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参谋或幕僚与主官的互动，纬国以为，虽然许多军制有书面资料，但是还有许多地方需要询问将校团，所谓将校团也称为指参团。将军没有校级军官的辅助，“将”不起来；校级军官没有将官的把舵，也“校”不起来。校级军官是高级参谋，在英文里面，参谋是stuff，希腊文原意为树干，一个公司里面各部门的主要干部称为officer，其他的职员则称为employer。纬国分析德国军制的理念，是一个人要先懂得全面，然后再负责局部，如此就懂得如何与别人配合。所以德军编制中师参谋长是中校，团长是上校，副师长是准将，师长是少将。先当师参谋长，以幕僚的身份理董其全面，然后再去当团长。
国军在抗战前采用的就是德国的军制，抗战后军事制度改采美制，遂改为先当团长后当师参谋长，然后升副师长、师长。纬国明确说这种制度有两个坏处：“第一，在人情方面不上路，例如有三个团长，原来是生死弟兄，好得不得了，等到要升师参谋长时，三个团长抢一个师参谋长，这三个人就变成冤家了；第二，从理智方面来说，应该先全盘历练，了解了全盘之后，再去负一部分的责任时，才会主动配合整体的需要。换句话说，当师参谋长能了解全师的需求，等到成为团长时，他知道他这个团在全师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会自动地来配合，等到师长下命令，他心理上早已有准备，知道在这种状况之下，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世态如此怪异
纬国在抗战从军期间，以其留学的背景作为参照系，比对出国军部队的低能、谬误，种种不上路的地方溃疡面积很大，一时半会儿难以扭转。
因而参谋拟设作战计划，必须考虑此类制约性因素。
近代社会转型急剧，来不及做优游不迫的姿态，军队亦然，至令怪象百出。何应钦的参谋汪敬煦谈道，抗战后期大型的湘西会战，日军败北，何应钦电告王耀武，说他要亲自到战场察看，除了战死的国军尸首移走之外，日军及马匹放置原地不动，因为抗战期间流行一则笑话，每次战役结束后，统计由各团、师、军所作阵亡日军的报告，加起来日本人都死光了。
黄仁宇《黄河青山》《地北天南说古今》屡屡提到部队战士的涣散、困穷、战力低下，吵架、斗殴、装备粗陋，简直是家常便饭。就是黄仁宇本人也染上粗鄙郎当的习气，20世纪80年代他到中国社科院演讲，明史专家王春瑜负责接待，亲见他座谈时忽而跃起，蹲在沙发上，指手画脚，拍胸撸袖，就是当兵时留下的后遗症。
1941年年初，纬国从重庆到西安报到，坐何应钦将军的飞机到西安，由胡宗南部接应。其间随何氏到某一站去视察前方部队，夜里1点半钟，他听到部队吹起床号，而按规定应是早晨5点，他觉得奇怪，为什么1点半就吹号呢？原来师部告诉团要四点半起床，团告诉营4点钟起床，营告诉连3点半起床……最后到师集合场，如此算来，士兵不就要1点半钟起床了吗！次日晨5点钟开始讲话，天由蒙蒙黑转成东方鱼肚白，等到讲了半个钟头后，天已经大亮，何应钦就走下讲台去看部队。后来何将军就问为什么这些士兵红眼睛的、有眼屎的那么多，纬国在旁于心不忍，他想，士兵1点半钟就起床，到现在已经四个钟头了，眼睛怎能不红，他们半夜都没睡嘛！纬国痛愤不已，为了一个长官的讲话，部队竟然如此自我消耗折磨。
后来，胡宗南带纬国去看军械库，想炫耀一下部队所藏的军械，显示军力之充足。当时是副官熊惠权陪同，那位库长佩戴红底两条杠三颗星的徽章，是一个炮兵上校。纬国在军械库存里发现一种丹麦制造的枪，放在枪架上，一看就知道是两用机枪，摆在枪架上可当重机枪用，拿下来可当轻机枪用，不过并没有标示重量。他就问那位库长：“报告库存长，请问这挺机枪有多重？”那人想了半天后回答说：“大概八斤。”通常一挺轻机枪的重量也不止八公斤，纬国便怀疑地问：“不止吧？”他说：“老秤，老秤。”这么一个军械库存长，就算不是管这个库的，也应该知道大概，而且哪有说武器是论老秤来算的，可以说对武器是一无所知。胡长官本来想向纬国炫耀他的军械库，结果却让他发现他的部队水准不过如此而已。纬国想到，怎么会派炮兵上校去后方管仓库呢？说不定他还不是炮兵呢！这些都是国军给他的初步印象。
