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人做事讲规矩，所以，围绕着不同性质的事情，创立了很多的规矩，又围绕着不同的规矩，发明了很多名词。不但国家大事有规矩、有名词，就是家庭邻里之间，也有像模像样的规矩和名词。就拿过去对妻子的称呼来说，“拙荆”、“内人”就既表示了男子自谦的风度，又表示了女子在男子眼中只不过是家庭之内干些粗笨活计的劳动力而已，语汇之生动、含义之丰富，由此便可见一斑。
在古代中国，最为讲究的是伦理，伦理是什么？说白了，就是排队的规则。是不是因为大家都十分讲究规矩，所以才制定出那么多规则来？恰恰相反，古代讲究伦理这种排队规则，正是因为大家都不想排队，相持不下，只好妥协，按照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标准，制定排队规则，然后依次找好自己的位置。
当排队时的位置确定下来，人们就要给这个位置贴上一个标签，这样的标签，就是各种名词。一旦你身处一个好位置，可能坐位上会有“忠臣”、“孝子”、“烈女”之类的褒义词，而如果不小心占了个坏位置，马上就会看到“奸佞”、“弄臣”、“叛逆”字样的黑标签。中国人虽然热衷于排队，但是特别怕自己成为队列中被唾弃、被指责的一分子，因为在排队规则中，队列中大多数人的舆论力量是可以产生影响、改变队列次序的。所以，除非是舆论倾向于自己，否则那些队列中头脑清醒的大政客们是不会轻易地把自己推向被舆论攻击的境地的。
一旦背上了“叛逆”、“弑君”、“弄权”、“谄媚”等恶名，就意味着在政治生活中违背了正常的秩序，那么自己以后的政治道路将举步维艰。所以，不到稳操胜券的时机，那些成熟的政客们是不会公然违背现行的政治秩序的，他们所做的，是阳奉阴违，通过一个过渡性的政府，搭建自己的权力平台，快速实现政治权力的重组，再彻底结束旧的统治秩序，然后自己走向前台。
）1.龙袍的衬衫用途——权臣的韬晦哲学
历史学家翦伯赞打过一个比方，说曹操享有皇帝之实，而没有夺取皇帝之名，是个“把黄袍当成衬衫穿在里面”的政治家。
权威建设的瓶颈
中国古代的政治，讲究的是在既定的政治秩序下，对人的行为和所受的待遇进行规范化，也就是所谓的“名正言顺”、“名副其实”。只有当一个政治家享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他才能做和这一地位相符合的事情，否则，不是僭越，就是无作为。同样，如果一个人有了一定的作为，那么就应该授予他相应的地位和身份，不然，国家或皇帝就是忽视人才或昏庸。这种原则有一定的适用范围，那就是有人来给政治家所拥有的“名”和“实”进行评定。那么，什么样的时代能够有人来进行“名”与“实”的评定呢？那就是政治上保持大一统，思想上保证一元化的时代，也就是各方面都保证权威至上的时代。
权威是什么？就是掌握权力资源的人能够享有广大的社会影响力，也就是权力产生引力场，由权力产生影响，而不是由个人的风度、修养等素质产生影响。权威至上，就是都承认现有的统治秩序，让大家都可以按照规章制度排队，按照先后顺序获得应有的利益。
不过，在乱世，这种权威至上的原则很明显就不存在了，所以更谈不上什么适用不适用的问题。到了乱世，权威受到挑战，原因是很多人都想做权威，可是权威既无法轮流做，又无法并存很多权威，更加没有如何进行权威“争霸赛”的规则——当政的权威，怎么能允许有人挑战自己呢？如果允许随意挑战权威，那还何谈什么权威至上啊？
要旧的权威下台，新的权威登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还需要一个过程。为什么需要过程呢？还是因为权威至上的原则。旧的权威根本不可能自动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旧权威要尽力保护自己既有的一切，当然不可能自动退场，而因为旧权威手中还有一些重要的权力资源，所以，要建立新权威，必须想办法消解旧权威的权力资源及其影响，同时建立新权威的权力资源和权力引力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新权威的顺利树立，旧权威的偃旗息鼓。而消解旧权威、建立新权威的过程，往往是通过建立过渡性政府来实现的。
过渡性政府，顾名思义，是一个并非常态的临时性质的政府。但同一般意义上的临时政府不同，过渡性政府的作用，就是为了消解旧权威、建立新权威，建立这一政府最重要的目的，并不是立法、行政，而是整合权力资源，使权力资源、社会资源、舆论导向全部倾向于自己一方。等到这个目的实现，过渡性政府的使命也就结束了，马上就会从这个过渡形态转变为日常形态。
中国每到改朝换代的时候，过渡性政府往往就会出现，所以，从现象上来看，中国是和平实现政权过渡最多的国家，也是在最高统治者这个层次不流血而实现改朝换代最频繁的国家。过渡性政府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个政府由当时掌握霸权并试图建立新权威的人控制，可是名义上政府又效忠于旧权威的代表。
