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建议，由蒋介石当总裁，国民党一分为二，使这两派竞争、竞选，轮流执政并互相监督；而作为过渡办法，无论哪边胜利，蒋介石都是胜方的总裁。苦心孤诣，处心积虑，亏他想得出来。但从策划上而言，堪称绝妙，非寻常幕僚所可为。
事情的缘由是，胡适以为，没有人敢批评蒋介石，这是不正常的，于是他建议，把国民党一分为二，让这分开的两部分实施竞争。蒋介石对其献策未置可否。这是在1953年的1月份。
其实早在内战的紧要关头，胡先生就曾明确提出此一转圜的考量。熊式辉《海桑集》第五编第五节，转载其个人1947年1月9日记，当时熊式辉从沈阳飞至北平，当天和胡适见面，胡适向他谈及时事问题以及解决路径。胡先生所谈要点：其一，军队纪律大不如前。其二，经济之纷乱至为可怕。其三，国民党内部极其复杂，将来必分，不如在蒋介石领导时，任其分为两个党，旧招牌无论哪一部分承继，另一派名目可新设，领袖则暂时可处于超然地位。
胡适的策略，真是动了脑筋，不可谓不聪明。但是套到现实的头上，却不是太紧就是太松，不是太窄就是太宽，总之不大合辙。盖以当时并非没有分立的团体，他所针对的只是一家，在那惶惶不可终日的情形之下，看似妙招，实为拆台。分立的团体，应为自然分化，经一番熔铸接洽碰撞重组，达到自然地分立，而非人力强为之，以霸王硬上弓的方式来达成良性竞争，结果绝不美妙。此举，一是易招话柄；二是反对者众，吃力不讨好。
再说对现实的考量及对策，他和蒋介石的思维方式、出发点也颇歧异。1938年春季，蒋介石因抗战初起，又考虑战后复兴问题，遂对党派欲加抑制，对党派思想之宣传，欲加羁控。但又不愿出之以鲁莽，遂一相情愿，欲将其他党派融合在三民主义的统一信仰之下。
陈布雷说：“蒋氏的意思是要化多党为一党。如果其他党派同意此议案，则国民党也可相应改动党名，或酌改组织结构。但反对的声浪甚高，此议也就无疾而终。”
那些文化型参谋们
还是19世纪的末叶，王韬就提出通才办报的观念，这是强调记者的知识结构，他同时又提出史家办报的观念，则侧重于记者的忧患意识。他的《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专论，倡导在省会设立西式报馆，并邀请“博古通今之士以操其简”。“秉笔之人，不可不慎加遴选。其间或非通才，未免识小而遗大。”操笔之人，需对中外时政、历史经济娴熟于心，发为可用可采之政论时文。
他们的意见往往写成文章，或以文化名流身份接受记者采访，将其意见公开发表。而其意见，对于时代、国族，就别具一种可能性及参考价值。
卢沟桥事变，日本大举侵华，知识分子和全体国民一样，顿陷水深火热之艰难岁月。
日寇空军常常轰炸中国重要城市，以摧毁军民斗志。轰炸的程度，时强时弱。这和中美空军的反击强弱有关。轰炸是在抗战后期才衰弱下去，此前，人民备受其罪。
法学家萨孟武在重庆时，也为轰炸头疼。一会儿警报响起，跑进防空洞；往往飞机又不来了。有时以为飞机不来，刚刚走出屋子，炸弹就轰然在不远处爆炸。往来反复，神经几乎为之断裂。这就是日本人所谓的疲劳轰炸。最险恶的一次，南温泉中央政校一排宿舍被炸，萨先生家在内，一些房屋是直接中弹。萨家的房屋全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连晾晒的衣服都炸碎，而“早晨内子买了一条鸡清炖，几碗粗菜，以备夜间过节之用，日军投弹，全部炸入泥土中了。最奇妙的，厨房被炸，而在炉中清炖之鸡固然连瓦钵都飞到地上，却原封不动。小孩们高兴了，叫道今晚尚有鸡吃……”（萨孟武《中年时代》）
联大教授不乏奇人，讲《庄子》的大教授刘文典人多知之。1938年春，他拒绝敌寇的威胁，从北京虎口脱逃，辗转抵达云南蒙自。他极有学术威望，深受学生欢迎。
刘文典性格耿直，身体语言也很生动，学生们也喜欢和他开善意的玩笑。他呢，对大人物相当倨傲，对学生和他看得起的友人则执礼甚恭。在这一点上，他很像吴稚晖。他醉心潜心学术，不善治家，也无积财，在昆明时，往往弄到无米下锅，才知囊中羞涩。
有一次飞机轰炸，刘文典在躲警报时遇到沈从文。他历来看不起新文学，对新文学中人更有文化优越感。曾经一把揪住沈从文的衣襟：“我跑就行了，你不用跑。我躲警报，是为了保存中国文化，你来躲警报，又是为了什么呢？”沈从文极为尴尬，一时无言以对。
大知识分子幕燕釜鱼的情形中，尚有开玩笑的心态，是一种放松的精神状态，是心灵的优胜。其间，也常常包含着文化之评议。
