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古代以来的开国君主与中兴皇帝，没有一个不是和贤人共同治理天下的，他们哪有不出门就和贤人相遇的呢？处在上位的人不求贤是无法成功的。现在天下尚未平定，正是急需贤才的时候，如果一定要廉洁的人才可以做官，齐桓公就不会任用管仲，又怎么成就霸业呢？现在天下难道没有怀才不遇的能人吗？又难道没有因为人品有问题而没有受重用的人才吗？只要能辅佐我治理天下，就可以把才能作为惟一的任用标准，予以任用。
又有《举士令》也表达了同样的心情：
那些品德好的人，未必有进取实干的才能；锐意进取的人，品德又不一定好。陈平难道是个厚道的君子吗？苏秦又是守信用的人吗？但是陈平在粉碎吕氏集团、安定汉朝统治方面的功绩，苏秦扶助弱小的燕国强盛的才干，是有目共睹的。人才都有自身的短处，岂能因为缺点和短处废止任用贤才？与任用官员相关的机构要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人才就不会被遗弃，官员也不会有怠工的现象了。
连声名不好的人，都可以凭借一技之长进入曹操的阵营，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在惟才是举的方针下，曹操“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一大批有才能的中小地主被吸收入曹魏政权，有利于革新吏治，使曹魏的政治比较清明。
有德名无实才的许靖
在刘备重“德”的方面，许靖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
小时候看三国，一直不明白，平庸如许靖，可谓碌碌一生，地位怎么一直就那么高，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都远在法正甚至诸葛亮之上。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接触了《三国志》，才知道许靖并不如演义中的地位那么高，但是从《先主传》等典籍中看来，许靖的地位一直也很不简单。
首先，我们知道，古时对排名是很讲究的，在劝说刘备称汉中王时，许靖排名仅次于马超，远远地把孔明、法正抛在后面；同样，在劝说刘备称帝时，许靖排名在第一，而作为曾经为密谋徐州出奇力的国舅爷糜竺仅仅排第二，此时，法正、庞统已经死去，诸葛亮排名第三；而杨戏的《季汉辅臣赞》中，许靖是仅次于刘备、诸葛亮的第三人。
其次，刘备置百官立宗庙之时，司徒许靖是惟一和丞相诸葛亮单独列出的人物，值得推敲的是，后来再也不曾看到蜀国有这样一个官职了，如同孔明死后蜀国没置丞相，是巧合还是有什么共同的原因呢？
再次，综观整篇《先主传》，可以发现，仅仅只记载了除刘备外两个人的死，一个是刘表，而另外一个就是许靖——连庞统、法正都未曾享受到如此殊荣。众所周知，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以简略见长，可以不记载的，一般都会尽量省去，然而却独独保留了许靖之死，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不正好证明了当时许靖的身份和地位吗？
另外，还有一个花絮可以顺带提下：《费祎传》开篇伊始便很详细地记载了他在处理许靖之子（姓名不详）的葬礼上的高超的统筹能力，从该段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许靖之子的葬礼办得很隆重，实权派人物甚至一人不漏地全部出席哀悼，这也能从侧面或多或少地看出许靖当时的地位吧。
最后，从《后主传》和《二主妃子传》中，我们可以发现，太子的印绶是时任丞相的诸葛亮授予的，而刘理、刘永二人的王位，则是在后一个月，由司徒许靖授予的。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许靖当时的地位，用“二人之下，万人之上”形容，应该并不过分的，无论实权如何，但至少表面上的地位高高在上。另外说句题外话，让许靖授予印绶给刘永、刘理，值得玩味。以上废话说了这么多，大概能粗略地证明当时许靖地位的不一般。但是如果我们对照许靖本传及其他的一些记载来看，就会发现许靖的才能其实是很有限的，很怀疑他为何能稳坐蜀汉第三把交椅。
论军事，翻遍《三国志》及裴注也难觅得许靖用兵的痕迹，这个应该没有争议；
论理政，蜀国的国家建设和国库充实都没有能和许靖扯上关系的；
论计谋，很少有迹象表明许靖有过出谋献策的历史，惟一的一次，他和周毖两个呆书生建议董卓任命了一系列官员，但是他们前脚踏出洛阳，后脚就跟着反董联军起哄了；
论远略，他从董的虎口中逃出来后，从豫州孔亻由到扬州陈祎，再到许贡王朗的江东，然后又跑去中国的南大门交趾，最后又开溜去了刘璋的巴蜀，整个自费旅游了大半个南中国，也算是为中国古代的旅游事业作出了贡献吧，这一点，整个三国也只有刘备能和他有一拼了。试想如果他有远略，用得着如此窘迫？如此走一步算一步？另外一方面，站在历史的高度看，他舍曹操而奔刘璋，说他不识其主应该是不过分的。