三国时代正是这样。名义上的统治者依然存在——那就是汉朝的皇帝，虽然每个手握大权的实力派都想取而代之，但是谁都不愿意主动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为什么呢？因为汉朝的皇帝虽然已经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力，但是还享有一个天子的头衔，而按照儒家的说法，天子是不能随便取代的，否则就是篡权、僭越。要取代天子，除非上天有明确的意旨降临，或者天子的个人行为已经证明他过于失德才可以。如果不遵照这个原则，改朝换代就是不合理的，就是应该受到人民唾弃和反对、历史的鞭挞的。
既然皇帝不能轻易换，那么就让皇帝留在“天”的羽翼之下好了，只要牢牢控制住了实际的政治权力，那就是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了，何必非要在乎皇帝这个名号呢？这就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一种对儒家政治学说的反抗。
三国时代，真正做到建立一个过渡性政府，把一切权力都掌控在自己手中，只把莫须有的上天留给皇帝本人的，只有曹操一个人。曹操自从建安元年（196年）把汉献帝挟持到许昌之后，就开始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行动。而这个行动，正是在保证了旧权威汉朝皇帝依然保有其天子名义的基础上，进行权力资源的整合与重组的。
“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口号，和春秋时期的“尊王攘夷”政策差不多，都是以名义上的天子作为政治招牌，扩充自己的政治实力的一种办法，而不同的是，春秋时代还没有哪个诸侯敢于把周天子从天子王城挟持到自己的境内。但是曹操可以，为什么？因为东汉和春秋不同，春秋时代的诸侯，自己封国的地界非常明确，要是把天子带到自己的境内，肯定会被指责甚至围攻，而曹操生活的汉末三国时期则不同，地盘都是靠打出来的，根本没有什么地界划分，而且名义上这整个天下都是汉朝皇帝的，到哪里不是都一样？更重要的是，如果曹操不挟持汉献帝，也有别人会挟持汉献帝，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曹操将在政治上陷入被动的境地，因为自己手中没有那个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所以，汉献帝在当时就是一面旗帜，得到了他，就可以号令群雄，所以各路军阀都欲得之而后快。
曹操不称帝的真正原因
随着曹操逐渐在北方的争霸战争中取得胜利，他的政治地位及权力也随之与日俱增。曹操把汉献帝接到许昌之后，就假借汉献帝的名义，封自己为丞相，作为当时行政的最高长官行使治理国家的权力。到了扫平中原之后，曹操又被汉献帝“封”为司空，做了只有德高望重的大臣才能做的“三公”之官。
说起来有趣，在三国时代，做过三公的人，下场往往不大好，董卓做过太师，王允做过司徒，杨彪做过太尉，他们基本上都是死于非命，这就好像凡是遇到整十年（比如1900、1920、1940、1960）就任美国总统的人都会被刺杀一样，成了一个被诅咒的官职了。不过，从曹操开始，三公死于非命的命运结束了，曹操以后，华歆、王朗等人以老臣的身份出任三公，照样是得享天年。当然，这是闲话，书归正传。曹操做了丞相这个行政长官之后，又要做三公这样的群臣领袖，做了群臣领袖之后，又想要位列王侯，于是，汉献帝只好同意他的请求，封他为魏王。封王之后该做什么呢？按照升迁的路线，王已经是最高的臣子待遇了，再向上升，就只能做皇帝了。
但是，曹操终于没有做皇帝，一直到死，他就只是“魏王”而不是“魏武帝”。为什么会这样？是他不想做皇帝，还是不敢做皇帝，甚至不屑做皇帝？有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当年一些大臣为了奉承曹操，联名上表请求曹操废掉汉献帝，自己取而代之，曹操的堂弟夏侯惇听说之后，马上面见曹操，劝说曹操千万不可以称帝，否则会给当时在南方的孙权和在西部的刘备攻打曹魏的口实，此事必须慢慢从长计议。曹操当时对夏侯惇说：“你讲得很对。”过了不久，曹操因为“头风”病复发去世了，夏侯惇非常悔恨，觉得因为自己的劝阻，曹操才没有在有生之年做上皇帝，因为这件事，夏侯惇一直闷闷不乐，最后自己把自己郁闷死了。
这件事情说明，夏侯惇认为曹操还是想做皇帝的，只不过还没有等到最好的机会。为什么曹操在北方已经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威后，还没有称帝的最好条件？因为汉朝皇帝身上那受着上天庇护的遮羞布还在，曹操怕揭下那层遮羞布之后，舆论会对自己不利，更怕当时与他并存的孙权和刘备借机制造事端，所以才不得不把称帝的计划无限期搁置起来了。
