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通过法制和惯例为老百姓提供了“鸣冤叫屈”、“哭诉”、“陈情”、“请愿”的一系列途径或方式，以满足他们在受到损害时的救济需求，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防止官吏豪强过分危害他们。但是在各种权益救济途径中，“告御状”是最不现实的一种选择。为什么说这是最不现实的一条路径，原因有三：
第一有“越级上访”的嫌疑。历朝历代都把“告御状”视为权益救济的最后途径，大部分情况下，朝廷会禁止那些没有经过地方审理，直接呈递到中央各级衙门处理的案件“告御状”。
第二有“逃脱审查”的嫌疑。一般都要经过一定的接待官员或衙门的审查甄别程序才能有选择地“上达天听”，并非如我们想象得那样，底层民众直接向皇帝陈诉或递交状子。
第三即使告御状者能够一路闯关来到天子脚下，皇帝出面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对于皇帝来说，民间百分之九十九的案例，皇帝是不会亲自坐堂问理或书面审理的，而是由受理机关的臣僚们先行审理并提出处理意见后交皇帝斟酌决定。
也就是这么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武则天和朱元璋手里就变成了现实。
官员们根本无法理解武则天在面对那些山野村夫的粗言俚语，依然能够做到如沐春风。官员们还记得，有同僚前不久在早朝途中因为没有吃早餐，就在路边摊买了个胡饼边走边吃而被弹劾，以仪容不整有伤国体而被解职。可是眼前这些大老远跑来告密的山野村夫，哪一个不是蓬头垢面？这些人居然能够在太后面前有了说话的资格，他们中间有些人说出来的话完全不符合语言逻辑，絮絮叨叨，捕风捉影者比比皆是。
官员们想了这么多，唯独有一点，那就是武则天对于官与民的要求怎么会一个标准？
那些经年累月没有得到提拔的官员，抓住这次机遇，一下子等于是挠到了武则天的痒处，连连获得提拔。其中有目不识丁者，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来厚厚一沓检举信，受到武则天的褒奖，也因此混入仕途。史料记载，当这场席卷帝国的告密狂潮平息下来时，武则天亲自接访的群众达到近万人，这应该创造了一项纪录。
这种宽松的“信访”制度，极大地刺激了人们不正当的权力欲望。以如此方法，既可以将自己的仇人不动声色地除掉，又能够轻而易举获得一官半职，天下哪有这般好买卖？在任何时候，有投机取巧之徒，就有耿直刚毅之辈。在这种君臣道德集体堕落的狂潮中，那些特立独行、忠于人格信念的勇士，并没有屈服于武则天的非主流执政方式。
?永昌元年（689年）9月，宰相魏玄同与酷吏周兴结下私怨，所谓私怨不过是早年的一场误会。周兴在高宗时期曾经做过河阳县令，高宗想要提拔他，朝中有人反对，周兴不知情，到朝堂上等消息。魏玄同见到周兴便说：“周明府(县令)可以去矣。”周兴以为魏玄同在背后给自己使坏，便一直记恨于心。
此时，周兴便想搞垮魏玄同。因魏玄同与裴炎关系密切，周兴便诬奏：“魏玄同与裴炎为耐久朋。”（即始终不渝的好朋友），又说：魏玄同曾说：“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为耐久。”意思是做武则天的官做不了几天，不如做李旦的官长久。当时武则天已年近古稀，此话正好击中其心病，立时震怒，下令将其赐死于家中。监刑御史房济知道魏玄同是被冤枉的，便让他反告周兴为自己争取生存的机会。魏玄同说：“人杀鬼杀，亦复何殊，岂能做告密人邪！”于是从容而死。
在死亡面前，魏玄同是一位智者和勇士。或许他认为在武则天时代，即使能够活下来也是生不如死。但是他宁死不肯做告密之人，岂非为时代和后世立下一面巨大的镜子，烛照了那些卑贱污垢的告密者的灵魂和诱人堕落的魔鬼的真面目。
武则天要实现她的帝王梦，就要取得天下人的信服，当然这种信服带着一种强制与刚性的色彩。她知道，自己只是个女人，不要说天下之主，就是正式权力系统内部的一个普通官员，也是女人无法企及的权力高度。
