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源头上而言，也可以说是国事毁于高级参谋。
尤其是陈诚主导的抗战胜利后的部队编遣，导致很多军人因此而失业，士兵解甲归田后生计堪忧，所以有一些被编遣的部队就曾跑到南京中山陵哭陵抗议，东北的情形亦然。曾在第五军做参谋处长的罗友伦认为，假如不匆促整编，而把部队统统维持到局面稳定之后，甚至把他们充实起来，情势尚不至于急剧恶化。但他亦坦陈，那时军队的经费很有限，政府财力负荷不了，真是左右为难。实际上这种情形正是考验幕僚智力、经验的时候。裁减军队、与民生息这是对的，可是这些将领都是抗战有功之臣，将他们安插到后备军官团吃饭就算完事，殊为简单化，再说执行过程也太过仓促，好像在丢包袱一样，陈诚对此十分积极，行事又过于冲动，埋下祸根不浅。这种事情需要顶级幕僚海涵地负的心胸，因为不可能没有更为妥帖的办法，只看如何运用智慧去实施转圜。
何应钦和陈诚，是蒋介石的左右手。但他二人，各有各的脾气，各有各的心思。
何应钦持重稳妥，波澜不惊；陈辞修激扬冲动，意气凌云。前者缺点是迟缓畏缩，后者不足是躁进欠周。事后检讨他二人在此时的幕僚策划案，各有各的帮衬，形成针尖麦芒般的指责。
他两位和蒋介石的关系，也有马王爷三只眼的倔犟，并非一味地唯命是从。
蒋介石和何应钦的关系，是在北伐末期就有裂痕。但尚能摆在桌面上，即令丑话，也说在明处。因为下野的复职事，蒋介石找来何应钦的同乡李仲公，让他传话：“你告诉敬之，他没有我，不能成事；我没有他，照样可以成功。”（《万耀煌口述回忆录》164页）
陈诚呢，退台之初，为了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寻找院址一事，多位大员与会。蒋介石恳切地问：有没有房屋可用？“陈诚拿一张纸在手中，折来折去，睬也不睬。蒋介石难堪极了，林蔚看下不了台，连忙说：再想办法、再想办法……”（同前书，329页）
高级幕僚未能将智慧协调到浑然天成的地步，导致大局逆转，当然是战史上莫大的遗憾。
白崇禧的东北战略
白崇禧号小诸葛，但他的幕僚中颇多地工人员，在最后关头起作用，反戈一击，使其猝不及防。这时，他一点也不“小诸葛”了，这真是智能有时而穷的极佳写照。
陈恭澍《英雄无名》中回忆白崇禧和蒋介石的矛盾导致战略的实施受阻，双方的肚皮官司将稳妥可行的战略大打折扣。他们励志班训练中，请到班上讲过课的都是大人物和名学者，有一次也就请来了白崇禧。
陈氏说，白崇禧将军以国防部长身份对在训学员讲话，竟然对以往以及当前若干军事措施毫不掩饰地加以抨击，学员们听了暗自讶异不已，当场也听不懂他的弦外之音何在。不过，即便是与参谋总长有任何见解上的不同，都不应该在一群纯洁的青年军官面前，作暴露性的发泄，使他们隐约觉出当时高层的矛盾在激化。
白崇禧与东北战略，名作家白先勇《父亲的憾恨》一文认为，1945年初夏的四平之战，白崇禧前往前线督促杜聿明所部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三天内攻下四平街，并继续进攻长春、永吉。白氏战略乃是建议蒋介石不顾一切，乘胜追击，拿下齐齐哈尔、哈尔滨、佳木斯等城。此时新一军已抵达松花江北岸，距离哈尔滨不足一百公里。但此时马歇尔正代表美国政府在南京调停。而蒋介石基于国内外种种复杂因素，遂将白崇禧这一关键的重大谋划搁置……导致战局从此逆转，对方整军反扑，噬脐莫及。
一个在大战的前夕及战争进行中得出的关键战略，其可行性只在瞬间有效，倘若瞻前顾后，顾虑重重，导致坐失良机，则再好的战略都会付诸东流。东北以其战略上的超乎寻常的重要性，关涉到美苏之间的势力竞争。于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并非能人匮乏，也不是没有上好的战略家，所缺少的只是这种战略实施的轨道，掣肘的因素太多，加上雅尔塔密约美国人自以为聪明，结果给人算计，如意算盘变成尾大不掉。于是国军的战略受到美国战略的笼罩和制约，在剑拔弩张的环境中，一处失算，处处丢分。而国际势力虎口大张，伺机取利，再怎样的老谋深算也牵绊多多，这时候的破局之法，除了正常的思维外，尤需不蹈常规的险棋高手，出奇策，打侧翼，造就新局。稍有豁不出去的心理，优柔寡断，则一步错，步步错，难以翻盘。白崇禧当时提出，占领东北还不如先将其国际化，而将自身精力用于华北的措置和巩固。硬性接收东北导致补给线过长，孤军深入，实为兵家大忌。后来决策进军之后，却又缩手缩脚，不能坚持到底，主动性屡失，于是被动之处越来越多。
