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到了上海，首先找到市长吴铁城，由吴氏出面，邀约上海名流教授达四五百人，在市府大礼堂召开茶会。刘健群将中枢的策略阐述一番。上海是人才集中藏龙伏虎的地区，尽管这种场合，多半不会有人发表意见，公开赞成与否，但就一般情绪观察，也还算是了解与同情的成分居多。会后他和张道藩就自己的熟人，分别前去交换意见。如章士钊、褚辅成、沈钧儒、章乃器等，他们都曾登门拜访，交换意见大抵还算融洽。刘健群认为，当时就他们所接触的知识界，对抗战的方针，并没有什么偏见。
至于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的活动，所谓“七君子事件”已经是超越常情。刘健群以为其间含有为了个人出路，乃道出偏门，更可叹可笑的是促成了君子的产生，“当然早已不是衡情说理所能解决的问题。再加以拘捕的办法，实在是有些笨拙，反而使根本不具备任何君子条件的人，都变成君子了。是笑话，也有些令人浩叹了！”（《传记文学》总第25号，1964年）。
抗战前的外围幕僚多是大知识分子，对社会有着多侧面的绝大影响力。
从牯岭会议开始以备咨询为第一次。1937年夏，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大打出手到态势已极明显。在此情形下，中国抗战高层主持召开了庐山牯岭茶话会。蒋介石发表了“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的精神总动员令。知识分子和军政高层云集庐山，茶话会等于幕僚动员会。
黄埔路为第二次。随后的八月初，又在南京黄埔路举行午餐会，蒋介石邀约张伯苓、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和陶希圣到黄埔路官邸午餐。蒋夫人亦在座。蒋介石与夫人都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夫人并以空军的情形相告。
国防参政会则为第三次。就在此前后，国府高层组织了一个幕僚式样的咨询机关，即包括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国防参议会。有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胡适、傅斯年、罗文干、蒋百里、黄炎培、梁漱溟、晏阳初、张君劢、曾琦、陈启天、沈钧儒等，陶希圣亦在内。第一次会议上，陶希圣在其回忆录中记述：
黄炎培那一套“悲天悯人”的神气，一连串的会谈，仿佛一家大照相馆的玻璃窗一样，陈列着军政大员的相片。
梁漱溟起立发言：“我想教育应该改革……我想……我想……”说不完的我想。傅斯年先生忽然起立，指着漱溟说：“梁先生！今天不是你想做什么的时候。你想的全没有用。今天要打仗，要打胜仗。你要把学校教育制度推翻，实行你的书院，更是荒唐。”漱溟的话就这样半路上打住了。
虽然并非直接议论军事，但是他们的意见直接影响中枢的决策，他们的信心就是国人的信心，其意见直接进入到抗战的巨细各个层面。
潜在幕僚不甘寂寞
罗隆基有明显的幕僚心态，那就是求能被用、备用。
罗隆基之类是潜在的参谋、幕僚，他的行止，表明他实在好这一口。
对上，他希望当局用他。对下，他希望国人听他。
但是，军事的进展，虽有理路可寻，有时却连老毛奇这样的人都不敢下肯定的断语。或以为苏德不会妥协，可是互不侵犯协定成立了；或以为日本不敢摸老虎的屁股，珍珠港偷袭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所以，硬撑着要当赛诸葛，却往往在最紧要的关头判断豁了边儿，错得不成样子。
料事如神，哪有那么容易的事。
但是他们也有一定的市场，芸芸众生总有思想的惰性，正如生理上的贪图安逸一般，庸众总是懒得动脑筋的，所以，不少赛诸葛们在一定时段很能收效，成其声名。
萨孟武先生《中年时代》，回忆国民参政会那一节，说到参政员的与会情形，不少人有上乘表现，但也有可笑的，他以为最讨厌的就是那所谓的六君子，“罗隆基本来只想在考试院内做一科长，因为目的不达，就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以攻击国民党为事，终而成名。”他的文中还提到沈钧儒，穿长袍，执纸扇，讲话声音很小，又无内容，“其状有似冬烘先生。”
罗隆基这种人呢，也可怜，也可恶。
为什么呢，生于悲剧时代，更兼悲剧性格，不特影响社会，即对其个人，也是蹭蹬坎坷，处处都触霉头。
