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看出吕蒙十分具有发展潜力，而且对自己忠心耿耿，所以决心培养吕蒙，做日后孙吴政权的重臣。有一次，他对吕蒙和蒋钦说：“你们现在都掌握着重要的军政事务，应该多多学习，增加自己的学养。”吕蒙对孙权的这个建议不大理解，因为他还是把自己当成武将，没想过做军事统帅，更没想过做讨论国家大政的重臣，他回答孙权说：“现在我管理军队，总是为了事务过多而感到疲惫，恐怕没有时间去读书。”孙权继续劝说吕蒙，告诉他：“我的意思并不是让你们去精心研读那些经典做一个儒学大师，只不过想让你们涉猎一些文化知识，从历史中获得经验而已。你说你的军务繁忙，恐怕没有我的事务多吧？我小的时候读过各种儒家经典，就是对《周易》没什么专门的阅读。等到执政之后，读了《史记》等历史书籍，从中获得了统治经验，又读了一些兵书，对安排军事部署也有帮助。像你们两个人，聪明又有悟性，只要肯学，必定会有收效，为什么不读书呢？应该赶快去读《孙子兵法》、《六韬》、《左传》、《国语》这些书。孔子曾经说过，整天不吃饭不睡觉去思考问题，没有任何好处，不如去学习。汉光武帝在军旅之中还能时时手不释卷。就说我们的大对头曹操，他也自称虽然自己年纪大了，还是喜欢读书。你们为什么不能勉励自己去学习多一些的知识呢？”
吕蒙听到孙权用孔子、汉光武帝、曹操的事迹来鼓励自己，也明白了孙权是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可以出将入相的人才，于是开始发愤读书，虽然基础不好，但孜孜不倦。后来鲁肃做了孙吴政权的军事主帅，在经过吕蒙驻地的时候和他交谈，吕蒙侃侃而谈，应对如流，而且不时地引经据典，让鲁肃大吃一惊，觉得吕蒙再也不是自己认识的那个只知道厮杀的毛头小子了。吕蒙回答鲁肃说，这就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吕蒙之所以会进行学习提高素质，是和孙权这个伯乐对他个人才能的发掘和培养有关的。孙权抓住了吕蒙聪明有悟性的特点，劝导吕蒙加强自身素质，并且用古今名人的例子勉励他，吕蒙终于致力于学习，并且能够按照孙权的意愿，学以致用。君臣之间的这种默契，是孙权发现吕蒙这匹千里马的基础，也是吕蒙从不起眼的武将发展成出色大臣的基础。后来，吕蒙为鲁肃提出制约和打击刘备在荆州军事力量的五条建议，并且亲自指挥了孙吴政权最重要的一次军事行动——袭击关羽，夺取荆州，为孙吴政权控制整个长江防线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他本人也以韬略而著称于世，成为鲁肃之后的孙吴军事统帅，并且为孙权献计献策，真正成了一匹驰骋在孙吴政坛的宝马。
）4.用两双眼睛看三国
青白眼阮籍每次见到执政的司马氏时，都没有按照他自己的标准去翻白眼，反而是摆出臣子的姿态来，偶尔有对司马氏不满的时候，他也没有直接用白眼去蔑视，而是自称喝醉不能拜见，这样一来，他这种暧昧含糊的立场，为自己赢得了生存的机会。
乱世的暧昧摇摆
“竹林七贤”是乱世士人的典型代表，他们原本都是学习儒家经典出身，但因为时局的纷乱，这个原本有着共同的信仰基础的群体分崩离析，走上了不同的政治和文化道路，这样，几种不同类型的士人并存于这个群体之中，让这七个人成为乱世黑夜中的活标本。
一提起“竹林七贤”，首先被想到的往往是阮籍、嵇康或者刘伶。在通俗的历史中，刘伶的出名，是因为喝酒，而且经过后代市井小说的加工，刘伶喝杜康而醉的故事更是神乎其神，以至于鲁迅还在文章中提起他“我死即埋”的名言并加以辩驳。而阮籍和嵇康，则是因为历史记载里面那些关于他们的“文采风流”的内容，比如嵇康在临刑之前所说的“广陵散自是绝矣”，和阮籍那句“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刘伶、阮籍和嵇康在后人的历史记载里面，已经变成了八仙那样超凡入圣的人物，好像他们无论生活在什么时代，都会采用那种生活状态。显然，后人只记住了竹林七贤的韵事，而忽略了他们所生活的乱世，正是因为乱世的纷扰，才让他们活得十分无奈，又要在无奈之中苦中作乐。