就经济与战略的因素来看，白崇禧关乎东北的策略是相当高明的。而国府在东北霸王硬上弓，背景不许、程序不对，结局当然是要自贻伊戚了。战后国民政府的支出，有65%至70%是用于军事，而军事预算中，东北之战消耗了大半。最后长春等城市被围，只有靠空投救援。1948年当时行政院长翁文灏告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说1/3的国家预算都用到东北去了。战后国民政府的经济危机本来就很大，东北战争的消耗，火上加油，是国民政府经济崩溃的致命原因。又因四五十万最精锐的部队困守东北，华北的军队不敢使用，防务空虚，等到林彪部队一入关，华北守军就无法抵挡，平津就告陷落。东北战略经济地位如此重要，而国军又全力以赴，必欲得之，最后竟全军覆没。东北战争的失败，对当时全体军心士气震撼至巨，以致发生骨牌效应，林彪大军一入关，也就是国军全面崩溃的开始。
追根溯源，国军战略幕僚的滑铁卢，也因美国战略家的失着而造成。譬如马歇尔，较之麦克阿瑟，他就相对缺少大政治家的眼光、缺少大军事家的韬略。
关于这个战略的出台，在杜聿明的回忆录中，倒反而说是他要乘胜进攻长春，而白崇禧迟疑不决。事实上白崇禧的决策，是有当时的函电作证的。而杜氏的回忆，不特颠倒了一些史实，同时也隐去了关键细节。到了1947年夏秋之交，陈诚到东北负责指挥一切的时候，因战略的错误引起的国军内部的矛盾已很深了。此时，白崇禧仍有一可用之策，那就是及早放弃吉林长春，而将主力集结于沈阳以南，打通营口及锦州之线，而使补给渠道畅通，则事情尚有相当的周旋余地。但此一策也未被采纳，最后各孤立据点均变为被动挨打局面。
白崇禧早有小诸葛的盛名，孰料最后竟至全军尽墨，但在谈历史的马后炮看来，这一场异常的惨败如果战略对路，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辽沈战役的幕僚作为
陈诚这个人不能不说颇有气节，但他也恰是志大才疏的典型。
战争所最忌者乃为“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当东北战场已至“三而竭”之危境，于1947年8月下旬，慌忙调整东北战场之指挥机构及人事，撤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将其职权并于东北行辕之内，以收军政统一指挥之效，原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去职，特派参谋总长陈诚兼任东北行辕主任，兼掌东北军政全权，原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调为副主任，郑洞国又副之。
据海峡对岸历史学家研究，陈诚到任后，策定扭转东北战场之战局方案如下：
第一案：全盘战略方针不变，东北战场仍采取战略守势，为缩短战线、厚积兵力、再断然主动放弃部分土地，而以沈阳为顶点，确实掌握辽西及辽南两走廊，辽西确保北宁路及以东地区，辽南确保沈阳至营口段之中长路及以西地区，集中兵力击灭当头敌人，并阻止林彪入关，以待关内主战场之决胜。
第二案：适应关内外全盘战略之变化，即时调整全盘战略方针（因对四平战斗胜利评估过高），由关内抽调有力部队增援东北战场，以突破现况，恢复战场主动，寻求对方主力击灭，贯彻恢复东北国土之既定国策。
计划不尚巧妙及幻想，乃在其可行性，而能彻底付诸实施。就当时战争全局之情势及东北战场之实际局势，当以第一案为佳，不仅具有可行性，且先立于不败之地；第二案不仅破坏战争全盘战略，且其可行性极为渺茫。陈诚接任东北行辕兼主任后，决心采取第二案。
辽沈战役，幕僚总策划，首当其冲涉及一个致命的错误，或曰不利的战略态势，就是采取全面战略攻势，并以争城夺地为作战目标，兵力不仅逐渐拉薄，且逐渐被城镇和土地吸收；而较此更坏者，不仅未动员即先用兵，且一面用兵一面裁军，如此则受制于采取灵活攻势的对方。1946年冬即到达攻势极限（顶点），被迫于该年度开始，调整全盘战略方针。
此后则受制于围点打援的战术，处处竭泽而渔的用兵方式抽调兵力，顾东不顾西，按倒葫芦瓢又起，情势急速滑向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