惟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文学才能，问题是，文学才能和治国理政为官关系不大，虽有唐宗宋祖等政治家不乏文才，但是他们都是以政治家为主而兼修文史的，纯粹的学者前如东方朔，后如李煜，及他同时代的也有曹子建，舍文从政，无不黯然收场。这些难道不是鲜活的例子吗？
综上所述，许靖的才能与其地位是不能成正比的，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他很早就任高官，又遍游南国，资历、经验是其他人不可比拟的，刘备用他的目的和用马超一样，无非是挂块招牌罢了，也就是“德”呗，所以也没看他在蜀国有何建树。
或许，法正所说的是对的：“天下有虚假的赞誉而言过其实者，就是许靖了。但是主公（刘备）您现在的大业才刚刚开始，许靖的名气四海皆知，如果对他不礼貌，人们会以为主公您看不起贤士呢。所以应该对他敬重有加，让远近有才之人都看到，就像当年燕王对待郭隗那样。”
从上文不难得出结论，许靖的地位只不过是因为刘备出于某种政治需要，而放置在政治边缘的一个华而不实的花瓶而已。花瓶原理在古今政坛、商场上均有市场，而花瓶许靖的经历正好值得我们借鉴。蜀汉政权的一大弊端，也正是这样的花瓶略显多了些。
）3.平衡派系的艺术
刘备、宋江、唐僧，看三大名著，最来气的就是里边有这样三位老男人，保守、迂腐、伪善，甚至有些猥琐，但合上书本一想，从刘邦到吴三桂，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很多大事，无论好事坏事，不都是在这样的老男人手里控制着吗？
翻云覆雨总难辨
如果问三国中争议最大的人物是谁，这无疑非曹操莫属了。
在史学领域，一直存在着“帝魏寇蜀”和“尊刘贬曹”之争，对曹操的态度也时常波折。但无论是哪一个，都是中国历史文化中正统观念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反映，也就是说由于中国各个阶段的情形的不同，迫于统治方针的需要，对曹操的态度和看法也就经常变换。这或许是曹操争议最大的原因吧。这就很好解释，为什么两宋对曹操的态度竟然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宋真宗曾下令重修曹操的庙宇，而陆游则写出“邦命中兴，汉天下大讨曹”的千古名句。直到有一天，一个名叫罗贯中的人带着他的《三国演义》走上了历史舞台，由于书中把曹操写成了一个小丑，颇费心机地丑化曹操，使得历史上对曹操的态度的争议随之大变，曹操成了什么的代名词我想大家都知道的，不再啰唆，当然封建专制走向极端对曹操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然而几百年后，翻案风盛行，把刘备、马超，甚至诸葛亮证明成小人的有之，给魏延翻案的有之，在这里面自然少不了给曹操翻案的。中国人有一个不大好的习惯，说一个人好的时候，什么都是好的，而一旦要说他是坏的，又能把他说得一无是处。说曹操也一样，给他翻案的同时，没有人记得说他的不足。把曹操证明成英雄的同时，对他的缺点等都有意无意地避开不谈，于是现在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曹操其实是被美化的曹操。
历史上的曹操的真实面目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都并非那个时代的人，不可能去一睹他的风采，我们能做的只有从历史留下的遗迹中，找到一丝丝痕迹，把曹操的真实面目找出来。
毫无疑问，曹操平定北方、发展屯田、恢复中原经济这些功绩是无法抹去的，但是也不能过分地夸耀这些，事实上，这很可能是客观上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而主观上仍然是为了自己的霸业，就像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觉醒了，客观上对中国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你难道能说我们还要感谢英国吗？当然，我不能否认曹操这些功绩，否则我就成了我上面说的那种人了，岂不是自己砸自己的脚？但是，过分地夸耀总是不对的。
曹操自己想不想当皇帝，到底他有没有野心，这点是争议最大的了，要说这个话题，我们还是要从曹操颁布的三次《求贤令》说起。《求贤令》和曹操的野心又有什么关系呢？历来对曹操的《求贤令》都是持称赞的态度，认为曹操这项举措，是非常英明的决策，并借以后的确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来证明。推动历史的发展，我想这是曹操自己也始料未及的，他当时的目的绝对不是大家想的那样纯，《求贤令》的最初目的和最终结果都并不是为了不拘一格取人才，尽管曹操自己这样标榜，相反是曹操成就霸业的一个铺路石。
首先，从《求贤令》的颁布时间来看，第一次《求贤令》就是在赤壁之战后不久颁布的，而这个时间，曹操集团已经基本形成了，并且曹操在此时此刻实力还是很骇人的，如果真的是为了求人才，为什么不在之前敌强我弱真正需要人才的时候呢？
