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性文化史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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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生机勃发的年代——那时我们还没有学会撒谎(2)

显然,卢本斯并不是在杜撰故事,他描写的是先后饱受过勃艮第公国、日耳曼帝国和西班牙蹂躏,又经历了残酷的宗教战争之后,法兰德斯人终于获得了一个难得的休养生息的大好时期,于是他们原始的生命力复苏了,历史的记忆也被激活了,来自所有方面的文化禁忌都失效了,一种更为健壮有力的“人”被凸现出来……这说明,酒神节的仪式从来就没有被人们遗忘过。

在稍后一点的17世纪,欧洲又开始盛行希腊罗马式的祭神仪式。这些活动中有一种似乎回归到了圣娼时代。在参与仪式活动的男女中,允许人们彼此亲吻身体的任何部位。在场的“魔鬼”们一旦提出要求,女人便有义务跟他们性交,不能拒绝。但“魔鬼”往往很坏,他们常常用淫具“把女人弄得大喊大叫”,因为那些玩具生殖器“就像骡子那玩意儿一样”,还“像鱼一样长着鳞片”,要么是“滚烫的”,要么是“冰凉的”……

到17世纪末,还出现过由皇家组织的群交狂欢活动:菲力浦二世的亚当节。高贵绅士和美丽的命妇淑女们,夜夜都聚集在永不消散的宫廷夜宴上,争奇斗艳,优雅风流,而每次宴会都有个高潮,那就是随意地群交……

酒神节狂欢所表达的性交崇拜和对群交历史的再现,一直深深地激动着人类,以致那种历史的记忆在心灵上已成为抹杀不掉的遗传痕迹。

如果说,罗马官方对酒神节活动的镇压是出于政治考虑的话,那么,上古时期的中国官方同样是出于政治考虑,在力劝它的人民积极参与“仲春之会”——一种类似酒神节的“团体操”狂欢活动。有趣的是,罗马帝国没能堵住汹涌澎湃的酒神节活动,自己却被裹挟进去,醉得一塌糊涂,最终导致了帝国的灭亡;而中国官方始终都领导着性游戏的潮流,常常开风气之先,上行下效,却能安邦治国,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

当然,仲春之会,高之祀,以及在中原衍成习俗的合独之风,在后世极权政治日益强大、儒学日渐成为显学之后,逐渐被主流意识形态认定为有碍礼教的淫秽之事,属“精神污染”,经过道学家篦子般的梳理和“清污”之后,已然绝迹,有关记载也差不多荡然无存了。就连前面所举的那首本已经是非常含蓄隐晦的《郑风·溱洧》,仍未逃过宋儒朱熹的严正批判,这位理学大师一针见血地指出:“此诗淫奔者自叙之辞。”

在朱熹的词典里,“淫”,已为十足贬义,成了一种罪恶。但在理学产生之前,淫字没有性丑恶的含义。据宋之前特别是先秦典籍,淫字的用法主要有这么几种:

浸渍——《周礼·考工记》:善防者水淫之。郑玄注:谓水淤泥土留著,助之为厚。《淮南子·览冥》: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高诱注:平地出水为淫水。

过度;滥——《书·召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尚书·大禹谟》:罔淫于乐。滥用、过度的意思。

久雨——《尔雅·释天》:久雨谓之淫,淫谓之霖。《左传·庄公十一年》:天作淫雨,害于粢盛。

大——《诗·周颂·有客》: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毛传:淫,大也。《列子·黄帝》:朕之过淫也。

迷惑、使之昏乱——《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赵岐注:淫,乱其心也。《吕氏春秋·直谏》:得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高诱注:淫,惑也。