她并不奢望天下归心，只要那些异己势力不给自己添太大的麻烦就算谢天谢地了。每次面对拜伏于脚下的帝国官员，武则天都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虽然已经是六十岁的老妪，早已过了一个女人的冲动年纪，可是权力这种东西比世间一切灵丹妙药的回春能力都要强悍百倍。她能够从那些官员的表情里读出他们内心的潜台词，太后临朝已经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更不要说什么女皇帝。尽管此前北朝鲜卑人统治多年，唐初女人的地位较其他王朝有了大幅提升，但是偌大的中华帝国毕竟还是一个男权社会。做女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无论如何都是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
在武则天看来，自己能不能逆转时代潮流，要想成为男人世界里的那抹红，当务之急就是要剪除异己，让那些不服管教的帝国官员能够真正拜伏于自己的权力台阶下。听说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每天上班就像是提着脑袋，即使同僚之间碰面也是垂首无言，连一个眼神都不敢交流。每天上班的时候，一些官员就会与家人抱头痛哭，来一场生离死别的仪式，因为他们谁也不知道检举箱里到底有没有告发自己的信。
自古以来，聪明的权力者都会将突破口置于人性的阴暗面。告密不能说是最好的办法，只能说是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大家互相怀疑，谁也不信任谁，让密切而庞杂的社会关系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如此再去整治，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武则天也许早就已经料到，自己掀起的告密之风将会使得丑陋者更丑陋，施恶者更无忌。在己方与他方的权力关系中，有着四种不同的博弈方式：利人利己，损人利己，损己损人，损己利人。
而在这四种关系中，利人利己是一种双赢格局，是理想化状态；而损己利人是双重不道德行为，它既损害了己方的利益，又导致他人损人利己，对人对己都是不道德的。损人利己是非道德行为，而为损人宁愿损己则是极低劣的行径，伤人八百、自毁一千的做法同样是一种扭曲的价值观。
一般情况下，人们会首先选择利己，然后才去考虑是否损人，损人的道德拷问要严谨得多，因此施行者所要负担的心理压力也更大。在形式各异的权力行为中，只要是损人的，就会有人跟风效仿，就算是走到两败俱伤的境地，仍然会有人紧随其后。告密就是如此。
告密行为就像是一场蔓延开来的瘟疫，严酷的政治环境已经限制了人类良知善行的产生。人与人之间为了避免病原菌的感染，人人唯恐避之不及，更不敢轻言包容，而缺少了法律约束的告密行为使得帝国的政治秩序处于失控状态。在这样一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可以想象，置身于刚性制度下的人性究竟有着怎样的扭曲。
最初的告密行为也许不带有多么大的功利色彩，反而带有一种纯粹的忠诚意向。但这一行为导致的是，参与同一活动的人成为告密的主动者和被动者所产生的结果截然不同：一方升官发财，另一方轻者流放发落，重者丧命灭族。初次尝到主动告密的甜头和不主动告密的苦头，后来的人们在利益考量面前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告密。
武则天每天都要花去很长一段时间翻看那些来自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告密信，并且乐此不疲。那些告密信就像是一条条伸向帝国四面八方的触角，让整个帝国处于严密的监控状态。为武则天实现权力垄断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线索，让她不出宫门也可以掌控朝堂内外的政治动向。武则天不会忘记，因为情报不灵，徐敬业集团在背后搞了那么多阴谋诡计，朝廷对此居然一无所知，直到他们集结起十万大军攻城略地时，武则天才仓促应战。武则天同样不会忘记，正是因为有人告密，裴炎兵变的预谋才第一时间就被扼杀于摇篮之中。
告密，对于一个权力独裁者来说，是再好不过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