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不敢怠慢，马上一面磕头一面哭着回答：“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随后，刘备又颁下诏书留给儿子后主刘禅，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表面看来这是刘备、诸葛亮君臣之间互相推心置腹交往的结果，历代的评论家也觉得刘备虽然一生糊涂，但是在临终之前并不吝惜自己的江山，而是希望把国家交给贤明的诸葛亮来治理。其实不然。确实，这一托孤之语，是刘备一生中真正精彩的地方，但这精彩之处在于他这番话背后的意思。
蜀汉政权建立的基础本身就不稳固，刘备的江山取自刘璋，而刘璋则是继承了父亲刘焉的势力范围，刘焉又是汉政府派到益州的外来势力，所以和本土大家族向来关系不合。刘焉、刘璋父子在益州经营二十多年，吸收了以关中等地区进入益州的外来官僚、从外地归乡的益州本地官僚和雄霸一方的益州本地大地主这三部分力量，形成了自己麾下的松散政治集团。刘焉接受东汉政府任命来到益州的时候，就曾经屡次和益州本地的豪族发生摩擦和矛盾，甚至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用武力消灭对方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刘璋在位期间，则注重吸纳外来的人才，一方面充实自己的势力，一方面对抗益州本地的豪强，让益州的统治趋向稳定。
而刘备不但从刘璋那里继承了和本地士人的不和关系，而且还背负了刘备集团和刘璋集团之间的冲突。因而，蜀汉政权在和孙吴交兵大败之后，最大的威胁并不在于作为敌国的曹魏和孙吴，而在于国家内部。蜀汉内部由于政权更替而形成的刘备部属和刘璋旧部之间的矛盾纠葛，是蜀汉政治中的隐患，随时可能暴发成为急症，所以刘备不得不防，但由于时日无多，已经无力处理，只能寄希望于和他心意相通的诸葛亮了。
作为权杖的接力棒
刘备最初是接受了刘璋的邀请进入益州的，而进入益州之后，刘备的部属和刘璋的旧臣之间，就形成了“主客”、“新旧”的关系。而刘璋旧部因为已经和益州本地政治与社会相结合，在统治上占据主动地位，刘备夺取了刘璋的政权之后，广泛任用自己的亲信下属，一时间让主客、新旧的地位倒转过来，一切重要的正职都被刘备属下的“新人”所占据，刘璋旧部怎能没有怨言，所以，为了平息刘璋旧部的怨气和不满，把原来刘璋手下的董和、黄权、李严进行重用，意在安抚人心。而刘备的养子刘封被委派节制一方，他手下管辖着刘璋部下的旧臣孟达。刘封仗恃自己的身份，所以对孟达百般刁难，甚至派人夺走孟达的吹鼓乐队，让孟达十分生气，所以，孟达乘着刘备手下的大将关羽被孙吴军队袭杀、荆州失守的机会，率领兵士归降了曹魏。这一事件让刘璋旧部对刘封和刘封的养父刘备十分不满，他们认为是刘备授意刘封逼走了孟达，所以群情激愤，要求刘备处理此事。刘备深知如果此事处理不妥当，必然难以向刘璋旧部交代，于是只好赐死刘封，让刘璋旧部看出自己一视同仁并不偏袒自己亲信的决心。
虽然刘备十分注重平衡矛盾、处理内部新旧关系，但刘备从称帝到去世，中间不过短短三年左右的时间，根本没有时间完全弥合益州旧臣和蜀汉新政权之间的所有矛盾，也不能将自己手下所有的政治资源一一整合，在这样的情况下，用诸葛亮后来的话说，那确实是“败军之际，危难之间”。所谓败军之际，是指刘备在与孙吴的战争中大败而且自己染病身亡，所谓危难之间，就是因为刘备的去世，刚刚建立不久的蜀汉政权因为新旧臣僚的冲突矛盾而趋向内乱和倒台的危险。
刘备是个一生善用权谋的政治家，他不会不知道蜀汉政权内部有潜在的危险存在，所以，他在白帝城托孤的时候，安排诸葛亮和李严共同接受遗诏。诸葛亮是刘备的班底，李严是刘璋的旧部，二人接受遗命共同辅佐幼主，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手，这种安排本身就出于尊重新旧双方的利益，共同尊崇等量齐观的考虑。在安排辅政大臣的方面刘备都考虑得如此周密，那么在他一生最后的命令中，对诸葛亮所说的托孤言论，怎么可能会不考虑到如何处理他身后蜀汉政权内部新旧臣子之间的关系，如何摆平小皇帝和旧臣之间的关系这些难题呢？
