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同时期，李鸿章的身边，聚集了一批完全不亚于日本的西学人才。可是可怜他的这批幕僚，在19世纪末决无可能涉足政治，决无可能影响决策，决无可能像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那样，去研究制度、设计制度、改革制度。而恰恰是那个难以改变的制度，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一元化专制强权抹杀人的政治自由，个人的自主、自动自发的能力，遂令各种弊端渐次显现，人人自危、草菅人命、道德沦丧、吏治腐败、因循苟且、豪杰灰心、恶徒燥竞、信息黑箱、剜肉补疮……一时俱来。积弊发展到极端，终于引发社会的大动荡，底层民众承其巨大代价转徙沟壑……所以郑观应先生对此“弊之太甚”的状态，极为痛心，怎么办呢？“去之之道奈何？一言以蔽之曰：是非设议院不为功！”（《议院上》）。事实上美国国会之两院，一为贴近且跟随民意公论，一为防止集体情绪狂乱，宪法规定法律之通过须经两院允许。而两院之间互有羁控，譬如参院有权对众院之法案之修订或驳回，其分权与制衡相当有效。他所有的思想布局及深远的考虑，和后世的美利坚总统小布什之高明用心同出一辙：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针针扎在专制的痛处
严复思想的杰出高拔，在于针针扎在专制的痛处。
他是福建闽侯人，那里溪山寒碧，树石幽森。少时家贫，后以第一名资格考入福州马尾船厂船政学堂，修习数理、化学、光学、地质学……读了五年，成绩为最优等。
中国最早留学的是容宏，那是1847年，读的是耶鲁大学，回国后在曾国藩幕中参谋筹策。他建议曾国藩派留学生出国，曾、李联奏，清廷获准。严复是这一代留学生中的第二批。1877年，他入皇家海军学院，既学机械原理之技术，也对西洋学术大加研磨。郭嵩焘对他称赏不已，以为他已得西洋学术之精髓，当时严复的英语水平也胜于使馆译员。
1879年，严复回国，期间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均落第，从此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服务近二十年，任总教习等，不获重用。
他的《论世变之亟》，道出中西方的根本差异，在于对自由的认识，朝廷当政并不推求严复变革的办法，主推三民说：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严复所面对的官僚体系，生为能语之牛马，死做后人之绊石。
他骂康有为：“今日更有可怪者，是一种自鸣孔教之人，其持孔教也，大抵于耶稣、谟罕争衡，以逞一时之意气门户而已。”
他不太同意孟德斯鸠的对中国的分类法：德性、恐怖、荣宠。
他直接分为二种，君主之国权，由一而散于万；民主之国权，由万而汇于一。直截简明地说明政体的性质。
郭嵩焘早年即发现了严复的特质，以严复的头脑，他应为开放的时代和机制效力，那就如虎添翼、大放异彩了，但他厄于专制的流弊晚年被动惹一身骚，弄得灰头土脸。
有人对比同时期日本的伊藤博文，说是严复的选择不及其人，这是短浅之见。因为时代给严复的不是助力，而是大鸟奋翅冲天之际，胫上的铁砣。
1911年12月2日，他记述：往谒袁内阁。得晤。
随后又到汉口见了黎元洪，大抵属礼节性拜访。但他与袁世凯的关系，实因在清廷治下几十年，长期投置闲散，而有逆动之心，本已老迈颓唐，又期一振，这种潜意识也是有的。
他认为袁世凯“太乏科哲学识，太无世界眼光”。“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与熊纯如书》，全集三，624页）对袁世凯的暧昧态度，在筹安会列名却拒绝参加活动，拒绝发表拥袁言论。
二次革命后他说，“往者不佞以革命为深忧，身未尝一日与朝列为常参官，夫非有爱于觉罗氏，亦明矣。所以呶呶者，以亿兆程度必不可以强为”。（《严几道年谱》），此则和他先前“民心大抵归革军”的判断有矛盾之处。这是因为他对社会动荡揪心，而与自己先前的判断有所矛盾，但这和王国维的忧心忡忡爱护清廷性质全然迥异。
严复关于自由的论述，真是极精密到位。“自由则物各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侯官严氏评点》）自由因于自立，而自立又取决于人的自治（制）能力。他译孟德斯鸠名著《法意》（即《论法的精神》）有谓“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即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做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他服膺西方的思想文化与政治制度，他说“西治”“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
