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骧的真正出大名，是他的阵亡。
1958年8月23日下午开始的金门炮战，解放军炮火突如雨下，在第一时间打死三位将官，他们分别是赵家骧、吉星文、章杰。当时在水上餐厅用餐的国防部长俞大维、金防部司令胡琏侥幸得脱。
赵家骧此时是胡琏的副手，即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官兼参谋长。
赵氏东北讲武堂出身，但拐个弯也算得上是黄埔系。抗战前一年进陆大将官班，为十四期毕业生。他的情况和舒适存有类同之处，都是讲武堂出身而非黄埔“本科”。但后来都在陆大进修，也算“专升本”，而结缘黄埔。
他几乎可以说是以参谋起家，而以参谋终其身的专业幕僚。34岁在昆明主持中美参谋训练班事务，被视为后起之秀中的佼佼者。抗战胜利后，赵家骧协助杜聿明收拾滇局，武力解决云南龙云，策划周详，获中枢嘉许器重。内战爆发，赵家骧调任东北剿总参谋长，厄于大势，不见起色。
赵家骧以为陈诚在东北被当头一棒打昏了头，因此欲惩戒廖耀湘。稍后卫立煌到了东北，以河流未解冻，辎重难以通过为由，龟缩沈阳，被蒋介石怒责，因此有一种意见说：“赵家骧以及廖耀湘等人反而同意卫立煌的意见，并由赵家骧领头飞往南京，向蒋面陈利害得失，终于暂将蒋说服。一个多月以后，赵家骧又以剿总参谋长的身份向蒋请示机宜，但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各将领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难以形成妥善的作战计划。”这个解释大体是不错的，但未能和全盘的前因后果连贯成一体。因为早在熊式辉进入东北，颓势就开始生成了。他将三省改为九省，贻误接收时机，盖日本投降时，东北即陷于无政府状态，熊式辉却未能适时把握契机，利用原有之地方机构执行命令维持地方治安。
东北可以说是赵家骧等幕僚群体的滑铁卢。东北局势的恶化，参谋处于其间无能为力。大员之间矛盾重重，陈诚与熊式辉不合，陈诚和杜聿明也有隔阂，孙立人又跟杜聿明积怨甚深。再往后卫立煌接手，局势已至沉疴不起。战略方面，宜忍耐时轻躁妄动，休战期间未能追亡逐北，反将精锐部队分散戍守与收复之县市，致使兵力分散，所谓“守者千里，攻者一点”，遂被各个击破。且各将领或贪骛外事，或专尚宣传，或追求享受，或兼营商业。其尤恶劣者，则吃空额之风十分盛行，军队不能核实发饷，弊窦丛生。当时东北国军号称50万，实则不足30万。在此情形下，部队锐气一挫，即由主动变为被动，终致江河日下，不可收拾。
以指挥责任言，指挥部对作战兵团之命令，只能授予任务及兵力，最多再指示行动方略，至于如何部署行动以达成任务，乃前方指挥官之事。但是远离前线的高层却往往越俎代庖，详为规定；退却时偏叫顶住，遇敌时又不许并力以赴，限制前方指挥官作适应机宜之处置，如此盲目死硬之干预，实足以致部队于死命。
罗泽闿作为青年将领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为重要作战幕僚。1947年春，他曾代表蒋介石飞到东北去和卫立煌进行协商，但是卫不同意他拟订的计划。到了1948年9月的时候，东北和淮海两大战区都已进入胶着的状况，蒋介石在北平召开会议，就当时形势作了评估，杜聿明认为事实绝不像他讲的那样乐观，所以就没有捧场的表示，也没吭声。当时罗泽闿在座，看到杜氏的这种表现就对他狠狠瞪了一眼，站起来走开了。稍后，在关于保卫沈阳和收复锦州的问题上，卫、杜等的态度却倾向于保守，这时蒋介石又再度飞往沈阳，召集他们开会，就由赵家骧摊开地图作详细作战态势汇报，因为态度保守，蒋介石非常愤怒地说：“我的空军优势、炮军优势为什么不能打？”又问：“罗参军看怎么样？”罗泽闿马上说：“委员长的看法是对的，我们空军、炮军都占优势，可以南北夹击，一举收复锦州。”蒋先生听到合乎他的意愿的主张，脸上泛起了一点笑容，又问杜聿明的看法，杜说：“我同意赵（家骧）的判断，目前敌我的力量悬殊，还是以守为好。”
幕僚困境无法发挥
辽沈战役国军呈颓势，而山东泰安、济南先后失陷，威迫南京。范汉杰、曾泽生、郑洞国、廖耀湘、王耀武、侯镜如，或被俘或起义。
有人批他们贪生怕死。