从蜀汉政权内部结构来看，以李严为首的刘璋旧部在数量上占多数，而刘备的心腹班底在其中只是少数派。但是，因为刘备打败了刘璋成为益州的主人，所以刘备的旧部也就随之反客为主占据了朝中的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是刘备成为蜀汉政权皇帝的基础，失去了这一点，刘备及其继承者也就失去了统治蜀汉的力量，所以，刘备绝对不允许在他死后出现形势逆转的现象。起用李严，并且任命他做托孤的辅政大臣，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平衡势力，安抚矛盾，避免双方起冲突。但是，李严获得了辅政大臣的身份之后，既可以作为刘璋旧部的领军人物，率刘璋旧部与刘备部下合作，又可以利用其辅政身份和在刘璋旧部中的威信与地位图谋不轨。因而，刘备还要准备好厉害的后着防备李严才行。所以，他在托孤的时候，对诸葛亮说出了那番“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话。
在刘备看来，当时自己的儿子刘禅年纪尚幼，无法和李严为首的刘璋旧部周旋抗衡，所以只能依靠自己的心腹来完成平衡内部、整合新旧政治资源的工作。而朝中大臣里，真正可以托付的，只有诸葛亮，因为诸葛亮既是自己的心腹，又是自己在进入西川之前的班底，更是自己老部下中的领袖人物。诸葛亮在接受刘备的遗诏，辅佐年幼的君主执政方面，和李严是地位平等、不分高下的，但是，如果要预防李严为首的刘璋旧部发动内部的叛乱，就必须授予诸葛亮特别的权力，让他可以有控制李严而不被李严压服的特殊名义。所以，刘备的托孤遗言，所谓在关键时刻令诸葛亮对蜀汉政权“君可自取”的嘱咐，正是为了在接受遗命的李严面前，突出诸葛亮的特殊地位，暗示如果刘璋旧部有所行动、阴谋叛变的危急时刻，通过国家行政方面的力量无法有效处理时，诸葛亮可以为了刘备集团的利益，不顾君臣名分，走向前台，自取帝位来与旧人们相抗衡。
果然，诸葛亮明白了刘备的用意，在刘备去世之后，诸葛亮以蜀汉皇帝的名义，任命李严镇守江州（今重庆市）。表面上看来，李严镇守江州，可以和诸葛亮遥相呼应，对蜀汉政权进行分治，实际上，这一举措不但让李严不能返回蜀汉的政治中心成都，而且诸葛亮还委派刘备的部将陈到为永安（白帝城）都督，起到随时监视李严的作用。这样一来，李严虽然名义上是刘备钦点的“顾命”大臣，却对蜀汉中央政治没有插手的余地，只能做一个象征性的朝臣领袖而已。
）4.软着陆中土著地位的变化
曹操使北方的权力资源配置达到了相对优化的状态，并在此基础上能够使他的儿子曹丕顺利走上从东汉臣子向曹魏皇帝转变的建国之路，实现政权建设的“软着陆”，使自己的统治从一个战争状态下的临时军政府变成一个完全具有各项内政外交职能的常态国家。
曹操曾经赋诗表达自己的胸怀，其中有几句十分有意思：“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如果不觉得牵强附会的话，完全可以把这当做曹操自己在处理北方统一问题时的个人心态写照。
“月明星稀”——曹操扫平北方的大小军阀，一枝独秀，他就好比中天的明月，而那些残存的军阀力量，也不过是稀少的星斗；
“乌鹊南飞”——象征着曹操军事战略，正要在北方统一之后，向南进发；
“绕树三匝”——自己从少年时代做汉朝的臣子，忠心为汉朝服务，到青年时期弃官归乡，以读书和结交天下名士，再到重新出山组织军队，加入中原地区的争霸。这三种不同状态的变化，都是围绕着汉末的变乱局面而产生的，也都是围绕着汉朝中央政府的政治现状而产生的；
“何枝可依”——在扫平了北方军阀之后，他对北方的统治政策抱有顾虑：自己是北方的霸主，但名义上是汉朝皇帝的臣子；汉朝的皇帝是他所控制的傀儡，也是他讨伐其他军阀的政治借口；地方大族是他打击其他军阀时的敌对力量，又是他实现北方统一之后不得不使用的统治同盟力量，所以，他暂时无所适从，不知道哪根树枝才适合自己落脚。
用曹操的诗说事，只不过是开玩笑，但是对此作出的解释，却是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真正出现的情况。北方的情况，和南方的江东与蜀地相比，形势更加微妙，矛盾更加复杂，并不能简单地分几个步骤处理下来了事，而是要一个一个地解决，并且一个一个地收服。所以，曹操虽然在军事上统一了北方，但是军事征服后对北方政局的整顿则需要一个更加长的时间，这就是曹操一生都没有称帝的一个原因，也是曹操在赤壁之战失利后终其一生都没有对南方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原因。
