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德如好色，诸侯不下渔色，故君子远色以为民纪。故男女授受不亲，御妇人则进左手，姑、姊、妹、女子已嫁而返，男子不与同席而坐，寡妇不夜哭，妇人疾，问之，不问其疾。以此坊（防）民，民犹淫而乱于族。
男女间传递东西都不能直接送入手中，而必须将东西先置于一个“中立地带”，接受者再从那里取用，这叫做“礼不亲授”。孔子曾经很阴险地叫子贡去试探阿谷处女，向她讨杯水喝；阿谷处女可不上这个当，她盛好水后跪置在沙地上，叫子贡自己去拿。这就是《礼记·内则》中所说的“其相授，则女受以篚。其无篚，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的规范动作。为了防止男女间的身体接触，《礼记》的作者把什么可能性都考虑到了，并且不厌其烦地告诫男女要“遵章守纪”——
（男女）不杂坐，不同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嫂叔不通问，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女子许嫁，缨，非有大故，不入其门。姑、姊、妹、女子已嫁而返，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
（《礼记·曲礼上》）
寡妇之子，不有见焉，则弗友也，君子以辟远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则不入其门。
夫礼，坊（防）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
（《礼记·坊记》）
这就是儒家为男女关系所设置的社会控制措施，但这仅是儒家有关社会控制论思想中的极小一部分。其余大至天地宇宙，次如国家社会、君臣父子、亲族纲常，特别是有关政治伦理，真是考虑得巨细无遗，设计上已到了天衣无缝的完美程度。
但从总体上说，儒家称之为礼教的社会控制论是没有操作意义的，因为根本就无法去操作。仅从性的社会控制这部分内容看，“礼”就无法操作，尽管它所设置的某些性禁忌不无合理成分，如“娶妻不娶同姓，以厚别也。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这是为了防止近亲通婚，含有优生优育的考虑。但男女相遇避之如同瘟疫，举手投足有那样多的繁文缛节，这已经很不近人情。最可怕的是竟然企图阻断男女情欲，这就是直接阉割人性了。稍后一些的“亚圣”孟子也看出了“礼”在操作性上的问题，曾对其做过效果不大的圆饰和补救——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欤？”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孟子·离娄上》）
嫂子在水中快被淹死了，兄弟伸不伸手救她？如伸手去救，则势必有所接触而逾“男女授受不亲”之矩。对此，孟子怒斥道，不伸手救嫂者是豺狼！这话听起来似乎很仁慈——生命与性禁忌相较，毕竟生命重要。但亚圣马上又说，这只限于在紧急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是权宜之计，不等于说平时也能碰嫂子的手。
如果强制贯彻礼教内容会有什么结果呢？这里有两个现成事例可作标本，一是五代时虢州司户参军王凝因病死于任所，他的妻子李氏带着年幼的儿子赶去迎取灵柩。回程中途经开封，客栈老板不准李氏扶灵柩入店，争执中老板抓住李氏的手欲将她拖出店门。李氏感到受了奇耻大辱，呼号说：“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此手为人执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竟操利斧把那只手剁了下来！再就是金朝废帝海陵在后宫制造的恐怖社会——
凡座中有嫔御，海陵必自掷一物于地，使近侍环视之，他视者杀。诫宫中给使男子，于妃嫔位举首者剜其目。出入不得独行，便旋，须四人偕往，所司执刀监护，不由路者斩之。日入后，下阶砌行者死，告者赏钱二百万。男女仓促误相触，先声言者赏三品官，后言者死，齐言者皆释之。
（《金史》卷六十三）
在这样一个环境内，人的生存都已经成问题了：女人在场，所有男人的眼睛只能盯住某个固定目标不动，东张西望者杀头；男仆在妃嫔座前抬头者，剜去双眼；男仆在后宫中不能单独出入，办事必须四人一组以便相互监视，不遵从规定路线行进者，杀头；日落后从台阶下行走者死刑，告密者赏钱两百万；忙乱中不当心男女身体相撞，抢先禀报者赏三品官，后禀报者死刑，同时禀报无罪释放……如此血腥，这哪里还像个人的社会？但若按礼教教义来构建社会秩序，最终就会出现李氏这样的“模范人物”，以及完颜亮所制定的这套杀人规则。
正因为如此，礼教从其产生之日起，便为经国安邦者阶层所冷落，也从不为社会认可。所以孔子在世时像个倒霉的推销员，历千辛万苦，东奔西跑，颠沛流离，惶惶如丧家之犬，礼教就是难以兜售出去。
