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蒋介石因事致信戴公商议，戴复信：“至于兄之苦心大事，则非弟之能为力者，搓手万遍，终无以报。惟谅之。”（《戴季陶先生文存》，1502页）
后来，蒋介石因听信戴公的建议，软禁胡汉民，为世所不谅。蒋不能下台，而迁怒于戴，以为这是一个不好收场的馊主意。软禁胡汉民是在1931年2月。胡汉民欲造成一个责任内阁的国家政府，蒋介石则欲统一号令，一个仗恃元老支持，一个以新起实力军人自居，5月，蒋先生欲控制国民会议，邀集戴季陶、吴稚晖、陈果夫、陈立夫、邵元冲、叶楚伧商讨对策，人皆无善策，而戴季陶欲对之不客气。胡汉民拒不妥协，季陶遂明确主张强硬对待。
于是戴季陶设鸿门宴将胡汉民扣押，而对外宣称展堂近来精神失常。季陶往劝之，嘱其勿与蒋介石作对，而宜多读佛书。汉民大怒，谓我已成神，何须学佛？《左传》曰，神者，聪明正直而一者。饱学之士吵架，三招两式，精彩得令人眼花缭乱。
西安事变，戴先生又为主张武力讨伐的一派，这一观点的支持者群集何应钦公馆，而蒋介石对当时所有主讨伐者都无好感，盖武力威慑则可。而大肆动武则可能玉石俱焚，此事两人间更增隔膜。
自1930年起，他任考试院院长，确立中西融通的民国文官考试制度，他对考试利弊考虑周详。他在报告书中说，那种揣摩窥测的八股文，弊端多多。君主以科举牢笼人才，消磨志气，以致种弱国衰。当专制集权时代，势力为皇亲豪族所有，但造恶者为君主，非考试制度本身。如无考试制度，政治将更加腐败，人民受害更烈。
在他任上，建立编译局并形成妥善的铨叙制度。自此以后，至1940年代中期，20万以上知识分子受益，即使在抗战中也不例外。
戴公是边疆问题的权威，决策人之一。他主张民族平等，反对前清赵尔丰等的边政恶政。他认为他们专尚霸道，心存偏袒，政策根本错误，以致将最驯良之川滇之间的康民，造成许多血腥杀伐的种子。
力敌万钧的政论大手笔
戴季陶文章元气淋漓，真足睥睨一世。其人创力非凡，30岁以前各体论文，即达百万字以上，其真率处如及时豪雨，其悲愤处似山洪爆发。其论民主政体建设之文，头脑清晰，胸次浩然，变繁缛之理为朴茂条畅，为今之下笔喇喇不休之政治学博士所望尘莫及。
戴季陶葆有先天的文章自信。1938年国民党在武昌召开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大会宣言出自汪精卫手笔，陈布雷等参与讨论。蒋介石认为主旨大体不错，语意略显轻重不当，唯戴先生破口大骂，并加以痛斥，说不是特文意措置失当，就是行文也毫不足取，病在芜杂而散漫。汪氏当年有文豪之誉，此时也颇有离心倾向，故影响到文字组织，是可能的，但也不至太过偏弊。但戴先生根本不能谅解，可见其取径之高。
戴公的政治评论葆有力敌万钧之势。《立宪救国乎立宪亡国乎？》长文中的一段，可见其强烈的逻辑冲力。他说：政府诸公之意，不过欲图一时苟安之计耳。然岂知外患足以侵其手足四肢，内患足以耗其精血五脏也。其预备立宪也，非真知立宪之足以治国安民，亦唯以搪塞国民而已。其搪塞国民也，无非防国民之反抗而已，其防国民之反抗，无非欲保其身居高处，宴安逸乐之位置而已。而今之热心功名者，不揣其心计其势，竟欲以最无聊赖之请愿手段，而欲得立宪政治之实际，呜呼，政府诸公，岂真愿立宪者乎？苟非有所恐惧，有所自危，则此九年立宪之空语，恐亦不能遂发。
这可以说对专制的目的、因果关系，揭示得淋漓尽致。古今一切专制尽管有种种表现形态，其形神则一，使用的欺骗、诱惑、高压、恐吓的手段则一。
他的文体具有鬼斧神工的变幻能力，忽而是一首骚体诗，忽而是简捷利落的一则短文，忽而又是洋洋洒洒数千字甚至上万字长文。
