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还有诸如贪污受贿之类指斥，则似不实之辞了。平心而论，朱熹的个人品质应无大问题。只是他所鼓吹的道德律条“甚高难行”，他又持论偏激，其学说绝无人道，以至还在他的同时代，就遭到许多士人的攻讦。与他同朝为官的何澹首先就站出来指责朱的道学“文诈沽名”，请求朝廷辨其真伪。谏官刘德秀则首创了“伪学”一词以指称道学。实际上，沈继祖对朱的纠劾，源于朱与权臣韩胄之间的党争。但朱熹带着两名尼姑至官邸，恐不属诽谤——既已到了“每之官必偕行”的地步，当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事；儿媳孀居却怀孕一事，好像也难以说清楚。虽属党争，但毕竟自己授人以柄，被人家抓住了辫子。当宁宗对朱做出“降级使用”的决定时，朱以为东窗事发了，赶紧“争取主动”，“深刻检查”，并对自己的严重错误进行了自我批判，骂自己为“草茅贱士，章句腐儒，惟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自己也说自己的学说是“伪学”了……
但五十余年后，宋理宗终于发现了道学对极权统治的好处，于淳元年（1241年）颁行手诏：决定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五人，从祀孔子庙。从此中国又多了一群二级圣人。
道学在读书人中扇起的禁欲主义风潮，绵延了千百年时间。其最炽烈时，产生了无数荒唐可笑的“活学活用”范例。如明代参与修撰《明伦大典》的黄绾，本是个善投机取巧的名利之徒，《明史》上说他“绾起家任子，致位卿贰。初附张璁，晚背璁附夏言，时皆以倾狡目之”。黄绾最初是仰仗张璁做了礼部左侍郎，见夏言颇受武宗器重，又改投夏言而与张璁对立。当他已钻营到礼部尚书的高位之后，竟因害怕危险而不敢出使越南！后终因贪得无厌惹恼了明武宗朱厚照，将他削职停用，以至病死家中。就是这么个品德欠佳、承祖荫（黄为孔昭之孙）得了官爵的人，却极爱自炫修身。他吹嘘自己年轻时如何摆脱不良影响，终于得以“成才”的故事非常精彩——
……久而方觉其非，悔恨发愤。闭户书室，以至终夜不寐，终日不食，罚跪自击，无所不至。又以册刻“天理”、“人欲”四字，分两行，发一念由天理，以红笔点之；发一念由人欲，以黑笔点之。至十日一数之，以视红黑多寡为工程。
（《明道篇·卷二》）
这种类似在幼儿园给自己插小红旗和以黑笔画“×”的把戏，活画出了假道学的自欺欺人。明清时，社会更将道教教徒修炼真身的戒条——功过格，用于道德修养。这一移植，就等于为禁欲主义提供了量化标准，兹如——
梦淫： 一过
遇美色流连顾盼： 一过
梦淫而致意乱： 五过
语淫亵： 十过
有意与妇人接手，心地淫淫： 十过
点演淫戏一场： 二十过
传言妇人之淫： 二十过
嫖妓： 二十过
与仆妇私通： 五十过
嬖男童： 五十过
与有夫之妇通奸： 一百过
强奸仆之妻女： 二百过
与寡妇、童女、尼姑通奸： 三百过
强奸已婚妇人： 五百过
强奸寡妇、童女： 一千过
刊印淫书淫画： 一千过
创作淫书： 无量过
强奸尼姑 万恶不赦……
这是对情欲的量罪标准。充斥于世的大量道德说教则反复地论证着性之为罪的道理，有的循循善诱、苦口婆心；有的厉声恫吓，大言震慑。试录两条，以见其一斑——
每见人家子弟，年方髫稚，情窦初开，或偷看淫书小说，或同学戏语亵秽，妄生相火，寻求丧命之路。或有婢仆之事，而斫丧真元；或无男女之欲，而暗泄至宝。渐渐肢体羸弱，饮食减少，内热，咳嗽，咯血，梦遗，虚痨等症叠现，父母惊忧而无措，医药救治而难痊……不知皆自作孽，其事隐微而戕贼其性命者深也。
（《欲海慈航》）
盍思饮食男女，大欲存焉，大言正论时接于目犹虑逾闲越检，反以淫靡之辞导其欲而长其邪，遂使青年俊少夺目艳心，忽兴怀于赠芍，造成履不端；识字闺娃神迷意乱，即志憾于梅，名行顿改，旷夫怨女欲火滋燃，陡起旁私之念；尼僧孀妇悔心勃勃，每多丧节之私……此种罪孽，与十恶五逆，定加百倍，死无人身，永沉地狱，固其宜耳！
（《远色篇》）
《欲海慈航》历数了少年郎的种种“恶习”：偷看色情小说；同学间传言性话题；手淫，甚至与家婢“初试云雨”如此等等，必然百病丛生，渐成不治之痨，害了自己性命！这是恐吓。《远色篇》就说得更其危险了：作者连“亚圣”孟子的大言正论都表示了怀疑，认为他对“男女大欲”的论述于青少年极为不利，读多了反而诱导他们生出情欲。而作者认为，男女大欲乃是比十恶五逆严重百倍的罪孽，将“死无人身，永沉地狱”！
在宗教与社会联手围剿情欲的战役中，道学家及时地推出了各式各样的模范家庭，总结出这些家庭的“德育经验”，这就是屡见不鲜的名人“家训”，如像——
凡为宫室，必辨内外，深宫固门。内外不共井，不共浴室，不共厕。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男子夜行以烛，妇人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男仆非有缮修，及有大故，不入中门，入中门，妇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钤下苍头但主通内外言，传致内外之物。
（司马光《涑水家规》）
古者三年之丧，非殡、奠、葬、祭，夫妇不相见。贫家米盐琐细，势必相关，惟宿必于中门之外，相语必以昼，不得入房室。犯者不许入祠，挞四十，婚嫁丧疾费皆不给……古者期、大功，并三月不御于内。礼废既久，人性日漓，今酌定：期三月，大功浃月。犯者不许入祠，挞三十，丧疾费不给。
（方苞《家训·教忠祠禁》）
丧期三年内夫妻间不准性交，要说话也必须在白天！其余可想而知。在这样一种家庭、社会、人世、阴间合力围剿情欲的环境中，循规蹈矩的中国男子，必定被礼教“规范”成为阳痿患者，甚至性功能缺失。
清《独逸窝退士笑笑录·卷六》载有这样一则逸闻：长洲韩，字桂，官至尚书。年少时，情窦初开，在书斋内读书，见四下无人之际，悄悄掏出生殖器玩弄自慰。恰好猫在旁边见生殖器蠕动，“呼”地跳上他的膝盖。韩惊厥不已，又不敢告人，自此便再也不能勃起。长大之后，娶顾氏为妻，表面十分和谐，其实徒有虚名，夫妻间从无性生活。时人都很奇怪，韩尚书年轻有为，已经享有如此荣华富贵，为什么从不纳妾蓄婢？至此，他才稍稍向密友透露了一二……
很显然，韩生于诗书礼仪之家，家规极严，自幼便接受着性为罪的教育。偶一手淫，被猫惊吓，又羞又怕。自此便深怀罪感与耻感，终至把自己折磨成废人。实际上，正是禁欲主义的文化环境，阉割了无数个像韩这样的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