曹操是三国时代少有的政治实干家，他不像孙策和刘备一样无法完成军事征服之后政治整合的工作而把问题留给后人。他也是一个深具韬略的智者，凭借自己的能力，在汉末的大小军阀中异军突起，成为最后中原乃至整个北中国的统治者，在他控制的区域之下，作为军事征服者，曹操如何对待旧日各个军阀的“军政府”属下的旧臣，是一个十分现实的关乎大局稳定的政治问题。相对于刘备和孙权而言，曹操的举措更为稳健和有效，对待不同类型、不同背景的臣下，曹操的处置办法也有所不同，在不断的调整和重新组合之后，曹操使北方的权力资源配置达到了相对优化的状态，并在此基础上使他的儿子曹丕顺利走上从东汉臣子向曹魏皇帝转变的建国之路，实现政权建设的“软着陆”，使自己的统治从一个战争状态下的临时军政府变成一个完全具有各项内政外交职能的常态国家。
在曹操的一生中，“绕树三匝”是他政治生涯的三个阶段，其中第三个阶段，也就是重新出山组织军队参与中原称霸的时期，是他走向“何枝可依”的关键时期，也是他统一北方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面，他对青州、徐州一带的地方军队的态度，以及在和袁绍争霸时运用的政治资源整合办法，是他选择“落脚的树枝”的重要两步。曹操靠着审时度势的能力，走好了这两步，为日后的曹魏基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说青州、徐州的地方军队问题只是一个军事层次上的政治问题，那么曹操和袁绍争霸中原的时候遇到的则是一个多层次的政治问题了。
袁绍在当年讨伐董卓的时候，任诸侯的盟主，这是因为他出身显贵，而且很多地方的大家族都背后支持他。豪族们在袁绍身上压宝下注，认为袁绍一定是未来中原的主人，所以对袁绍在经济、军事、政治方面进行了鼎力支持。袁绍也明白大族的意思，他便吸收了大批的豪族子弟和儒生加入自己的军事政权，并且按照豪族的意愿来进行自己的政治活动。这样一来，虽然袁绍是符合了大族的需要，但是他自己也被大族限制了，成了大族势力的简单代言人，没有太多的个人创意，显得束手束脚。而曹操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政治资源，所以对一切可以拉拢的力量都予以争取和保护。当杨彪、孔融这样的出身世家的大族子弟为了效忠汉献帝而加入曹操阵营的时候，曹操对他们十分爱护，甚至十分尊敬。袁绍不能容忍这种大族子弟中出现投靠曹操的事情，他甚至要求曹操杀掉杨彪和孔融，曹操抓住这个机会大做文章，说袁绍根本就是对大族的权力有野心，打算吃掉大族的势力，而自己真正是为了保护他们，所以一定要保全杨彪和孔融的性命。这样一来，大族们对袁绍的支持开始有所动摇，曹操在袁绍和大族之间打开了缺口，为最后战胜袁绍开凿了一口泉眼。
可能现在看来，袁绍和曹操两人用杨彪和孔融说事，好像吵嘴一样，很少人会相信，但是，当时是个乱世，有了风吹草动就会人人自危，更何况是身家性命的事情呢。所以，大族们宁可信其有，也不信其无。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就是这个道理。日后，曹操就是凭着随时抓住机会瓦解袁绍和大族的同盟，或者使用攻心战术，或者打击袁绍后方的大族豪强，让袁绍失去了很多的依靠，才能在官渡之战里和袁绍一决雌雄。
看上去，曹操对待青州军队，和对待地方大族，使用的都只不过是权谋，但是，要知道，权谋的背后也要有战略思想在，否则权谋就变成单纯的阴谋，可以骗人一次两次，却骗不了三年五载。曹操的战略思想，就是要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政治资源，为自己服务，打击对手。正是这样，曹操才能一面走向霸主地位，一面进行内部整合，不断调整统治的政策，让自己手下那些原来分别属于不同军阀的旧臣得到发挥才能的机会，把中原地区建设成自己可以牢牢掌握的地方政府，而不是临时性的军事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