幸亏当时礼教没有行世，否则孔夫子能否出生都还是问题：他是父母“野合”的结果。据史载，孔子父亲叔梁纥娶颜氏女徵在时，早过了“男八八六十四阳道绝”的年龄，而颜徵在却非常年轻。这就是说，孔子很可能是其母与他人通奸的结果。后世儒家为尊者讳，故意文饰为男子超过六十四岁、女子超过四十九岁结婚称“野合”。若问孔子本人好不好色，这又是个问题——他私下会见荡妇南子，为时人所诟病，恐怕不是空穴来风；他娶妾自娱的事虽经重重掩蔽，仍不免流露端倪：《孔丛子》载宰予对楚昭王曰：“夫子妻不服彩，妾不衣帛。车器不雕，马不食粟。”可见他是纳了妾的。
由此也可知，礼教作为一种思想学说，对实际的社会体制、文化习俗并不构成圭臬。只是如果把它作为武器来使用的话，它就可能是一柄杀伤力极大的双刃利剑。
那么，礼教为何如此不近人情？《礼记》中一再强调“防民”，“刑以防淫，命以防欲”。“淫”与“欲”究竟有多大的危险？答案是：淫与欲本身并无危险，只不过需要通过“防民所淫”来达到“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等级、秩序、纪律，这才是目的所在，如同犹太教赋予“摩西十诫”的意义一样，“礼”本身不是目的，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建万世一统的稳固政权，才是目的。所以早期儒家很清醒，并不以“淫”为罪，且认为性欲求是正当自然的，比如——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礼记·礼运》）
食色，性也。 （《孟子·告子上》）
好色，人之所欲。 （《孟子·万章上》）
《礼记·内则》中，甚至对妻妾们与丈夫性交的机会作出了指导性分配：“夫妇之礼，唯及七十，同藏无间。故妾虽老，年未满五十，必与五日之御。”如果妾中间有年龄较大者，只要她没有满五十岁，丈夫就应该给予她在五天为一个周期的轮流性交中“值班”的机会。而五天为一个周期是如何形成的呢？经学家郑玄为此所作的注释是：
五日一御，诸侯制也。诸侯取九女，侄、娣两两而御，则三日也；次两媵，则四日也；次夫人专夜，则五日也。
这是说，诸侯拥有九位配偶，其中一位是夫人，还有两位是夫人娘家从嫁而来的“媵”；这三位女子又各有两名陪嫁姑娘跟随而来，于是凑成了九位。陪嫁女两人一组侍候丈夫睡一晚，六女则需三天；两位媵再侍候丈夫一晚，则四天，最后是第五天晚上由正妻一人跟丈夫过夜，因而称“专夜”。这就是五日之御。儒家另一典籍《春秋公羊传》对“九女”由来作了解释：
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一聘九女。
（《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九年》）
娶一国之女，就有同姓两国送媵从嫁，此三女又分别有自己的妹妹和侄女陪嫁，如此，一把萝卜不零卖，一娶就是九位。至于士人卿大夫，则按地位高低等而下之。《白虎通·嫁娶》条中提出：“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表明了汉儒的主张。而平民则自有其冠冕堂皇的理论：阴阳天人感应。阳为一，阴为二，因此一男娶两女是正当的。
于是整个社会在儒家理论的支持下，不仅普遍实行一夫多妻，而且妻多到何种程度，很快就不受礼的约束而由财产与权势决定了。由此而造成的“怨旷”问题，变成了社会一直无法疗救的顽疾，也成为始作俑者的后继人、后世儒家持续警告社会的话题。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霍光、杜延年等政府首脑在长安召集盐铁会议，听取全国各地的民意代表议政。代表们在发言中就提出了当时存在的严重怨旷现象——
古者夫妇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后士一妾，大夫二，诸侯有侄娣九女而已。今诸侯百数，卿大夫十数，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旷怨失时，男或放死无匹。
（《盐铁论·散不足》）
这已经是儒家代表非常克制的说法了——总不能把阴暗面宣传得太厉害。但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实际上帝王后宫的女乐动辄以万数；权臣之家占有家伎姬妾成百上千者也不乏其人。一般士子拥有的妻妾也总在三几名至十数名之谱。《孟子》中所举的那个已穷到了专赶在别人上坟时混吃混喝的齐人，家中居然也有一妻一妾侍候着他。《韩非子·内储说下》则载卫国一对夫妇向神祷祝的喜剧：妻子祷词中表达的心愿是，意外地得到一百束布。丈夫很惊讶妻子怎么这样容易满足。妻子说，如果意外之财多了，你就会买妾！这就是贫困男子的婚姻状况，他类可想而知。
当然，也有完全不能获得结婚机会的男子，而且数量巨大。他们通常分布在社会边缘地带，即文化经济极度落后的层面。唐孟《本事诗·情感》载玄宗亲自解决一对旷夫怨女的匹配之事——
开元中，颁赐边军纩衣，制于宫中。有兵士于短袍中得诗曰：
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
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