文典如此作为，是不是疯狂呢？是不是自高涯岸呢？不是。只说明，当时国粹有以充实人心，国学地位尚高，古典文学葆有充沛内涵，足以作为精神支柱。那是不是刘文典眼高于顶目中无人呢？也不是。他推崇陈寅恪即见其清醒的人物品鉴衡量。这事情在表面上看来是一个玩笑，或欺侮调笑，实则在内里，它是一种文化象征，一种驱除奴性的自信。也是一种精神基石，即抗衡的力量。他所依恃的，是一种值得保卫的价值，旧典籍中对美和自由的追求，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解释。
心中充实而有光，这不是酸腐，更不是头巾气。
很多老先生毕生以国际一流水平鞭策自己，却很少言及治学的经验。他们反对急功近利，唯以为心态平和，才能有所创见。他们天赋甚高，却又深信熟能生巧，因此毕生勤奋有加，事事精益求精。从事研究是他们人生的最大享受，也是他们生命的支撑点。
经受几乎亡国的铭心刻骨的打击，只有身历了这种心灵上创伤的人才会理解“救国论”有其产生的背景。
在重庆，他写了寓言式长篇小说《八十一梦》，形式很“先锋”，和他的大量时评一样，深沉而犀利，不免触及权贵，甚至引来军统人员的过问。
林语堂先生是有国际影响的大作家。他的《吾国与吾民》，观察角度从军阀、瘟疫、贫困的中国印象中转圜出来，令美国读者大开眼界。他靠写作成了红人，实在是因为他的笔路极其宽阔，赢得显赫之国际声名。抗战期间，在美的中国外交人员费尽移山心力，难得在美国主流报纸上发文说事，而林语堂以个人身份在其报上纵横驰骋，版面尽有，多为呼吁支持中国抗战的文章。
林语堂先生的《日本必败论》，后收入《拾遗集》。文长近两万字，发表于《宇宙风》1938年7月。此文注意到的人不多。
实则此文有它相当的重要性，文分七部分。
一则总论。先从国际经济贸易来谈日本的劣势，着眼于战期的长与短，为胜负之关键。又断言，此战争为两败俱伤，中国若胜，日本固然是失败；即中国不胜，日本亦败。
二则论军事。分析日军初期侵略中国的重要交通线，算出总长，算出部署，再得出军力及战斗之消耗，比较双方武器及军火接济。
三则论政治。分析日本的暴虐，此为导致其政治失败的关键。认为南京大屠杀为近代史第一大屠杀，国际知闻；日本对中国平民实施狂轰滥炸，为国际上所痛恶。华北及其他地方的政治建设，为抗敌要具，期间也谈到八路军的民众组织的成功。
四则论经济。为中国持久抵抗能力与日本金融财力之互相消耗，力先竭者先输。此节相当详尽，细数日本之军工和商用原料、对国际经济的依赖、公债、准备金……林语堂先生依据美国报纸及他种媒体的数字，列出日本当时几年中的财政预算，有几十组数字支持他的论点。
五则论外交。在波澜交错的各国时局中，分析俄、美、英等国的反应。他称英国外交为事实主义，美国为感情主义，说美国的舆论最为重要，国会受舆论牵制，而制定政策，美国民意已知日本若征服中国则为美国劲敌，所以必然来加干涉。最后还有《撮要》等章节，要而言之，眼光远大，论事则高屋建瓴，观察则气势夺人，观点则正大磊落，是可用可读可传的好文章。
林语堂先生此文也鄙视汉奸的作为，有警句曰：“日本军人开棺将此辈陈腐尸体暴露于世。”可知彼辈为傀儡，为政治生活所淘出之渣滓，亦明矣。
从间接与军队发生关系，到直接进入战斗序列，可以说是书生从戎、君子豹变的一个过程。
知识青年从军，到驻印军和远征军的最多。规模空前，为有史以来所仅见。远征军的配备及训练都是美国化的，包括驾驶、跳伞等特种训练，训练科目由兵器到战术，学科、术科及思想并重。多安排在王牌部队及宪兵、教导队、译员训练班、无线电训练班及派赴美国受训的海空军等单位。缅北大反攻，如密支那、八莫、南坎、腊戌诸战役，学生军作用极巨。
中国数千年专制政治锢蔽积压，人民忍受已达极限，此时又受外力的全面侵迫，改革的呼声可谓贯彻于上智与下愚。在反抗的过程中，对于自由的生活方式，对创造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冀望高于一切，仿佛天鹅肉般的诱惑。此时若需作局部的牺牲，也竟出于大多数人的意愿。所以，茅茨土阶，粗衣粝食，而能安之如怡。知识分子的表现，其情形令人快慰，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
战后，有的大知识分子厌倦与日俱增，乃是在付出绝大牺牲后，对政治不上轨道的严重失望，竟至结束性命，如戴季陶、陈布雷先生，实在是久闷不舒变本加厉的深悲大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