从以上用法中可见,“淫”不包含以性为丑恶、以性为罪愆的意思。淫字字义的转化,是大文化开始禁锢性欲求的结果。然而,禁锢与开放相较,后者的历史要漫长得多,渊源要深远得多。流风所及,便有些无孔不入了。因而人们仍有可能从丰富的史料中,洞烛一度被后世封杀的历史。汉代首倡《五经》,立于学官;唐益为《九经》,以之取士;至宋,以朱熹为主编更定为《十三经》,儒家十三部文献取得了经典地位。在这一筛选过程中,虽时有取舍,但《春秋》三传始终都在选取之列。而正是在《春秋》中,保留了大量涉性的记载,从而生动地描绘出了当时的性风俗以及社会的性观念: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服,以戏于朝。泄冶谏曰:“公卿宣淫,民无效焉,且闻不令。君其纳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

(《春秋左传·宣公九年》)

陈灵公与他的两名臣子孔宁和仪行父,先后与已故大夫夏御叔孀居的妻子夏姬私通。夏姬,本为郑穆公之女,郑国素有淫风,此女未嫁时,在郑国先已跟自己的庶兄公子蛮兄妹私通;嫁至陈国后仍不免风骚放浪,时时红杏出墙。在她的儿子夏征舒十二岁时,丈夫夏御叔去世。夏姬益发放荡,每于幽会后以内衣赠送情人。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俱获所赠,所以穿上它在朝堂之上相谑为笑。从上面的记载中,可以看出陈灵公善两面三刀:一方面“虚心接受”泄冶的批评,另一方面却巧妙地借刀杀人以泄私愤。第二年五月,君臣三人共赴夏姬的住所株林欢会,宴饮中又开始相谑调笑: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公谓行父曰:“征舒似汝。”对曰:“亦似君。”征舒病之。公出,自其厩射而杀之。二子奔楚。

(《春秋左传·宣公十年》)

当时夏征舒已经承继父爵,做了陈国大夫,被人如此取笑,岂能容忍?因此忿而弑君。孔宁和仪行父则匆匆逃往楚国避祸。不久之后,楚庄王即慨然担当起“国际警察”的职责,率诸侯多国部队讨伐陈国,清算夏征舒的弑君之罪。夏征舒最后被车裂致死。

但楚庄王起兵的动机却颇为可疑:他在“伸张正义”之后,却对元凶之母夏姬流露出贪恋之情。为此,楚国君臣间爆发了一场以道德论争伪装着的美色争夺战,事见《春秋左传·成公二年》——

楚之讨陈夏氏也,庄王欲纳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诸侯,以讨罪也;今纳夏姬,贪其色也。贪色为淫。淫为大罚。《周书》曰‘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若兴诸侯,以取大罚,非慎之也。君其图之!”王乃止。

庄王终被巫臣这一番浩然正气的说教所震慑,没敢恣肆妄为。看来这庄王尚存着几分天真。但楚国大臣中毕竟有人色胆包天,子反也表明他想占有夏姬——

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蛮、杀御叔、弑灵侯、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何不祥如是?人生实难,其有不获死乎!天下多美妇人,何必是?” 子反乃止。

又是这个巫臣!照他说起来,夏姬是使庶兄公子蛮因与其通奸而早逝,是导致丈夫夏御叔不能尽享天年,是陈灵公被刺,是夏征舒遭车裂大刑,是孔宁仪行父出逃进而陈国遭难等一系列灾难性事件的引发者,几乎是一身祸水了。在巫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连哄带吓的劝阻下,子反也放弃了渔猎夏姬的打算。但事情至此还远没有结束。巫臣的一番滔滔宏论着实使夏姬掉价不少,最后竟被庄王“处理”给不中用的连尹襄老做了老婆。

没过多久,这襄老就在随军出征中死于异国。襄老的儿子黑要,接着占有了夏姬。到这时,这出戏的导演才终于粉墨登场了——

襄老死于,不获其尸。其子黑要焉。巫臣使道焉,曰:“归,吾聘汝。”又使自郑召之,曰:“尸可得也,必来逆之。”姬以告王……王遣夏姬归。将行,谓送者曰:“不得尸,吾不返矣。”巫臣聘诸郑,郑伯许之……

这个巫臣确实工于心计。他先让夏姬谎称去郑国迎取襄老的遗骸归葬,获得庄王准许,夏姬得以成行。紧跟着他就到了郑国,正式向郑伯礼聘夏姬为妻。绕了偌大个圈子之后,巫臣总算是击败了所有强大对手,最终独占了夏姬。此时楚国新君共王上台,巫臣恐事情败露,带着夏姬先是投奔敌国齐,恰遇齐师战败,又改投晋,晋国封他做了邢地大夫。此后,巫臣为保全家室性命,竟积极为晋国谋划通吴,并教吴以叛楚,这真是名副其实的投敌叛国了!

