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要从三国产生的社会板块去观察了。从起家的角度而言，魏、蜀、吴三国的统治者，在东汉政权还没有正式结束之前，都是东汉的地方势力，他们之间的争夺，也完全是围绕着谁统一谁、谁消灭谁的关键问题展开的。这就是一个地方和中央关系的问题：为什么在东汉中央政府尚存的时候，会有地方势力崛起并且抛开中央搞斗争？东汉政府的控制力跑到哪里去了？
中国是一个在不断的战乱纷争中得到洗礼并从中获得智慧的国家，纷争与分裂不只带来消极影响，也会让人们加强思考，提出改良的主张。因此，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也从战乱纷争中吸取了很多的经验教训，并且不断地思考如何能够趋利避害，以期寻找到一劳永逸的办法。经过对历史的思考，古代的政论家们形成了一套理论，即“内重外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要求建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并且强调从形式到内容上都以君主为中心，所有人都不能有触犯君主利益、“不守本分”的表现。
古代的政论家认为，能够保证君主绝对权威的基础，就在于中央握有绝对的政治、经济、军事优势，可以有效地控制地方，让地方听命于中央，让大臣服从于皇帝。这种基础性建设，就是“内重外轻”的理论。政论家们有不同的看法，或者认为应该分封皇室去地方做王侯，帮助皇帝统治地方，或者认为应该实行严格的郡县制度，由中央直接控制地方。反之，地方势力过大，不听从中央的领导，甚至反过来干预中央政治，就是“内轻外重”。
说到这儿，可能您会觉着东汉大概也属于贯彻了“内重外轻”政策的王朝。不错，东汉政府实行的是分封王侯和郡县制度并行的地方体制，可以说这是对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比较有效的办法，那么，为什么这么一个有效的办法，会让东汉末年的朝廷依然无法摆脱成为军阀们手中争夺的玩偶的命运？
中国有一句古谚，叫做“前门驱虎，后门进狼”，用来形容黄巾起义被镇压之后的东汉形势，十分贴切。为什么这么说呢？在黄巾起义后，何进、董卓、李傕、郭汜、袁绍、曹操等人相继成为中央政府的掌权者，但往往是一个掌权者上台之后，马上引得很多地方实权派的反对，于是大家一起围攻之，赶跑了一个，马上上台另一个同样专制的霸权者，但继任的霸主也不被实权派们认可，于是再次讨伐，前后走马灯般折腾了将近二十年。
这种拉锯战的结果，就是最后让曹操吃掉了其他的竞争对手独占东汉中央政府的控制权，而刘备和孙策孙权兄弟乘机在南部发展势力，与曹操形成鼎足之势。可以不夸张地说，没有实权派们的争夺，就不会有三分天下的局势。
这种实权派们走马灯般争夺中央政府控制权的现象，实际源于中央政府本身缺乏实力，所以才会让国家政权成为野心家们竞争的对象。打个比方，这些野心家们是在做一场政治赌博，争夺入主中央的权力，但作为中央政府的名义统治者，东汉皇帝们不但不能作为赌场老板来监督并且操纵比赛，反而作为赌局中的“彩头”，被赌徒们争来抢去。如果皇帝们有实力，他们根本不用借助任何地方实力派来讨伐那些有不臣之心的政治投机者，也不会求助一个霸权主义者去打击另外一个霸权主义者了。
摧毁了东汉“内重外轻”格局的是黄巾起义。黄巾起义时，起义军到处烧毁当地官员的府衙，杀掉贪官污吏，处死豪强地主，攻打地方大家族的私家庄园。东汉统治者对此十分恐惧，急忙颁布紧急的特赦，赦免了以前反对宦官与外戚而被打击的大臣与地方士人，并号召他们组织武装共同对付农民起义军。同时，受何皇后的怂恿，皇帝任命皇后的兄弟何进为大将军，布置京师洛阳的防务，并派遣皇甫嵩、朱儁、卢植等率领军队镇压活动在今河南、河北等地的黄巾起义军。这时，各地的豪强大族也利用他们的人力、财力招兵买马，组织私人武装，修建坞壁营堑，以与农民起义军相敌对。皇甫嵩等镇压了黄巾起义，但地方上兴起的私家武装和实权派军阀却成长为可以危害中央统治的政治力量了。他们控制了地方之后，变本加厉地向人民搜刮，压榨程度达到黄巾起义之前的几倍之多，一时造成了“朝政日乱，海内虚困”的局面。这种倒行逆施，招致青、徐、并、幽（现在中原、河北、山东一带）各州也都有黄巾余部崛起，而凉州北宫伯玉、李文侯、边章、韩遂等领导的反抗斗争历时最久，使东汉政府疲于应付。这样，东汉政府便只能授予地方各级官员极大的权力，让他们可以集中地方的各种力量对付起义军。这样，地方的实权派们顺理成章地拥有了地方的军政财赋管理权。有的地方更设置州牧，使朝廷重臣出任其职，以便让他们更有力地联络地方豪强的私家武装，随时镇压农民起义。这样也增加了地方的独立性，形成了内轻外重的局面。
内轻外重的局面一旦形成，就很难扭转，因为地方实权派军阀们坐收了渔翁之利，把黄巾起义重创东汉政府当做自己发展势力的机会，并占尽先机，无论在对中央政权的争夺上打出的驱逐外戚诛灭宦官的口号，还是在地方上扩张地盘扩充军备的实际动作，都十分成功。