《库乱中之政治观》直接说库乱之原因，由于清政府之不善为治，将其归于政治问题，包括文中屡屡言之的国民性问题，也归根结底由于政治之不上轨道。一个地方的内忧外患，也因政治之不修明，即非民主自由的政治观念为构造的政治即为恶政治。所以弥缝一切祸患之根本，在于去除专制政体。
戴公以为，文化是有生命力的，生命力则端赖传统的赓续创新。而创新并不简单等同于复兴。“要把中国文化之世界的价值，强调起来，为世界大同的基础。”（《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这和宋教仁所说中国文化有很多民主的因子，但缺乏整理归纳道理是一样的，眼光也是一样的阔大深远。
即使对日本的认识，其也在政治维新改革的巨大成功基础上着眼。
戴季陶说，“经书为我国一切文明之胚胎，其政治哲学较之现在一般新说均为充实”，“希望全国人士从速研究以发扬光大吾国之固有文化”。青年的民族观念薄弱，殊不知世界革命的努力当以自己民族的存在和发展为基础。
1912年5月20日戴季陶身陷文字狱。这一天，《民权报》上发表他的短文，题曰“杀”。文中说，“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可窥其文风之一斑。
不过很妙的是，他虽“杀”字不绝于笔，杀声不绝于口，大体上活得自在优游，至少不受致命威迫。他和何海鸣等主编《民权报》时，“系自由党全体同人组成”，矛头指向袁世凯所作所为。5月20日，公共租界捕房控以“毁谤袁总统”罪名将戴拘捕。捕房以“鼓吹杀人”控告，迭经询明，罚洋30元。
黄兴最初的主张是以暗杀报复暗杀。黄兴在后来给中山先生的信中说：“宋案发生以来，弟即主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先生由日归来，极为反对。”现今学界有人以为这个对策不足取，认为黄兴的动作系违法手段。这就可笑了，问题是什么叫做违法手段？难道袁政府暗杀宋教仁乃是合法？合谁的法？
切齿腐心的杀声之中，有的是表达一种态度，有的是真要动刀动枪动炸弹，像黄兴他们的作为。而若戴季陶、雷铁厓等的时评中，对于同盟会内部的喊杀声，一定是恨铁不成钢，只是有的用过分夸张的用语，像对章太炎，他们也喊杀，等老章有所感悟，他们又表示欢迎了。
他对晚清专制病根的洞彻分析，针针插在专制的致命之处。同时向社会提出最严重的警告。专制的持续肆虐，不仅随时摧毁社会的安全，最终也必将带来国家和人民的灭顶之灾。
他吁求制度性地、尽最大可能地保障个人自由，视人的自由为最高价值，这就绝非止痛片和原地踏步式的改变。他的言论不论多么激烈，最终要表明，目的在达成自由和民主，创建人人享受富裕、正常生活的大社会而已。要推翻专制，不能仅以军力、实业来衡量，更要以文化的建设、对人类福祉的关怀来充实国力。在贫弱国家，人力这种特殊资源，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训练不足和欠缺文化的。作为一个民主政治家，他必须对整个社会的病情和挽救方法作出富有远见的判断。这是知识分子的道义和良心责任。
戴先生晚年满腔孤愤，哀痛莫名，所谓“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来自身心两面的摧毁，拥衾枯坐，竟夜难眠，春寒暗侵，感触万端。杜甫诗“两朝开济老臣心”，老臣如陈布雷、戴季陶之属，因局势日非而以身殉。
陈其美的经历和心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