这一系列的国际纠纷,君臣反目,勾心斗角,奇谋诡智,竟然全是围绕着美人夏姬展开的!其精彩程度,较之于古希腊时为争夺美人海伦王后而发生的特洛伊战争,也不觉逊色。而史中所述夏姬,以美色倾倒那众多诸侯贵胄、王公大臣的事情,居然发生在她三十几岁到四十几岁的年龄,也着实令人惊讶。夏姬之美,恐怕“只宜天上有”了。

《春秋》中的涉性记载,绝不止于夏姬一事。而其情节,在今人看来也多离奇怪异。齐襄公与自己的妹妹文姜私通,这在当时可能并不算奇闻——伏羲和女娲就是兄妹相通,后世多以其交尾图为祥瑞。但在文姜已经嫁给鲁国国君桓公之后,仍还奸情不断,多少就有些过分了。更为过分的是,齐襄公为逞一己之私欲,与文姜永图好合,竟然派人暗杀了妹夫鲁桓公,其事见于《春秋左传·桓公十八年》——

十八年春,公将有行,遂与姜氏如齐。申曰:“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

看来,文姜与齐襄公兄妹的私情,在鲁国已是尽人皆知,所以当鲁桓公带着文姜访问齐国之前,申先打招呼,希望文姜有所收敛,不要再弄出事来,然而非常不幸,这次不光弄出了事,还让桓公丢了性命:

公会齐侯于泺,遂及文姜如齐。齐侯通焉。公谪之。以告。

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

文姜跟随鲁桓公在泺会见了襄公之后,兄妹俩又发生了性关系。桓公责骂了文姜,文姜立即向哥哥告了公的状。结果导致桓公在车中死于公子彭生之手。虽然后来彭生被作为替罪羊甩出来,为齐人所杀,但襄公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这是在你的国土上!桓公酒醉返寓,是你派遣彭生同车护送的!而受害者不仅是邻国国君,而且是你的妹夫!事发后,文姜并无愧疚之意,行为上也未作收敛,仍频频与襄公私会,而史书对此不置臧否。

齐国因性事而杀鲁国之君,也曾以性事魅鲁国之君:齐景公时,邻国鲁定公用孔子为相,鲁国国内出现大治局面。齐国为之而不安,怕鲁国强盛之后于齐不利。齐大夫黎建议,以女色腐蚀鲁国国君。他们选了八十名善《康乐》之舞的齐国美女,打扮得十分妖冶,再加上一百二十匹好马,一并送与鲁国。鲁国权臣季桓子代表国君出城验看“礼品”,竟在女乐面前盘桓了一整天,醉心不已,归报定公,并怂恿定公亲自前往验看。定公绕小路悄悄跑去,一见美女即大喜过望,立刻同意收纳。齐国使者提醒说那边还有好马,定公居然回答:光这美人已经够了,要马干什么?如此使人心旌摇曳的大群美女,一旦入侍君侧会发生什么情况也就不问可知了。此事见于《史记·孔子世家》——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遂行……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

其实孔子这是自绝政治前途,你何必走呢?让鲁定公玩他的女人去,好官你自为之,岂不是更能大展政治宏图?自然,孔子有另一番高见。但对于鲁定公来说,政治伦理又何如八十个美人来劲呢?可见儒之大道,在当时的好色之风面前真是不堪一击!

