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记载上说，嵇康被杀，是因为钟会的诽谤。这里还有段故事，说钟会听说嵇康的大名，非常想结交嵇康，但是他到了嵇康的住所，看到嵇康正在打铁——这对嵇康来说，是一种健身活动，也是一种表示和其他士人不同的表演——钟会就在旁边看着，后来见嵇康没有见他的意思，就转身要走，这时候嵇康突然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后来，钟会回去就因为被嵇康冷落的事情而心怀怨气，向司马昭进谗言，促成了嵇康的被杀。这显然是牵强附会的说法，嵇康在当时，是全国闻名的名士，司马昭也知道他的事迹性情，之所以一直没有处理嵇康，就是因为司马昭觉得他的个人行为不妨碍统治，既然这样，钟会的谗言又算得了什么？要知道，钟会也在司马昭面前说过阮籍的坏话，司马昭还是一样地优待阮籍。所以，杀嵇康，完全出自司马昭自己的意思，和钟会的谗言无关，杀他的理由，自然是因为他公然和司马氏的统治思想对抗的缘故。而司马昭随便给他安上一个不孝的罪名，更是一种立威的表现——既然嵇康口口声声反对名教礼法，那就偏偏要用名教礼法来给他定罪，这不正说明嵇康反对礼法的行为是不自量力、螳臂当车吗？嵇康一生反对礼法，最终要死于礼法之下，司马昭这一着棋十分高明。
按照后人的说法，嵇康是一个对朋友十分温和的人，但是他对自己看不惯的事情，却总是要骂个痛快，这种行事的作风，和阮籍的“青白眼”实际上是一样的，不同的是，阮籍只是用眼色来表示自己的好恶，并不宣之于口，而嵇康却要说个痛快，甚至写出来让天下人共同欣赏，虽然这可以让同好者拍手称快，但是更会让反对者恨之入骨。嵇康自己也知道这样做的危险，所以，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面，承认他十分佩服阮籍“口不臧否人物”，说自己做不到这种境界，说明他还是深知自己和阮籍之间的区别。阮籍做人比较有分寸，对一些敏感的事情避而不谈，甚至只用眼神来表达感情，而嵇康性格过于偏激，什么都要说个清楚明白，不免会犯了忌讳。这正是阮籍和嵇康之间的政治分野：阮籍是得过且过，嵇康是痛诋时政。
嵇康死后，那些原本消极避世和痛诋时政的士人们人心惶惶，有人干脆闭门不出隐居深山，有人则好像惊弓之鸟一样，对政治采取了妥协的态度。
向秀是嵇康的好友，以前曾经和嵇康一起讨论时政，交换对人生、艺术的看法。他原本和嵇康一样，对当政的司马氏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但是，嵇康的死给了他很大打击，让他感觉到国家机器的可怕，于是，当他自己面对司马昭政权的招募时，不得不低头赴任。司马昭知道向秀这个人以往的表现，特意接见他，问他说：“我听说你一向有隐居的志向，为什么今天会加入我们的政权呢？”向秀回答说：“这是因为巢父、许由这样狷介的人物不识大体，不能服侍尧这样的圣人，那还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司马昭听到之后十分高兴。
向秀的回答十分低声下气，而且把司马昭比做上古的圣人尧，这种谄媚显得有些肉麻了。而他选择入仕，也并不是一心想辅佐司马昭，而只是为了保全性命，不会重蹈嵇康的覆辙。他的仕途经历，也是平平淡淡，自从和司马昭这一次会面之后再无可以书写的内容。他此后一直没有做什么显赫的官职，把在朝当做了在野，过着“吏非吏，隐非隐”的生活。
向秀在嵇康死后的转变，正是从“嵇康”走向“阮籍”的转变，是一种在强势的政治高压下士人不得不与之合作，却又不积极合作的生存状态。俗话说“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正可用来形容士人的这种生存状态。而无论是阮籍、向秀的得过且过，还是嵇康的偏激不羁，都是三国时代社会价值观念解体的情况下催生的，这个时代，节烈忠义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得过且过也被人称为有大智慧，无论坚持什么样的人生信条，都可以在三国舞台上竞领风骚。
）5.政策的模糊化和生存伦理的多元化
在人们的信仰世界，出现了生存伦理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就是否定了两汉时代儒家学说一统天下的局面，转而承认其他的学说和理论也可以堂而皇之地成为世人信奉的真理。