蓄意多添线，含情更著绵。
今生已过也，重结后生缘。
兵士以此白于帅，帅进之。玄宗命以诗遍示六宫，曰：“有作者勿隐，吾不罪汝。”有一宫人自言万死。玄宗深悯之，遂以嫁得诗人。乃谓之曰：“我与汝结今生缘。”边人皆感泣。
这个故事的意思很值得玩味：
最大的怨女群跟旷夫正好相反，她们处在社会的中心地带：皇家贵胄的后院中。她们是些实际上未婚的“后备役”性工具，其苦可想而知，如其不然，那位宫女放着皇帝主子不侍候，反倒对边防战士想入非非？
那位得到情诗的战士其实非常可恶，他的告密行为差点就断送了可爱的宫女性命，虽然他歪打正着，意外地遂了宫女放嫁的心愿。
李唐政府让美丽的宫人为戍边将士缝纫军衣，实在是个满足意淫的好办法：光棍们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可以任由他们去胡思乱想。
玄宗看来很懂得抓典型的意义，甩出个已生二心的宫女赐嫁边防战士，赢来了“边人皆感泣”的大面积效忠。而此时，他的宫中正放着四万名宫女，几近绝望地“惟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
从儒家呼唤建立“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的理想社会，到诗人“天子好美女/夫妻不成双”的“悯怨旷”吟唱，加上从远古就开始的各代政府“恤怨旷”的爱民表达，这样形成合力之势，也仍然解决不了怨旷问题。这可能是儒家在中、后期终于从一开始的“节欲”主张，蜕变为“禁欲”主义的原因之一。
就这样，诞生在鲁国的儒家一方面提出了咄咄逼人的礼教，以构造一个合于道统的理想社会；另一方面，他们又尽其可能地不使自己趋向极端，以提高礼教的操作性。在儒家构建理论的过程中，他们实际上已经牺牲了乾坤世界中的整整一半：女人。而这与河流文明时期世界的其他古老文化基本上是同步的。例如，跟儒家经典差不多同步产生的印度教经典《摩奴法典》，赋予女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功能，就大体跟儒家的主张相一致——
148．妇女少年时应该从父；青年时从夫；夫死从子；无子从丈夫的近亲族 ；没有这些近亲族，从国王，妇女始终不应该独立自主。
151．妇女由父亲，或经父亲同意由弟兄赐给某人，应该在他生时敬谨侍候他，在他死后，不应该行为不贞或疏于对他应有的祭祀而有愧于他。
154．丈夫操行虽有可指摘，虽另有所欢和品质不好，但有德的妻子，应经常敬之如神。
157．妇女可随意以清净的花、根、果为生，消瘦其身体；但在丧偶后，其他男子的名字提都不要提。
158．她要终身耐心、忍让，热心善业，贞洁，淡泊如学生，遵守关于妇女从一而终的卓越规定。
164．不忠于丈夫的妇女生前遭垢辱，死后投生在豺狼腹内。或为象皮病和肺痨所苦。
看来喜马拉雅山两边的情况都差不多，女人从那个时代开始就注定了要倒霉。
4．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启示录
公元前15世纪左右，埃及十八王朝所留下的国家档案阿马纳泥板中，记载着使埃及人十分头痛的一件事：一股被称做海伯鲁的盗匪随时都来骚扰他们的国家，后来这些盗匪公然与闪族土著勾结，干脆就在埃及所控制的迦南地区（即巴勒斯坦）建立了永久居留地。
阿马纳泥板上记载的“盗匪”，就是从美索不达米亚越过沙漠而来的“希伯来人”——一股由杂七杂八的小游牧部落纠集起来的乌合之众。其实希伯来人早在公元前20世纪就陆续地来到了迦南。当埃及人在阿马纳泥板上记录他们的“劣迹”之时，正是他们从喜欢流窜到学会定居的时期，否则他们就不会费那么大的劲去征服迦南的闪族土著了。公元前12世纪时，海上民族腓力斯丁人占领了这个地区，把这里称为巴勒斯坦（Palestine），意思跟“腓力斯丁人的土地”（Philistines）相近。腓力斯丁人的进入，成为促使希伯来人建立国家的契机。
公元前11世纪，希伯来人在反抗腓力斯丁人压迫的战斗中，将十个手指紧握成一个拳头：他们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当北部希伯来人的首领以色列王扫罗战死之后，南部立刻就产生了希伯来人的新首领——犹太王大卫（前1000～前960在位）。在大卫统率下，不仅彻底击败了腓力斯丁人，而且征服了巴勒斯坦境内所有的迦南人，进而建立了统一的以色列——犹太王国。
然而好景不长，大卫之子所罗门王刚死，这个统一王国就分裂了。北方依然叫做以色列王国，南方成为犹太王国，定都于耶路撒冷。公元前722年，来自底格里斯河的极其凶残的亚述军队，在萨尔贡二世的指挥下彻底摧毁了以色列，两万七千名希伯来人被强制移民亚述。犹太王国见势不妙，连忙向亚述交出巨额赎金，才逃过此劫，为希伯来人保住了风雨飘摇的国家。为了复兴犹太王国，重振大卫盛世的雄风，公元前715年上台的犹太王希西加锐意改革，首先清洗了外族五花八门的偶像崇拜，大力弘扬希伯来人的尊神雅赫维（耶和华）。公元前701年，巴勒斯坦遭到亚述帝国的再次打击，希西加也被重军围困于耶路撒冷，不得不表示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