最令现代人不解的桃色绯闻,恐怕要数卫灵公之于夫人南子了。南子本宋国人,在宋时与公子朝先已有染。这宋朝自恃有美色,入卫为大夫,与卫灵公嫡母宣姜私通;没过多久,复又与南子勾搭成奸。南子性淫,孔子曾私下里会见过她一次,即所谓“子见南子”;又在灵公与南子乘车外出时搭他们的顺风车,挤在南子身旁,由此惹出了大堆说不清楚的闲话。好在灵公并不计较,因为他自有男宠弥子瑕相媚。弥子瑕偶然吃到个味美的桃子都不愿独吞,而将剩下的半个献予灵公,使灵公感慨万分。后世形容同性恋情谊用“余桃断袖”,此即为余桃。可能正因为灵公“外嬖子瑕”,所以会“内惧南子”。但宋朝却始终惴惴不安,怕事败获罪,竟伙同齐豹、北宫喜等人密谋叛乱。事件平息之后,宋朝逃亡晋国。怎奈南子对宋朝思念不已,而灵公不仅不追究宋朝的叛乱罪行,居然还亲自出面召宋朝回国,安排其与南子幽会。事见《春秋左传·定公十四年》——

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会于洮。太子蒯聩献盂于齐,过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太子羞之,谓戏阳速曰:“从我而朝少君,少君见我,我顾,乃杀之。”速曰:“诺。”乃朝夫人,夫人见太子。太子三顾,速不进。夫人见其色,啼而走,曰:“蒯聩将杀余。”公执其手以登台。太子奔宋。

惹出麻烦的是,太子蒯聩听到了宋地的乡下民谣:我们的公猪既已给你们的母猪配了种,为何还不将它还给我们?这自然是暗喻卫灵公召宋朝滞于南子身边。于是,太子起了杀母之心。结果事未策划周密,杀手戏阳速临场不予响应,使灵公得以拉着南子的手登台掩避。而太子则被迫逃亡至宋,尔后又转晋。于是蒯聩的儿子辄成为卫国新君出公。

其实,喜婚外之恋的女人在卫国不独南子。太子的姐姐孔姬也好此道。孔姬下嫁给孔圉为妻,生孔悝。孔圉有家臣浑良夫,高大白皙,不知不觉间便“内通”了孔姬。后来逃亡在外的蒯聩正是通过浑良夫,与姐姐孔姬密谋挟持了握有重权的孔悝,成功地发动了宫廷政变,驱逐了出公。在这次政变中,孔子的学生子路逞匹夫之勇,起而反对政变,结果壮烈牺牲,被蒯聩剁成了肉酱,还作为礼物派人给孔子送去……

在上述几则涉性事件中,似乎都没有出现“道德法庭”或舆论谴责之类的插曲。妻子有外遇,丈夫尚能处变不惊,如鲁桓公;或从旁襄助,如卫灵公。尽管绯闻往往伴随着流血,但暴力并不来自道德惩戒。孟尝君听说有门客勾引自己的妻子,并且已经得手,态度却出奇地坦然——

孟尝君舍人有与君之夫人相爱者。或以问孟尝君曰:“为君舍人而内与夫人相爱,亦甚不义矣,君其杀之!”君曰:“睹貌而相悦者,人之情也,其错之,勿言也。”

(《战国策·齐策》)

是政治挂帅,还是人文精神?无论属于何者,孟尝君都堪称一条好汉。

4.淫非大恶,不过天地万物之心

自春秋以至汉唐,社会性心理总体上呈宽松状态,男女性关系也较为随意;仲春遗风时隐时现。且从《史记·滑稽列传》看齐威王时的卿大夫淳于髡,自己描述他酗酒时的情景:

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罗襦襟解,微闻芗泽……

男男女女自由地混坐在酒会上,手握着手,耳鬓相摩,醉眼乜视,鞋袜混成一团,直饮至灭掉灯火,脱去衣服……

这说明,当时的上流社会已不限于仲春之季的“野合”,而是动辄就在家中举办私人欢会。于是,在作为群众活动的仲春之会日渐式微之后,淳于髡式的私人欢会成为风雅传统。

魏晋文化有“中国文艺复兴”之誉,而其男女聚饮最似淳于髡式的欢会,且有过之。魏晋间,文人、贵族皆放浪不羁,李贽《初潭集·卷十七》中说:

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母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