还有一个事情恰恰可以说明曹操的担心。赤壁之战后，曹操不再向南方大举进攻，而是致力于北方的战后重建工作。过了几年，北方生产恢复、人民安居乐业，一派繁华景象。孙权趁机写信给曹操，说你现在深受万民景仰，应该从魏王一跃成为皇帝才是。曹操看了孙权的来信之后，冷笑一声，恨恨地说：“孙权这小子想让我坐在火炉上面吗？”这句话一语双关，既说明了冒天下之大不韪谋权篡位不可行，还因为汉朝号称得到“火德”，自己要取代汉朝，就是要胜过“火德”，也就是坐在火炉上面的意思。孙权的信固然一半是试探一半是挑唆，曹操的回答也是一半拒绝一半不甘心。
曹操实际上拥有了皇帝的权威，一切朝政都由他处理，汉献帝只不过是后宫的男主人而已，根本管不了宫墙之外的事情，甚至宫内的事情他也管不了——曹操因为政治斗争的原因，先后杀了董贵人、伏皇后以及她们生的几位皇子，汉献帝当时所能做的，只是号啕大哭而已。一切的生杀大权都在曹操手中，他只不过缺一件披在身上的龙袍而已。
历史学家翦伯赞曾经打过一个比方，说曹操享有皇帝之实，而没有夺取皇帝之名，是个“把黄袍当成衬衫穿在里面”的政治家。这个比喻十分有意思，前面已经说过了，“名”和“实”只有在权威至上的原则得到保证的时候才能统一，而曹操生活的时代，没有什么绝对的权威，所以曹操的职称评定迟迟不能落实，只能穿着龙袍改制的衬衫过过瘾而已。
事实上，不称帝对曹操而言十分有好处，这也是曹操的高明之处。保留了汉献帝，他就可以打着天子的旗帜，在迎接汉献帝之后不久便轻而易举地尽收豫州之地，并使关中诸将望风服从；而他以汉献帝作为一个形同虚设的皇帝，可以在一些征服战争中争取和平，避免血腥的厮杀，让大小诸侯们可以掩耳盗铃，“名正言顺”地归顺代表汉献帝的曹操。荆州的刘琮投降曹操，江东的张昭、秦松劝孙权投靠曹操，也以此作为挡箭牌。
把龙袍当做衬衫，最大的挑战来自自己的权力欲，所以，曹操非常清楚，一定不能贪图虚名，才能牢牢掌握实权。建安十五年（210年），因为汉献帝要封给曹操十万户人家作为魏王封国的人口，他表示拒绝，并且写下一篇《让县自明本志令》发给群臣。这道令中再三解释自己并无代汉之意，还提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还能侍奉主公的周文王，有以此标榜自己的意思。曹操明确提出：“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
曹操这段话，有合乎情理之处，“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可不就是不能随意称帝而要作好一切的准备再动手的意思吗？且不说称帝，就说汉献帝封十万户给他，打算让他辞去官职、放弃兵权，他已经看穿了，并且明确表示拒绝，甚至以放弃封地为交换条件。他用这样的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他要向群臣暗示他不会放弃军政大权。永远不弃权，就意味着身后让儿子继承自己的权势，并解决代汉问题。曹操的真正用意是告诉群臣，自己不会称帝，但是不放弃做实际上的掌权者这一地位，而且这种格局不但自己要做，自己的儿子也要继承下去——如果真正按照曹操的想法发展下去，那么也许曹魏的政治格局会比较像日本的幕府时代，皇帝成为傀儡，将军才是实际的当权者，但将军永远不会废掉皇帝自己取而代之。
后来，曹操手下的谋士陈群等人劝曹操称帝，曹操这次没有长篇大论，只说了一句饶有深意的话：“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这和《让县自明本志令》里面强调的“三分天下有其二……周之德可谓至德”正可以呼应，说明曹操只是想对现有的权力结构进行整合，一旦重组成功，那就是从周文王到周武王的转变了。
）2.木偶戏与双簧
权臣当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把皇帝当做木偶，需要皇帝根据自己的意愿做事，就提起木偶身上的线，让木偶活动活动；另外一种是把皇帝当做哑巴，只要皇帝坐在那里随便张嘴动一动，自己在别处说话，和皇帝配配口型，亲自发号施令。
皇帝是一种资源
让皇帝做木偶与和皇帝演双簧有什么区别呢？做木偶的皇帝，看上去死气沉沉，毫无自己的动作；演双簧的皇帝，看上去还颇有生气，但是一句话也不能说，只能保持张嘴闭嘴的口型而已。一般来说，后宫的后妃或者宦官专权的时候，皇帝会成为木偶，而外朝的大臣弄权的时候，皇帝会成为双簧演员。说得直白一点，后妃垂帘听政或者宦官专权的时候，皇帝是什么也做不了的，只能机械地签字画押或者出席一些根本无须耗费脑力的礼仪活动，比如祭天。而做双簧演员的皇帝，则可以开口，有时候还可以和权臣一问一答，但是说到实质性问题，则全都是权臣在讲话，皇帝或者照着权臣的意思去宣布，或者就成为哑巴。
这两种现象的差异源头在哪里？在掌权者对当时政治资源的控制程度。
权臣对政治资源的控制，远远超过后宫，权臣甚至不需要控制皇帝，他们只要控制了朝廷，让所有的朝臣不能对自己的看法有异议，皇帝说什么也就无所谓了，虽然皇帝可以开口，但是最后还是要和自己保持一致，因为朝中大臣支持的都是权臣而不是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