严复借友人之话，慨然曰，“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严复集》，第一册，53页）他发挥议论道：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嬴、李以小人而凌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后世其用意虽有公私之分，而崇尚我法，劫持天下，使天下必从己而无或敢为异同者则均也。因其劫持，遂生作伪；以其作伪，而是非淆、廉耻丧，天下之敝乃至不可复振也。此其受病至深，绝非一二补偏救弊之为，如讲武、理财所能有济。
专制与民权的问题，他说，“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民权者，不可毁也。必欲毁之，其权将横用而为祸甚烈也。毁民权者，天下之至愚也。”这是他翻译《原富》所作的一段按语。
潘恩的《常识》以为，君主专制意味着人民的堕落和失势，“他们被当作权利来争夺的世袭，则是对所有人的子孙的欺骗和侮辱。君主享有世袭权是荒谬的。”
潘恩举例说，英国威廉一世，生于诺曼底，在11世纪，他侵入大不列颠疆界：“一个法国的野杂种带了一队武装的土匪登陆，违反当地人民的意志自立为国王。”（《常识》商务版译本，15页）这和严复的思想，正有吻合之处，诚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严复的睿智，在于把握政治伦理的根源盛大之处，疏通古人智慧对今人的融汇启迪，而非对立，他论庄子，“庄生在古，则言仁义，使至今日，则当言平等、自由、博爱、民权诸学说。”（《严复集》，648页），这是何等通透的卓识锐眼。国运的兴衰和国民的素质密切相关，他论述开发民智的作用，在于思想上的打通，使后生英俊洞悉中西情形者日多一日，则中国的复苏也就多一分希望。
1905年，孙中山先生和严复相会于伦敦。严复说，中国民智卑陋，所以应从教育上着手，逐渐更新。
中山先生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中山先生深切注意到时间，这个可怕的事实。人在世间，高远地观察，人的生命非常短暂。逐渐改良，其意不可谓不佳。但事实是专制者也往往一代胜于一代的暴虐，如此一来，改良没有实行的空间，而生命一代代被毁弃摧折，逝者如斯，情何以堪。
所以，严复思想固然有游移、逡巡，但在根本上，他是同情革命派的。
所以他还是认为，要图存，就非变法不可，尽管民智愚陋，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将可起步，追踪西方。如果因循守旧，到二三十年后再谈立宪，那将白白浪费几十年的光阴（参见《严复传》155页所引严复逸文）。
严复高出侪辈一筹之处，是进一步指出了这些制度的建立，离不开人的自由。西方社会生机强盛的真谛在“自由”。他所说的自由是一个全面的概念，是在伦理、经济、政治、思想和学术等领域要求破除对人的束缚，全面实现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
严复晚年思想确有反复，但归根结底，他早年的留学及其底子，在根本上，宪政与帝制孰优孰劣，毋庸词费。
他连梁启超、袁世凯都瞧不上，更不用说杨度之流了。严复多封致熊纯如信中，谈起梁启超，说梁氏喜发偏宕之言，惊奇可喜之论，他认为梁氏出风头之意味多，他引雨果的话说，当革命风潮起来时，人人爱走直线，意即取巧。
他思想的矛盾，主要是仁人君子对社会动荡，民生疾苦所起的感慨。
将严复植入筹安会，乃是杨度幕僚生涯的一次重要作业。故其全力以赴。不管不顾，谎言、诈欺、诱哄，无所不用其极，却因大势所趋，弄得一塌糊涂，拖泥带水，社会各方及其舆论都极不爽。他谈到对袁世凯的看法，南北和议成，袁氏胸中，早有成案，孙中山辞职，袁氏继之，就是靠惯性，其势非帝制自为不可。（《严复集》，645页）
对于帝制，他不赞一词，他年老体衰，仅虚与委蛇，不料还是惹得一身腥臊。“仆之不满意于洹上，而料其终凶，非一朝之事。”“长沙杨皙子以筹安名义，强拉发起。”（全集，637页）他的话还未说完，杨即表示不愿听，起身拂袖而去。
第二天报纸就已列出他的名字，成为既成之事实。杨度说，袁世凯见到有严复名字，欣然色喜。诸般事务都是杨度在摆弄，可能有一个跟袁世凯一样高兴，或者比袁还要暗喜的人，就是杨度自己了。
袁世凯称帝，是以汉人接掌近三百年的满清。所以，严复心态复杂。他以为，清朝最初进攻中原、江南，极端暴虐无道，但以后的政治，他认为尚可，较元、明要好些。到了晚清，奸臣欺负寡幼，人民认为他们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