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其他朝代能够像东汉末年这样，内轻外重的局面如此严重。中国其他时代的“内轻外重”，更多的是地方实力派依靠自己在地方的军事实力，不听从中央号令，并胁迫中央政府授予他们高官厚禄，可是东汉末年的内轻外重，则是全方位的，地方实力派不但可以不听中央号令，而且可以对中央政治生活进行极大干预，甚至废立皇帝。如果说历史上有什么时代可以和东汉末年的内轻外重局面相提并论，那就是日本的战国时代了。那个时代，日本的各路诸侯为争夺全国的统治权而争战，王室却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
唐僧肉争夺战
东汉内轻外重的开局，是董卓进行的。骄纵跋扈的董卓听从了何进的调遣，借此机会进入京城洛阳，开启了地方豪强争夺中央权力的角逐。从此，皇帝被地方豪强玩弄于股掌之上，东汉王朝也名存实亡了。
外戚和宦官争夺中央政权，虽然本身也是皇权旁落的结果，但毕竟与内轻外重不同。外戚和宦官都是中央政权的组成部分，他们本身属于中央政治力量，所以他们之间的争夺属于中央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而地方势力主宰朝政则是内轻外重的根本特征。
董卓想要通过废立皇帝的举动来增加自己的权威。他如果要独揽大权，自然不愿让原来的皇帝与太后仍旧在位，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心腹，不可能对董卓言听计从，而如果另立一个新皇帝——而且要是一个小皇帝，这个皇帝便比较容易接受当傀儡的处境，对于权臣干预朝政是十分有利的。
作为内轻外重局面的开启者和落实者，董卓的上述行为已经完全是典型的内轻外重代表了。但是，他并不甘心做一个单纯的地方实力派，他想要从地方势力摇身一变成为中央政治力量，所以，他才会先废立皇帝，后铲除何太后，这是一种战术上的权变，是先求重点目标后图次要目标的举措。但正是这个举措，让他背上了屠杀皇室成员的骂名，而且，他自己希望走上中央官员的行动，更加把自己暴露在前台，没有变成中央政治力量，反而作为中央官员成为其他地方势力的众矢之的了。
董卓在擅行废立、杀害太后的同时，为了把自己变成中央政治力量，开始联系士大夫与中央官员，希望得到他们的认可，让自己成为朝臣领袖。他刚刚开始掌权的时候，就曾征用才学与名望都闻名天下的、屡次被宦官陷害的蔡邕。蔡邕到京以后十分受董卓的重用，甚至在短短的三日之间升迁了三次。董卓还起用了其他的名士如荀爽、周毖、伍琼、郑泰、何颙等，并且试图派遣一些有名望的士大夫和出身于中央官员的人去做地方的长官，希望以此来控制地方，其中尚书韩馥为冀州牧，侍御史刘岱为兖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董卓不但要以地方势力把持朝政，还要反过来以朝臣身份控制地方，这是地方实力派们所无法接受的，所以袁绍、袁术、曹操等都从洛阳逃出，积极从事反抗董卓统治的活动。这些地方群雄讨伐董卓的行动，是东汉末年内轻外重的白热化阶段。
当董卓想要废少帝改立献帝的时候，袁绍首先表示了反对。当时二人之间有一段十分有趣的对话。袁绍不同意董卓行废立之事，认为董卓没有那个权力，董卓说：“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袁绍马上反唇相讥，说：“天下健者岂惟董公？”说完之后便做了一个长揖，接着起身扬长而去。
这是个戏剧性的场面，二人的对话也有斗智的玄机。不过，这一问一答，恰好体现了当时内轻外重的事实。董卓那种舍我其谁的劲头，完全是个地方豪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神气，而袁绍那种充满豪气的反对之词，更是告诉董卓，不要以为你先下手一步控制了皇帝，你就是永远的霸主，天下的地方豪强还多着哪，大家竞争起来，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说到底，当时董卓和袁绍二人在朝廷上对皇帝废立的争执，本身就是内轻外重的表现，谁当皇帝的问题要地方势力们来讨论，而东汉王室根本没有发言权，董卓和袁绍也没打算让王室发言，只是想着用实力比拼来决定，皇帝的宝座，成了地方势力之间争夺得不可开交的“唐僧肉”，只能等着被谁吃掉，自己毫无还手之力——虽然东汉皇室先后曾信任过一些军阀，认为他们是可以救命的孙悟空，可是事实证明，这些军阀也是想吃唐僧肉的。
地方势力的掘墓人
最终还真的是被袁绍给说着了，董卓没有笑到最后，董卓之后，大小地方势力纷纷上场争夺中央的控制权，内轻外重的局面已经达到极致。