其次，从《求贤令》的实效来看，《三国志·魏书》里面被立传的有那么多人，但是偏偏属于这个时间段归属曹操的人却很少很少。事实上这个时间段里取的人才也的确很少。还有一个例子，很早就有人把曹操时代的人才按时间的阶段分成了四个部分：初步阶段，包括诸曹，诸夏侯，荀彧，李典等；豫州阶段，包括郭嘉、程昱、刘晔等，也包括这个时候归顺曹操的贾诩，张辽，徐晃等；河北阶段，包括张郃，陈琳，崔啖，田畴等袁绍旧将；荆州阶段，包括文聘，王粲，蒯越等刘表旧将。而偏偏就不包括《求贤令》发出后的那些将士。
再次，从《求贤令》的具体实施来看，曹操虽然表面上答应了毛玠、崔啖的建议，但是另一方面却又用实际的条文阻碍其实施。
最后，从《求贤令》的事实上的影响来看，《求贤令》并没有为曹操求得贤才，相反却为曹操的称王扫平了道路。这话怎么说呢？《求贤令》中有一条就是恢复五等制，这个五等制也正是曾经为王莽所恢复过的。刘邦曾经公开宣称：非刘姓永不封王。恢复五等制的目的也正是为曹操自己以后称王作准备。
如果明了了这一点，以前的很多问题就很好解释了，比如迁都许、汉官成魏官、孔融之死等等不大容易理解的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这样说来，曹操自己说“我为周文王矣”，也正是暗示自己的儿子是武王，不知道自己这样得来的东西，几十年后被司马氏照葫芦画瓢照搬了过去，自己苦心经营最后是为他人做了嫁衣，曹操会怎么想？
当然了，不能否认这种改朝换代方式不好，相反，用和平的革命总比暴力带来的破坏要少得多。
从这些小的环节，可以看出曹操这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在与孙权这种历练相对不那么丰富的政客的对抗中，常占得先机的奥秘。
孙吴的“鹰派”与“鸽派”
“鹰派”与“鸽派”的最初来历不是很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使这两个名词而今频频亮相的原因自然离不开当今的美国了：五角大楼的国防部以好战著称，被时人戏称为鹰派，而以国务卿为代表的鸽派的意见恰好相反，主张以和谈的手段解决一些纠纷，而不是单凭暴力。久而久之，鹰派和鸽派就成为了一定意义上的代名词。
前些时候看见有些关于三国的史论作品中亦引进了这两个概念，比如相对对刘备集团的态度而言，周瑜、吕蒙为鹰派，而鲁肃则为鸽派。这不是没有道理的，相对鲁肃的联刘助刘策略，周、吕的策略则十分强硬，周瑜就曾建议趁刘备来了江东，将他软禁起来，以便遏制刘备势力的发展，甚至在特定时期可以“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只不过孙权因为顾忌曹操，也害怕刘备不是那么容易控制而没有采纳。如果说周瑜的抗刘思想仅仅流于计划的话，那么吕蒙的抗刘思想就是实实在在的实施了：白衣渡江，擒关羽，夺荆州，孙刘联盟至此彻底崩溃。也正是因为如此，有人把吕蒙称为破坏联盟的“罪魁祸首”。
而与周吕二人的思想明显不同的是，鲁肃的方针在于联刘，而非抗刘。这点在很多地方可以表明，除去赤壁之战之前的事迹，也仍然还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鲁肃的联刘方针，比如建议将荆州借与刘备，在孙刘发生摩擦的时候尽力从中调和等。事实上，在鲁肃去世之前，孙刘联盟尽管不是那么的牢固，甚至有一次差点决裂，但是在以鲁肃为代表的鸽派的努力下，联盟得以维持，至少在名义上得以维持。
另外补充一下，如果硬要将孙权阵营中的文臣武将划分成鹰派、鸽派的话，诸葛瑾也勉强可以算是一位鸽派人物，因为很多时候他充当了挽救孙刘联盟的和谈使臣的角色。
乍一看，事情似乎已经很明朗了，鲁肃高瞻远瞩，为孙刘联盟的建立和稳固用尽毕生精力，周瑜、吕蒙等只顾眼前利益，破坏了孙刘联盟，尽管一时获得了荆州，但引得刘备东征，最终两败俱伤，曹魏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
然而，事实上，真的是这样的简单吗？
首先是江东四杰之中的最后一位陆逊无法定位，说他是鸽派吧，吕子明偷袭荆州不仅有他参与策划，甚至还直接参战了，直接参与了破坏联盟的行动；说他是鹰派吧，他又是吴蜀第二次联盟的缔造者之一，甚至还曾配合孔明北伐而出征曹魏。比如孔明病故五丈原的那一年，孙吴曾经出三路兵配合蜀军，只是可惜都败回去了。
当然，仅仅以一个陆逊为例是远远没有说服力的，因为或许有人会说人是会改变的。不错，人的确是会改变，但是人之所以改变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环境的改变，陆逊前后矛盾的行为，正是因为环境的改变：
陆逊随吕蒙夺取荆州的时候，刘备集团正处于鼎盛期，又是夺取汉中，又是自称汉中王，又是在樊城打闹的关羽太不安分守己，吓得曹操都有迁都避其锋芒的打算。
刘备过于强盛的局面自然不是孙权想看到的，他也怕一个曹操死去了，另一个曹操又诞生了，何况此时此刻关羽的傲慢实在让人受不了，又是抢米，又是拒婚的。而彝陵之战之后，蜀吴两家的实力都有很大的削弱，两国必须联合才能和曹魏有抗衡的可能性，这一点无论是刘备、诸葛亮，还是孙权、陆逊都清楚地认识到了，于是在这个时候，孙刘第二次联盟得以建立。
当然，环境的变化是一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孙权的主观因素，不管江东四杰他们各自的想法和打算是什么，与刘备集团是战是和，最终决定权还是在孙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