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告密之风裹挟而至的是酷吏的狠辣作风，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如果说告密使得整个帝国的权力阶层陷入一种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状态，那么酷吏就是开启瓶子后，化作一缕青烟逃脱的撒旦，是真正的魔鬼化身。
中国历史从来就没有真正出现过法制社会，从来都是人治大于法制。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国的封建王朝往往带有帝王浓烈的个人色彩。既然告密是一种见不得光的行为，那么酷吏就要将那些捕来的风，捉来的影化为现实中的罪孽。
对于武则天来说，告密与酷吏成为她在特殊时期运用的特殊手段。
古代问案，尤其是这种从密匦派生出来的政治性案件，根本谈不上什么调查取证？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只有不断地扩大打击面才能提高命中率，谁也不能保证捕风捉影不会成为板上钉钉。正是在这种心理驱使下，一旦有人通过告密揭发了你，你想要洗脱罪名就很难了。密匦横行多年之后，虽然那些真正的反叛，或者曾经参与反叛、同情反叛的人也能被检举揭发出来，但是更多的则是被冤枉的人。冤狱带来的结果，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成为没有思想、没有语言、只能服从的机器人，当权者用既定的程序编码取代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武则天设置密匦制度，就是为了营造这种人人不可信，人人皆自危的恐怖气氛。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讲究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人与人的亲疏远近，是这个社会赖以维系的基石。这种亲疏关系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哪怕你是皇帝，也无法打破这种牢不可破的网络格局。如果逆势而行，就有可能遭到强烈地反弹。武则天的密匦制度，名义上是鼓励全民参与。可是对于那些整天扛着锄头土里刨食的农民来说，他们并不关心政治的风向标，他们只关注天气情况，预测庄稼的收成，赋税的厚薄。
密匦制度只适用于权力结构的上层，用于权力集团内部的博弈，用于消弭上层的反抗。如果武则天非要强行将这项制度推向社会底层，肯定会引发整个社会的动荡。
无论哪个皇帝都没有这个本事，可以把政权体系立体化，贯彻到社会每个角落，管到每个家庭。人性固然有阴暗的一面，但人性不能一直处于高压状态。如果让一个人长期处于高压态势下，持续而强固的精神压力得不到释放，一个正常人也会被逼疯的。
——活阎罗的狂欢时代
密匦制度对于武则天来说，有两大用途。一是打压异己分子，二是发现特殊人才。
武则天没有失望，她很快就相中了一些能够为自己所用的特殊人才。索元礼、侯思止、来俊臣和周兴等人从无数的告密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酷吏一派。
如果单纯从酷吏的职业特点来说，武则天的用人之道是值得肯定的。所谓物尽其用、人尽其责，作为酷吏中的大佬级人物，这几个人都有着超拔于常人的特质，这种特质是由冷血、残忍、暴虐等多种成分混合而成。酷吏赖以生存的手段，就是酷刑。
唐中宗李显在他复辟后列出过一张27人的酷吏名单，索元礼、周兴、侯思止、来俊臣……这里每一个名字，都背负着数千条人命。他们是武则天权力征途上最忠实高效的鹰犬，只需要主子的一个眼神、一个暗示，他们就会像饿狼疯狗扑向目标，对武则天的政敌或潜在政敌实行肉体消灭。
一个人的名和姓，其实对他们来说已经变得不重要了。他们是死神的代称，那森冷阴鹜的黑色之翼鬼魅似得划过帝国的暗夜长空，就连地狱里的阎罗鬼判也会为之颤栗。有人说，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同样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历史在迎接新的权力格局诞生的时候，腥风血雨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更何况这一次迎接的是一个女皇的诞生。
人类在残害同类这件事上，将想象力用到了极致。贝卡里亚说：“纵观历史，目睹那些自命不凡、冷酷无情的智者所设计和实施的野蛮而无益的酷刑，谁能不怵目惊心呢？目睹帮助少数人、欺压多数人的法律有意使或容忍成千上万的人陷于不幸，从而使他们绝望地返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谁能不毛骨悚然呢？目睹某些具有同样感官、因而也具有同样欲望的人在戏弄狂热的群众，他们采用刻意设置的手续和漫长残酷的刑讯，指控不幸的人们犯有不可能的或可怕的愚昧所罗织的犯罪，或者仅仅因为人们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就把他们指为罪犯，谁能不浑身发抖呢？”
文明元年（ 684年）秋天，帝国迎来了一场叛乱，叛乱者是初唐名臣李绩（徐茂公）的孙子徐敬业。叛乱的原因，按传统史家的说法是“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因而为自保而发动。这是一场旨在反对武则天称制的叛乱，这场叛乱因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而闻名于史。“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
据说武则天在看完檄文后不仅没有震怒，反而惊呼骆宾王的惊世文采。她半真半假地指责帝国官员选拔人才不利，居然错漏如此天才良吏。
徐敬业起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武氏家族势力增长，朝中的权力格局发生变化只是其中之一。徐敬业借题发挥不过是为了赢得天下民心，如果没有一个正统合法的理由，这场叛乱就是一场祸国殃民的篡逆，谁也不会跟着一个不得人心者闹革命。虽然说，闹革命是裤腰带上别着脑袋的事，可人人都想革别人的命，留自己的命坐天下。篡逆则不同，它是先天缺乏正统性和道德原则的事，不符合当时已经深入人心的儒家传统思想和部分士人集团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