以“文化散文”而著称于世的散文家余秋雨在《山居笔记》里，写了一篇和阮籍、嵇康有关的《遥远的绝响》，来抒发他对魏晋风度那种“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的感情。其中，他很是动感情地对阮籍的生命情怀作了阐发：
“特别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是：一位兵家女孩，极有才华又非常美丽，不幸还没有出嫁就死了。阮籍根本不认识这家的任何人，也不认识这个女孩，听到消息后却莽撞赶去吊唁，在灵堂里大哭一场，把满心的哀悼倾诉完了才离开。阮籍不会装假，毫无表演意识，他那天的滂沱泪雨全是真诚的。这眼泪，不是为亲情而洒，不是为冤案而流，只是献给一个美好而又速逝的生命。荒唐在于此，高贵也在于此。有了阮籍那一天的哭声，中国数千年来其他许多死去活来的哭声就显得太具体、太实在，也太自私了。终于有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像模像样地哭过了，没有其他任何理由，只为美丽，只为青春，只为异性，只为生命，哭得抽象又哭得淋漓尽至。依我看，男人之哭，至此尽矣。”
余秋雨的这种叙述，十分煽情，而他对阮籍的猜测，毫无根据。实际上，阮籍的哭，根本不像他说的那样“抽象”。《晋书·阮籍传》里，一开篇便有这样的一段：“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对一个有“济世”的远大志向的人来说，因为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的原因，客观上没有机会、主观上没有胆量去施展抱负，这不异于在真正美好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就草草结束了——何况，阮籍又是一个十分有才华和学识的人。
余秋雨所讲的那段故事，《晋书》中是这样记载的：“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
乍一看来，这几个例子都是对阮籍蔑视礼法的描述。但是，仔细观察，会发现这几件事的不同。和嫂子道别，醉卧酒家少妇身旁，是阮籍洒脱不羁的表现，在这里，阮籍是有着他漠视礼法的对象的，一是自家的嫂嫂，一是邻居的少妇，她们都是真实的存在，而且都是作为阮籍不拘礼教的映衬而存在的。可是，要知道，在阮籍生活的三国时代，这些“男女之妨”根本是一纸空文而已，曹操在他的《求贤令》里面就明确指出，虽然西汉著名的丞相陈平有“盗嫂”之嫌，但这丝毫不妨碍他成为名垂青史的功臣，既然法令都对此表示认可，那么阮籍又何必“守”什么礼法呢？事实上，在那个时代，他没有礼法可守。
而为兵家少女而哭，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场景。阮籍从未见过她，和她的家人也没有任何往来，却因为她韶华早逝而痛哭，单从这段话来看，很难理解。不过，结合前面阮籍的身世来看，就能够看出，阮籍去哭那个“有才色”的少女，实际上是在为自己落泪。在那个时代，对一个正当妙龄的女子来说，还没有出嫁就死去，就如花儿刚刚开放便凋谢一般，而且那还是一个美丽而又有才华的女孩子。
有才华的人无处施展，生命虽未结束，但已黯淡；美丽的生命还未出嫁便香消玉殒，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已永远不可能到来了。阮籍感觉那个早夭的女孩子的遭遇和他自己非常相似，正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因此而移情，把自己心中的愤懑与悲伤在死者的灵前倾泄无遗。
面对的是一个不再鲜活的生命，想到的是自己无法直面的人生，所哭的，是那个女孩子没有得到的，所叹的，是自己和那女孩子一样的经历。然而，阮籍哭过之后，没有其他行动，还是和以往一样每天喝酒，得过且过。