本来在民主国，想当行政官员，上至总统，下至州长市长……皆无不可，而在以愚民为事、民智蔽塞的专制国，为官乃攫利之具，正人君子有所不取。罗隆基等人处乱世，乃以做官、做大官为鹄的。求官于官方不遂，转而压宝于他方。而彼方利用之后弃如敝屣，进而予以灭顶之打击。此固时代共有之悲剧，却也有个人心性难以逆转的缺陷。同是在这个参政会上，还有中西医之争，萨先生说，其实不必，各有各的优长。中医把人的气质分为金木水火土，有似西医把人的血型分为四种。这也可以借来说明性格影响人生的关系了。
西方行政官员，如欲得遂做官之愿望，须对选民负责，决定他命运的，是选票，而非长官意志或个人攀附。与此相反的机制里面，那就要压宝观风，见风使舵，也就是说他必须投机取巧，才能往上攀缘。一旦沦于投机的地步，他的意志和思想，都随之变换形状，如软泥一般，随便拿捏，除了个人的目的，金钱和名位，国计民生不可能在其考量之内。这种情形之下，和他的投机同类的庞大人群，乃构成其命途的随时的威胁，矛盾激化就成大型运动，其间纠葛多多，矛盾重重，决战之际，或一蹶不振，或身败名裂，甚至肝脑涂地身首异处，任人宰割，如此悲惨的命运也就不是他们所能羁控的了。其致命弱点仍是缺乏真正的自由精神、独立人格，重依附，重投机，于是不免命运的捉弄。在乱世的权力文化烂泥坑里翻滚，这批沐浴过西风的仙鹤也未能免俗。
他的后半生到了《最后的贵族》里面，果然吃亏只为强出头，以部长之尊，直线下滑，沦于贱民。际遇之惨，令人欷歔。然而就在对他同情的同时，却也免不了嫌恶。乃因投机取巧的性格，也已置换为一种基因，融会在他的血液中，离可敬可爱越来越远。
罗隆基20世纪50年代写有办报回忆录，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还在天津办《益世报》，他突然就主张对日作战。其文《枪口对外，不可对内》哄传一时。他的观点就和当时的《独立评论》那一批知识分子不同。全不考虑策略和转圜的余地，盖当时军队和武器等硬件都极端落后，而地方割据的情形，使中枢难以利用全国资源，仓促应战，实自取灭亡。但罗氏这一类人全然不管不顾，口号震天价响，目的乃是火中取栗。结果最不爱国的企图以最爱国的面目出现，所谓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几乎渗透人身成了国民性了。
钱钟书先生的名作《猫》，写了几个文化界的时髦人物，其中袁友春乃林语堂，曹世昌即沈从文，陆伯麟影射周作人，而马用中就暗讽罗隆基了。小说中他是一个政论家，他喜欢就时事暗示或预言，他名气大，口气也大。在私人沙龙里面，“你觉得他不是政论家，简直是政治家，不但能谈国内外的政情，并且讲来活像就是举足轻重的个中人，仿佛天文台上的气象预测者说，刮风或下雨自己都做得主一样……”其不甘寂寞、热衷显摆的神态跃然而出。
老报人张林岚先生的回忆录《腊春前后》，说到抗战甫胜，在重庆的时候，美女名记蒲熙修，她“身材颀长，端庄清雅，笑靥上有一对酒窝，很是妩媚而性格豪爽”，她对罗隆基情有独钟，认为罗隆基的口才好，中英文都很行，下笔千言，她不讳言她的倾倒，“风度也是没得说的”……浦熙修的迷恋，实在可说是看走了眼。一者罗氏的政论空洞而欠踏实，文笔也很枝蔓，精彩之处久觅不得；一者看他的照片，神情也是充溢无端的自大做作，总之人与文的趣味都欠妥。当时重庆文界对其评价“才高于学，学高于品”，委实入木三分，字字点中他的痛穴。
吴宓先生在文革中大受冲击打压，身心颇遭巨创，他1961年8月30的日记写着：“我辈本此信仰，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彼趋时之先进人士，其逢迎贪鄙之青苔，殊可鄙也”，说的就是这班跳来跳去、不甘寂寞终被玩弄的“时贤”。
曹聚仁的感慨
曹聚仁关于江淮军事地理的分析，大处着眼，他以为，欲图东南，必争江汉，欲规中原，必得淮泗，因为江淮辅车之势相依。他的军事时评，作战前后的分析意见，就大势的概貌而言，多可采纳征信。
徐蚌会战，刘峙、杜聿明、邱清泉、李弥、李延年、黄维、孙元良……这一众大员，曹聚仁先后都见过他们。谈起来，无不摇头叹气，说是无人负得起责任。曹聚仁以为，一是要蒋介石负责，他自作主张啥事都要听他的嘛；二是刘峙，摆在剿总位置上，是“事无大小，都要听令而后行的饭桶”。
曹先生更感慨道：“我一听到刘峙就任剿总，就知道这一仗是完全完蛋了。”当时记者组团赴前线采访，曹先生看到蒋、刘指挥，心凉半截，干脆退出了采访团。曹先生有时候易犯冬烘之病，不过就他对徐蚌会战的战略布棋看法而言，是在当下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和后来军史的检讨颇有会合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