即便是在动荡的时代，暂时性的观念和规则也必将朝着固定化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从临时性走向制度化、日常化的转变，而只有出现制度化、日常化的政策和规则，乱世的各种非常态行为出现的频率才会降低，一切走向有秩序才有可能。而从“乱世”到“太平”，正是一个从无序化走向秩序化的过程。
随着从两汉走向三国，原有的秩序逐个被打破、被摧毁，人们固守的一些道德和价值观念也荡然无存，而随着三国时期“分久必合”的趋势出现，如何重建一种秩序，则成为时不我待的问题。在政治上是这样，在制度上是这样，在用人问题和人才观上同样是这样。
事实上，无论是在什么时代，只要是从乱世走出，向着太平时代和盛世发展的时候，首先提上日程的，必然是用人问题。因为，无论建立什么秩序，都要有合适的、有才干的人去执行、去维护、去完成的，而乱世时人才观往往是混乱而无头绪的，正所谓提纲挈领，改造了人才政策，就带动了整个的秩序化进程。
进行一场思想领域的宣传或者讨论，是建立秩序必不可少的一步，所以，在秦始皇的时代，要推行中央集权的制度，前后有过廷尉李斯和丞相王绾、丞相李斯和博士淳于越等几次立国方针的大辩论；西汉中期，也为了国策转变，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讨论，这就是“盐铁论”；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有一场对日后中国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这些建立秩序过程中的讨论和宣传，是使用舆论或者学术等领域的资源，为建立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行论证的活动，同时，在讨论过程中，统治者可以在几种不同的主张之中作出选择，择善而从。
自从曹操旗帜鲜明地提出“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用人原则并且着手实施以来，“德行”和“才能”作为用人政策中的两个主要因素，哪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就成为萦绕在人们心头的疑团。到了司马懿父子掌权之后，这个问题的讨论没有停止，反而因为司马氏号称重视人才的道德修养而辩论得更加激烈。
这一场激烈的人才观讨论，就是所谓“四本论”。所谓“四本”，就是“异同离合”，这是魏晋时代经常用到的讨论事物关系的四个立足点。而人才观的“四本论”，就是讲求“才”与“性”之间异同离合的关系。到底才能和性情（道德）之间是同还是异，是离还是合，很多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讨论，有些上升到理论高度了，属于纯粹讨论人性与才能的范畴，但是，在三国后期，这样的讨论，恰恰是为了对此前的人才观和用人政策进行清算，进行彻底的检讨，以便在认识清楚道德与才能的问题之后，整合现有的人才资源，改革现有的用人政策。因而，这种极具现实意义的讨论显得格外重要，许多在当时地位显赫的官员也参与了讨论，统治者对此也十分关注。那位号称嫉贤妒能的钟会，也是“才性四本论”的重要参与者。
过了千年，人们会觉得品德和才能之间的关系也许并不是非常重要，而且二者是否存在天然的关系也成了一个疑问。这是因为现代社会是开放型的，可以包容任何不同的人才，而且人才是否能对社会有益，是可以从人才的发现、选拔、审核、监督等不同的环节进行控制的，决定人才发展方向的，是社会而不是政府。
可是，在古代的帝国体制下，政府的权力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权者利用其政治力量试图垄断人才，让人才和社会土壤脱节，成为他们的禁脔。但他们忘了，政府只能就政治方面进行管理，如果在这样的基础上垄断了人才，那么人才不受政治管理的其他方面，诸如家庭、性格、爱好等内容，就成为不受监督、不受管理的脱缰野马。可见，造成才能和道德分离的，是封建帝王在用人政策上的垄断性措施，而不是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