阮籍得过且过的一个特征是“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便对人家翻白眼，见到不拘礼法、谈吐非凡的人，则以青眼对之，由此表现自己“飘然思不群”的心理。但是，翻翻眼睛虽然能引起那些以礼法自居的人不满，但是毕竟没有落下什么口实，统治者也不好因此治罪于他，更何况，他每次见到执政的司马氏时，都没有按照他自己的标准去翻白眼，反而是摆出臣子的姿态来，偶尔有对司马氏不满的时候，他也没有直接用白眼去蔑视，而是自称喝醉不能拜见，这样一来，他这种暧昧含糊的立场，为自己赢得了生存的机会。
当时的掌权者司马昭非常赏识阮籍，想让他做大官，他都婉言谢绝了，司马昭想和阮籍联姻，也被阮籍以醉酒作为借口挡住了。不过，阮籍也不是一味地消极避世，当时曹魏政权内部有拥立司马昭进行改朝换代的呼声，而配合这一行动，群臣上达给司马昭的“劝进表”就出自阮籍之手。阮籍没有远离政治，而是在和政治玩太极拳，在双眼哭红也没看到光明的时候，他保持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度去“苟全性命于乱世”。
少数派的悲歌
相比之下，嵇康的立场就坚定得多。嵇康对司马氏父子掌权十分不满，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嵇康和曹魏的皇室有姻亲关系，不过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表面上提倡儒家的礼法道德，实际上则“满嘴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一切为了自己掌权而运用权谋，把儒家的伦理价值玩弄于股掌之上。
作为深受儒家经典影响的士人，嵇康自然十分不满，而且，嵇康还是一个性格特别偏激的人，有什么看不惯的事情就一定要说出来，所以当时的著名隐士孙登曾经说嵇康性格过于刚烈，早晚会因此而获罪。结果，嵇康先是拒绝了司马昭的招募，不出去做官，而且还写了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把推荐他做官的山涛奚落一番，进而对司马昭指桑骂槐。
因为讨厌司马懿父子三人打着儒家的幌子行弄权之实，嵇康采用了更为偏激的办法进行抵抗。既然儒家这个思想资源被司马懿父子霸占成为他们手中的“宣传单”，嵇康便不得不与此划清界限，他公然宣称要“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他还把一向和儒家思想分庭抗礼的道家老庄思想拿来作为自己对抗司马懿父子思想控制的武器，宣称自己十分仰慕“李叟寄周朝，庄生游漆园”，表现了对老子和庄子的佩服，甚至更直接地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并表示自己“不涉轻学”，所以不守礼法。
如果仅仅是自己不守礼法，还没有什么，执政的司马昭个人性格比较温和，还能够忍受那些行为放荡的士人，要命的是，嵇康不但自己不守礼法，而且还专门给礼法作了概括分析，号召别人也不要遵守礼法。他说，世俗礼法有七种不堪，还有两种十分难容于为人本性的内容，这合在一起，可以称为礼法的“九患”。嵇康是当时的名士，他的主张一提出，马上就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这是司马昭所不能接受的。要知道，有一两个不守礼法的士人存在，是可以作为执政者宽容大度的宣传品的，而且还可以为严守礼法的朝廷带来一些有生气有活力的点缀，所以，司马昭对嵇康个人并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嵇康却大张旗鼓地宣称礼法的害处，要求“越名教而任自然”，名教是什么？名教就是东汉以来变成那些烦琐礼法的儒家学说，嵇康要推倒名教，就相当于要推翻司马懿父子赖以建立统治秩序的思想基础，司马昭岂能不闻不问？也因为这样，嵇康的罪过，就从一个单纯的个人行为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