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解脱智慧
南怀谨说：世界上有一个东西最骗人的就是虚名。
我们看全世界人类的历史，尤其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每一个朝代，皇帝前面的党派意见纷争，都犯了这个毛病，“德荡乎名”。所谓读书人想成大功立大业，但是名心去不掉，为了好名而超越了道德范围。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太多了，都是为了名心的驱使，知识分子最容易犯这个毛病，千万要注意。
大师智慧串讲
大师为什么说虚名是骗人的呢？因为人往往只看到虚名给人带来的荣耀，却没有注意虚名给自己所带来的危害。
说起虚名之害，可谓随处可见。
以一个“大书法家”兼“大作家”为例。安徽林业厅原厅长唐怀民，人称“大书法家”。他是安徽省书协顾问、中国林业书协副主席。2005年《中国名家书画》精装版台历里，他的名字和启功、范曾、欧阳中石、文怀沙等排在一起。
他又称“大作家”。他的小说《张果老外传》印出6万册，到他出事时还有2万册没有卖出去，“而一些单位买的书实在太多，只好堆在仓库或办公室里，后来干脆当废纸给卖了”。他在法庭上解释自己的合法财产，说《张果老外传》“收入约30万元”。这样一个“大书法家”兼“大作家”，最后却成为一个大贪官，在法庭上忏悔说：“请法庭伸出正义的大手，惩罚我吧！”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贪官，是被金钱权力害的，怎么能说是被虚名害的？没有监督的权力，确实害人；作为诱饵的金钱美女，也确实害人。但是，老话说，无欲则刚。如果自己是一个能够把握原则的人，对自己手中的权力、身边的金钱美女，既不会恣意妄为，也不敢肆无忌惮。之所以一步一步坠入深渊，的确是那个贪字害的。可是，虚名能够助长一个人的贪欲。贪实利而慕虚荣，再加上不知过、不知悔，胃口慢慢就大起来。一旦忘乎所以，必定身败名裂。在这条轨迹上，虚名常常是驱使一个人迈上不归之路的原动力。
生活场是名利场。自古以来，身居高位者尤其注重留名。于是，在官场就不乏这样的现象：官大文章好，当职位达到一定级别时，粗通文墨甚至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也能留下几篇署名文章作为宝贵的文献资料、精神财富了。这些文章是怎么回事，想来大家都知道，自然是捉刀者的功劳。有的是捉刀者把文章弄出后，直接署上领导大名；也有的是以联合署名的形式发表，领导在前，真正的作者在后面心甘情愿地做“拖斗”。许多领导对这种做法心安理得，久而久之便在圈内成为“惯例”，人们也就习以为常见多不怪了。当然，历史上也有位居天下之尊而不追求这种“署名”文章的。隋朝开国皇帝杨坚便有一例。
《资治通鉴》第一百七十七卷载：
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杨坚手下的开国元勋贺若弼撰写了自己在隋灭陈之前提出的计策，却冠上《御授平陈七策》的题目，献给隋文帝（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明明是贺若弼自己的理论成果，却说成是领导隋文帝杨坚的思想，自己只担当个“整理者”的角色——至少相当于“联合署名”吧）。没想到，杨坚看也不看，就对贺若弼说：“你想为我扬名（提高我的理论知名度），出发点是好的，可是我并不想追求虚名，你还是把它记载到你自己的家史中去吧。”硬是没让贺若弼拍成马屁。
杨坚这个人，史书上说他不爱读书，估计文化程度不是很高。然而，不爱读书并不妨碍他坐天下（就像现在很多人不读书并不影响其成为大领导、大老板一样，可见读书并不是万能的，哪个以为读了书就应比不读书的人强，就应什么都会什么事都能办成，那就很有可能到头来像梁元帝那样怪罪书籍了）。作为一代帝王，杨坚的业绩虽然不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但总的来说，应该算是过得去的一位。此人的优点之一就是做人“低调”，不图虚名。
不图虚名的表现，在唐太宗李世民身上也有。《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五卷载：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著作佐郎邓世隆上表请求收集唐太宗写的文章（相当于现在的出个“文集”）。李世民说：“我的辞令，对老百姓有用的，史官都记录下来了，足可以不朽；如果没有用处，收集了又有什么用呢？梁武帝萧衍父子、陈后主、隋炀帝都有文集传世，哪能挽救他们的灭亡呢？作为君主，应该担忧的是不施德政，光靠文章有什么用？”
唐太宗不出文集，和隋文帝不要“署名文章”颇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二位都是政治人物，而不是文学家，当然不必也不应热衷于搞这些务虚的名堂。“署名文章”，如果是自己写的，发表一下倒也无可非议，拿到人家的东西据为己有，就没这个必要了，而且容易带出不劳而获、贪图虚名的风气。唐太宗不出文集，这个考虑也是自有他的道理：他作为全国最高领导，毕竟和普通文人不同，此事一旦“操作”不慎，便有可能加重群众负担，而且让官吏们重文章而轻实绩。当然，如果他不是领导，只是一个文人，条件允许的话出上几本书又是另当别论的事了。
一个人一旦浮名缠身，其实学问早已终结。王选说：“一个人老在电视上露面，说明这个科技工作者的科技生涯基本上快结束了。”就是这个意思。王选还说过：“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我做不到上士，因为我做不到忘名的地步，但是我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有的人本来靠的就是窃名、买名，如果再不能摆脱“自恋情结”，天天还要捧着那块金字招牌到处炫耀，与招摇撞骗也就相差无几。这样的“大书法家”兼“大作家”，当然令人嗤之以鼻。
《唐语林》卷五写过王维一个故事，说，“王缙多与人作碑志，有送润笔者误至王右丞院。右丞曰：‘大作家在那边！’”王维讽刺的这位“大作家”王缙，是他的亲弟弟。王缙字夏卿，少好学，与维俱有闻誉。后来做官，也是一帆风顺，累拜黄门侍郎、同平章事。可是他却没做什么好事。史书上说他“素奉佛，导帝设道场，致大历政刑日以陵替”；又说他“性复贪冒，招财纳贿，事败当死”，只是皇帝可怜其年纪太大，贬官而已。可见也是一个大贪官。这样一个大贪官，却喜欢给人写墓志铭之类的谀文，贪图丰厚的酬金，弄得连自己的亲兄弟也看不起。那一句“大作家在那边”，实在发人深省。
苏轼有一首词《满庭芳》，全词如下：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作者一开始就引用《庄子》中的一个寓言故事，以蔑视的眼光，称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进而以“算来着甚干忙”揭示了功名利禄的虚幻，而“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讲明名利得失之事，自有因缘，不可与争；但得者岂必强，而失者岂必弱，因此也无须过分介意。这首词就告诉人们，只有摆脱了世俗功名的苦海，才能获得了精神的超脱与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