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初，关东州郡纷纷起兵讨伐董卓，推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绍自号车骑将军，与河内太守王匡屯兵于河内（郡城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冀州牧韩馥留守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供应军粮。豫州刺史孔伷屯兵颍川（郡城在今河南禹县）做接应。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邈弟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及曹操均屯兵酸枣（今河南延津县北十五里），准备和董卓在洛阳一带决战。后将军袁术屯鲁阳（今河南鲁山）。他们的军队，多者数万，少者数千人。在关东州郡起兵反抗董卓以前，黄巾军余部郭太等也重新起兵反抗苟延残喘的东汉朝廷，当时董卓派女婿牛辅率军镇压，但没有取胜。关东联军起兵之后，董卓见联军声势浩大，又怕黄巾军切断他逃回自己的根据地关西的退路，打算迁都到长安，但朝中大臣多持反对意见。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二月，董卓胁持汉献帝及群臣逃往长安，诸侯们讨伐董卓初步成功。
现在再来看看这些同样以地方实权派身份干预中央、打击中央掌权者董卓的诸侯们，看他们对内轻外重局面的作用。袁绍等人虽然打着“勤王”的招牌，但基本属于乌合之众，不但多数将领没有战斗经验和用兵策略，更是胆小畏战，不敢直接面对战争。张邈、孔伷、韩馥、焦和等人都是以清谈闻名的士大夫，不会打仗，更不敢打仗；同时，响应袁绍号召的十余个诸侯中，袁绍的同族亲属就有三人，可见袁绍以此扩张其家族地方势力的用心，他一心只想借此占领地盘，扩充实力，进而图谋成为取代董卓入主中央的赢家。当时真正卖力同董卓军作战的，只有曹操和孙坚。所以，董卓退往长安之后，这些诸侯们再无进取之心，转而进行内部的互相斗争。
初平三年（192年），王允与黄琬等密谋，联合了董卓部下勇将吕布杀掉了董卓。关西一带的董卓旧部李傕、郭汜等听从贾诩的劝说，攻打长安，杀死王允等中央官员，重新控制了东汉中央政府。李傕等控制朝廷之后，走的还是董卓的老路，给自己加官晋爵，然后频频以皇帝的名义向地方军阀们下令，企图以此压服地方实力派们。这些诸侯自然不服，在李傕和郭汜二人因为争权而斗得两败俱伤之际，他们纷纷起兵，袁术、袁绍、曹操相继问鼎中原。
综观东汉末年内轻外重的历史，有几个十分突出的特点：首先是地方军阀们在中央权威旁落、实力降低的时候，忙于扩张自己的势力，并以控制中央为目标；二是在没有消灭其他地方势力之前，就想要建立惟我独尊的格局，最终引来的还是自己被其他军阀消灭的命运；三是无论是控制了皇帝的实权派，还是身处地方的在野派，都号称自己的军事行动具有合法性，有皇帝的授权——当权的逼着皇帝按自己的意思下诏书，在野的谎称自己有皇帝的密诏。
要打破内轻外重的恶性循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由一个实力派靠着自己的军事实力，消灭其他地方势力，重新建立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统治。真正有意识地按照这个计划去做的，只有袁绍和曹操，所以，到了最后，究竟内轻外重的局面能不能结束，就变成了他们两个之间的决战。在官渡之战中，曹操打败了袁绍，赢得了中原的统治权，从而结束了内轻外重的局面，这和五代十国时期后周扫平各地割据政权，为北宋奠定统一的基础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曹操在积蓄力量和袁绍决战前后，孙坚父子远离中原，南渡江东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刘备也在几经投奔之后最终来到荆州落脚，内轻外重的大局面基本结束，但内重外轻的局面却没能形成，所以曹操再次起兵，可惜在赤壁之战败给孙刘联军，让内重外轻局面的形成再次推迟。
所以，三国时期的历史，就是一个从内重外轻走向内轻外重，再由地方实力派主宰中央，摆脱内轻外重的内耗局面，走向新的统一的内重外轻局面的过程。
）3.历史的三岔路口
历史的发展有个三岔路口：统一、分裂、共同执政，这就像是足球比赛一样，预先只能估计到有胜、负、平三种可能，但在比赛的三岔路口上，比拼的就不只是实力，还有意志。只要有一定的实力，而且精神意志上比较过硬，就会赢得最后的胜利。
共和、统一与分裂
历史的分分合合，总是难以预计其进程，所以人们才会含含糊糊地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究竟分多久会合，合多久会分，却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来。
分多久才能合，这就好像完成一件任务所需要的最短时间一样，最关键的因素是任务的困难程度，而不是所使用的交通工具的好坏。所以，在提到三国时期的统一问题时，有人说三国时期属于冷兵器时代，武器不够先进，交通不够发达，所以完成全国统一需要很长时间，这个说法是没有道理的。三国怎么变成“一国”，关键在于如何实现统一，而不是用什么武器实现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