但从前他们不是这样的。暮气的深沉，由时间的积累而养成，人事的错杂牵扯，部队的倒戈、军情的外泄，解放军心战的渗透，谍报的失着……都是强劲的掣肘。
当山东地区的均势被打破，待守在济南、临沂、泰安这些据点上，到了胶济路、津浦路给解放军切断，国军便坐以待毙了。这样的被动挨打，和东北的被各个击破是一样的情形。
幕僚难以成事，难道他们蠢到了永远学不会对方的战略？难道不能有所反思，进而设计出较为合理的抵抗策略吗？大概也不尽然，盖以攻守之势异也。部队叱咤风云的指挥者无能为力，则在这时，幕僚的设计，也就大打折扣了。
到了1947年的时候，国、共两军的军力已呈拉平之势，蒋介石犹冀望于优势武器，“那一年，往来驰骋于陇海路上的第五军，可以说是所向披靡，对手几乎躲避着它，碰也不碰，杜、邱的骄纵气势，就是这么养成的”。（曹聚仁《采访外记》，379页）
如果说曹聚仁所见还只是表面现象，则石觉的感慨就直指高级幕僚的失职。他以为，如按照关麟征的战略，进入东北后，不急于争城夺地，而是在：打击有生力量“上做文章，何致有今日之无可挽回的局面；其后局势恶化时，若能忍一时之痛，照后一种所谈的，依然不失为当机立断的明智之策，即先求稳定局势，整顿补充，恢复战力，再策后图。可惜战地高级指挥阶层未作此谋，不顾实际，见近不见远，计小不计大，终致江河日下，演成不可收拾之局面！
百里奚在虞不能救虞之亡，在秦，秦因之而霸，幕僚所处环境很有关系。环境既可制约其发挥，也可展其长才。
阶段性评估之前编制的规划，如对情势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估计不足，仅靠一种意气或脾气拟订战略，则在不按理出牌的应对之下，难免滑向吃亏的轨道。
舒适存与东北局势
和赵家骧职级相埒的幕僚舒适存很注意观察同僚，并就其生活方式之细节作出较为客观之判断，这些影响人生、有关大局的种种方面。
对其多年同僚廖耀湘，当20世纪60年代，廖氏因被俘在大陆改造，而一些人落井下石，舒适存却能和吠影吠声的时论拉开距离。
他说廖耀湘从第一期远征军退到印度后，对军队的整训，极为认真下工夫，反攻缅北时，久无进展，由他攻下大洛，首开胜利之端，曾受美人爱森豪（艾森豪威尔）、英人蒙巴顿的交相赞赏，而中国军队之能战美誉，蜚声国际。
关于廖耀湘的生活旨趣，他直言表示非常欣赏：廖氏秉性骨梗，不谙世故，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对于酒食征逐更是外行；逢迎联络，他也反感。家中宴客六菜一汤，入席时每人斟酒一杯，不斟第二杯。
舒适存说，东北惨败，新六军甫由印缅回国，装备完整，所向有功，自然形成东北之战的一张王牌，树大招风，引人侧目这不是廖氏之过。廖耀湘孝敬老人、关爱士卒，虽古之名将不过是也。三十余年来，他的旧部，在台任重要军职者，大有人在，无不怀念他的训练精勤，指挥卓越，对于他的横被流言蜚语，无不痛心疾首，争为辩白。至于西进兵团之败，是大势造成，无可挽回，他早料到辽西河流纵横，沟帮子以西更是山岳地带，易受对方牵制，极为不利。他曾建议由营口海运葫芦岛登陆，进援锦州，较有希望，未被当道接受，至于受挫之后，进退不决，迁延时日，则是沈阳、北平、南京三方面往返磋商之故，不是他的本意，除此之外，他是每战必胜，没有失败过的，东北之失，归咎于他，是不公平的。
徐蚌会战的幕僚厄运
20世纪30年代末，张恨水先生在重庆《新民报》的专栏《最后关头》天天写时评，奇思婉转，妙文百出。其中一篇谓之《无情的故事》，则系为《水浒》拟内阁名单，谑浪笑傲，令人绝倒。在他笔下：
内阁总理：铁扇子宋清（标准饭桶）
内阁总长：潘金莲
外交总长：三寸钉武大
工商总长：西门庆
财政总长：鼓上蚤时迁（善走黑市）
教育总长：黑旋风李逵
陆军总长：小霸王周通（善挨揍）
海军总长：白日鼠白胜（耗子浮水是新闻）……
此外别无议论，真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而当时军政界的不堪情形掬之如在目前。其陆军总长一则，似乎不外是刘峙等人的投影了。
李列钧谈到北伐时期的刘峙，北伐时刘峙住到笕桥，当时是北伐军与孙传芳激战，刘峙率领第四团奔赴龙潭，行至中途，火车相撞，血流满面，左右劝他休息、撤退，他说，党国生死关头哪能顾及个人，于是裹伤前进，与孙传芳激战于龙潭，将其彻底击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