既然是政治让“才”与“性”分离，那么，在出现才与性之间的关系的讨论时，当权者采取什么态度来对待这样的讨论，也是才性之间能否达到一个相对平衡、健康状态的关键因素。所以，虽然群臣们讨论得热火朝天，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的，则是当权者的一句话而已。当年，曹操的一句“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影响了曹魏三十年的人才政策，那么，在四本论的讨论如火如荼的时候，又有谁能够出来一锤定音呢？当时，名义上的执政者是曹魏的皇帝，而且曹魏的皇帝们虽然在司马氏的淫威之下不能行使治理国家的权力，但是对于一些国家的重大问题，还是有发言权的，有的时候皇帝甚至会不顾司马懿父子的脸色，发表自己的见解；而实际上的掌权者司马氏父子，则包揽了一切的大权，发号施令如同圣旨一般。这样就出了问题：如果在才性讨论的问题上，皇帝和司马氏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应该听谁的？
这是选择的难处，但是又不能不作出选择。当时的才性讨论，看法繁多，支持“才性同”的观点认为，才和性都是先天的，属于人的精神灵秀，所以应该是趋同的，什么样的德行，就有什么样的才能与之相配；认为“才性异”的看法则指出，才和性并不来自一个源头，德行是要在一定的环境中才能养成的，而才则是在学习中获得的，所以不能混为一谈；与“才性同”相近的观点“才性合”则认为才能和道德都是需要在先人的教化下形成的，因而在形成过程上有相通之处，都需要培养和自我修炼；另一种看法，“才性离”则有更为特别的说法，坚持此说的人认为，才能是做事的时候表现出来的，而德行则是在待人的时候表现出来的，二者的应用场合不同，所以应该区别对待。这些看法各有短长，莫衷一是，不要说让曹魏的皇帝和当权的司马氏来选择，就是让哲学家们来选择一个结果，恐怕也是非常困难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选择才能更为适合当时的道路呢？像曹操那样动用自己手中的政治力量来推行自己认可的政策吗？事实证明，无论是以残暴著称的司马师，还是对待大臣稍微宽容的司马昭，都没有这样做的实力和权威。他们只能控制宫中的皇帝，而不能控制天下人的信念。在这样的环境下，执政者惟一能做的，就是把问题模糊化，越是模糊越好，让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想法，并且觉得这想法是国家和当政者允许的，这样他们才能与当政者合作。正因为这种模糊化的做法，在司马懿和司马师之后，司马昭终于结束了用滥杀来消灭异己的办法，而是转向尽可能团结更多的力量与自己合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人们的信仰世界，出现了生存伦理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就是否定了两汉时代儒家学说一统天下的局面，转而承认其他的学说和理论也可以堂而皇之地成为世人信奉的真理。当年，嵇康写下的那句“越名教而任自然”，只是他个人和少数同道者的想法，但是，随着四本论讨论的无结果，司马昭刻意的模糊化问题，作为儒家观念的“名教”和作为道家思想的“自然”已经不再是势同水火了。阮咸的儿子阮瞻去应召做官的时候，招募他的正是当时的名士领袖、那位后来被称为“清谈误国”的王衍。王衍当时问了一个问题：“你觉得名教和自然之间是个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如果放在阮籍、嵇康的那个年代，绝对是不能讨论的，但是，时代变了，这个问题都可以在政府的招聘考试中被提问了。阮瞻当时只回答了三个字：“将无同。”“将无同”就是“没有什么不同”、“应该趋同”的意思，王衍听了之后十分高兴，觉得阮瞻的回答十分符合“模糊化”的政治理念，而且简练明了，颇有名士风度，于是把他召为掾属，他也因此被称为“三语掾”。
国家的政策走向模糊化，社会的生存伦理走向多元化，在根本不可能获得一个最后答案和思想出路的三国时代，这种选择虽然无奈，但也是一种乱世之中倾向于更多人可以生存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