赫,但同时也是金人追击的靶子,一旦遇有危难,以皇帝的身份逃窜很扎眼,也很不方便;如果当了太上皇帝,关注度会大大降低,逃命要容易得多,也安全的多。当年,面对金人咄咄攻势,已经退位的宋徽宗可以从容地“如亳州,百官多潜遁”,宋钦宗也想“出襄、邓”,却被“李纲谏止之”(《宋史》)。宋高宗主动当太上皇帝,显然是在效仿父亲宋徽宗。事实证明,隆兴元年(1163),也就是宋高宗禅位的第二年,南宋军队被金兵打败,消息传来,宋高宗“日雇夫五百人立殿廷下,人日支一千足,各备担索”(《朱子语类?高宗朝》),已经做好了逃命的架势。如果不是已经禅位,他岂能说跑就跑。所以,便于逃跑也是宋高宗盛年禅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宋高宗主动禅位,也与宋金议和失败和全国抗金形势有关。当年,宋高宗为了促成议和,为了偏安一隅,曾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了抗金英雄岳飞,致使亲者痛,仇者快,也造成了日后南宋对金战争的被动局面。此后,金兵对南宋的军事进攻依旧。想到岳飞生前所说的“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宋史???),想到岳飞的先见之明,想到金人出尔反尔,贪得无厌,撕毁和约,频繁剽掠,一心坚持投降路线的宋高宗脸上是有些挂不住的。赵眘即位后,同年年底便为岳飞昭雪。这种涉及宋高宗声誉的政治敏感事件,如果不是得到了宋高宗默许,一向以孝著称的赵眘是无论如何也不敢造次的,所以赵眘在诏书中一再强调是“太上皇帝念之不忘”,自己不过是“仰承圣意”而已。应该说,宋高宗在位时早已有心为岳飞平反,但又放不下皇帝说一不二的架子,索性及早禅位,让急需人气、急需威望、急需朝野支持的赵眘当这个好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