纬国在部队基层发明了以画图代替文字侦查报告。士兵里面文盲多，不过他们的国家信念和忠诚度则毋庸置疑，军官的程度稍好，但出身行伍的基层军官，也不认得几个字。纬国到了部队之后就开始训练士兵，开设识字班，并教画图。要训练成能写报告，并不容易，所以纬国特别教他们画图。先教他们画地形，然后学画一些符号，这些符号是各种武器、讯息的代号，如T代表时间，T＋2就是两支香的时间，在要图上先用三角形画出自己的所在地，如果发现敌人的武器所在，就画上该武器的符号，再注明距离，一个报告很快就完成了。如果以写文章的方式，绝非短时间所可为。他有一次派两人出去，一个人留在原地观察，另一个人将图送回，就这样展开了部队的训练与实际应用，不识字的士兵照样可以写报告。如此一来，战力自然加强。他试验成功之后，才向师长报告，后来全师展开同样的训练。
一般说来，军校干部比较会说话，但是论起实干，还是行伍出身的人比较好。所以纬国与行伍出身的人相处甚为融洽。军校出身者与他讲理论讲不过，行伍出身的人讲动作讲不过他，纬国率领他们，让他们心服口服。
纬国留德之初，船抵马赛，他从这里转火车到巴黎，再从巴黎换火车到柏林。到马赛来接他的是驻德大使馆的二等秘书，他一路上招呼纬国，帮助买火车票、订旅馆、付饭钱，不过这些都是用纬国自己的钱支付的，而那个秘书却把发票都收进自己口袋，拿到大使馆再报一笔账。从此纬国开始了解官场里面贪污的情形，真是无孔不入。不过他并没有告发他。
纬国从来不干预别人的事，照例，军备部门购买武器总要大吃回扣，而纬国的基本原则是，他当介绍人，新郎新娘进了房媒人就必须退出来。曾经有人说了一句良心话，说为什么蒋纬国介绍来的那么便宜，别人介绍来的总是那么贵。后来蒋经国知道了，就去问他，他说，很简单，我是脱了帽子进房间，人家是带着帽子进去的。帽子里面就大有猫腻。
旧日官僚在洋务时代就是贪污成性。即使号称洋务派的人，也往往把参加洋务机构视同肥缺。从外国购买机械船舶等器材，由其经手，进一步与外国厂商勾结，大肆侵蚀。驻德公使李凤苞经手订购的两只兵船镇海、定海，价格共300万两，他所拿的回扣，就达60万两，盛宣怀后来更以此起家。旧时官场的传统、掺杂人性的卑污，在民国更是花样翻新，所以我们看到纬国军购的原则，新郎新娘的比喻，真禁不住要拍案叹息！
1945年年初，纬国临时以新一军参谋的身份随一个访问团到印度，去融洽英美部队的关系。访问团有11位将官，一行人到印度之前，蒋介石特意叮嘱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派遣高级将领为访问团，代表国家到印度去，你们每一个人要降一级。”在住进旅馆之前，纬国还提醒大家，不要穿着睡衣睡裤在旅馆内走动、串门子，结果他们充耳不闻，照样穿内裤四处游动，旅馆其他的客人看了都摇头，还有好几个人在走廊上大声谈话，最后旅馆服务人员来制止，其中有人还询问风尘女郎的住处，真是丑态百出。
汪敬煦《担任何敬公参谋之忆》记述，在抗战胜利后，美国邀请世界各战区曾经和美方并肩作战的将领到美国参观、游历，卫立煌、孙立人等皆在受邀之列。临去美国前，军事委员会虽明知此行皆由美方付费，仍给了卫立煌一笔旅费。至美，卫氏见到何应钦（时任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团长）的第一句话就是：“请你打电报给委员长，说我钱用完了。”何应钦转电蒋介石，蒋介石马上就汇来五万美元。这样的人从小地方看，实不足以成大器，卫立煌赴美之际，军阶为三星上将，但他要求美国在其座车上悬挂四星（因为美国的上将起码是四星）。有次到某地访问，卫氏一出车门就吐了一口浓痰，美军派的礼宾官、军车司机都在旁看着。这只是小节，但由此也可看出这个人的教养了。
这个细节和纬国印度之行所亲见亲闻何其相似乃尔！一群高级军官在印度的不检点显系民族劣根性的外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