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还有一句成语，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说的都是争斗的双方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第三者吞并或者抢夺胜利果实。也许这种情况只会在低水平的斗争中发生，其实不然，越是高水平的争斗，对峙的几方越需要集中精神应付对手，否则的话，还没有见到夺取胜利果实的“黄雀”，就先被“螳螂”给吃掉了。
三国鼎立的局面长达几十年，但是最后谁都没有吃掉谁，反而是篡夺了曹魏政权的司马氏扫平了蜀汉和孙吴，统一了天下。这就好比日本历史上幕府时代之前，织田信长、明智光秀、丰臣秀吉几个人都为消灭各地割据势力南征北战，而他们之间也是明争暗斗，但是最后的胜利者，却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反而是曾经作为织田信长的盟友、后来成为丰臣秀吉手下“五大老”之一的德川家康。
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割据时代，无不是如此。南北朝后期，北齐、北周和陈三足鼎立，但最后却是篡位的杨坚征服了全国；唐代的藩镇割据历时百年，但最后唐朝灭亡在黄巢起义手中，藩镇的军阀们没有捞到什么便宜；五代十国的对峙几十年，最后被一个发动陈桥兵变的赵匡胤建立了政权统一了燕云十六州以南的地区；北宋、西夏和辽对峙百年时间，最后被女真人打得落花流水；南宋、金和西夏继续对峙，最后又被蒙古吞并；明末的农民战争中，李自成、张献忠和明朝政府连年争战，可是收盘的人却是来自关外的后金……
为什么会这样？这种局势，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不成文的历史定律，好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无法走出的迷宫一样，每到乱世即将结束时，就会出现新的政治力量把旧有的对峙各方逐个击破然后建立一统。把眼界放宽一些，在春秋时期，先前最有实力的齐国、晋国、郑国、楚国等先后争夺霸主，但最后还不是被崛起于西部的秦国一个个击破才建立了秦王朝的吗？如果说这是规律，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如果说这只是巧合，为什么巧合会出现得这么多？到底这历史的谜局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1.萧墙之内的痼疾
陆逊的被杀作为一个信号，标志着孙吴政权内部君臣之间的蜜月期已经结束，君臣之间互不信任、大臣之间互相倾轧的局面已经开始，而孙吴政权也因为这爆发出来的内斗而走向了衰败。
儿子与位子的旧病
在可以称得上是儒家的《圣经》的《论语》中，孔子曾经说过，一个国家真正的隐患，并不是外在的敌国，而是内部的矛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祸起萧墙”的典故。在欧洲战争史上也有相似的一句话，叫做“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
为什么内部的矛盾比外部的敌国还要可怕呢？那是因为，敌国即使为祸，也只是从军事上打击你，而内部的矛盾，则可以从一个小问题扩展到人事、政治、财政等诸多方面。也可以说，敌人最多只是打伤你的皮肉，但内斗却会伤害你的五脏六腑。
在长期的相持和对峙时期，在抵御外敌的准备上，可以说各方都十分有经验而且有着数，所以，虽然敌国看起来势力强大，但终究不能一举歼灭你。内部的争斗却危险得多，它不一定从什么地方发生，又不知道发生之后会以什么形式波及到其他的领域。这么说来，好像杜绝内部的争斗，就会高枕无忧了，但是，这也是一个美好的设想而已。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因为各种原因产生利益争夺或者信仰冲突，而这些争夺和冲突，一旦和政治相结合，就会变得复杂得多，个人的利益争夺和信仰冲突会因为政治权力的催化变成集团性质的党争和内讧。
孙吴是内部矛盾不断的一个政权，先是孙策征服江东地区时产生的征服者与本地豪族的冲突，再是创业君臣和新加入的文武官员的冲突，而对孙吴打击最大的，则是因为皇位继承人问题而产生的内部争斗。
在魏文帝曹丕篡夺东汉之后，公元222年，孙权自称为吴王，同时立长子孙登为王太子。黄龙元年（229年），孙权在建业（今江苏南京市）称帝，正式建立国号，同时册封孙登为皇太子。当时的太子官属有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宾客有谢景、范慎、刁玄、羊衜等，太子的东宫一时间名士云集。但是，孙登的生母身份低贱，因此，孙登虽然是长子，却并非嫡子。在古代，是坚持“嫡长子”继承制的，即先确定嫡子和庶子的身份，然后在嫡子中选出最为年长的来继承家业。而孙权当初之所以立庶出的孙登为太子，一是因为当时创业时期群臣的建议，二是出于政权交接的考虑，当时孙权其他的儿子年纪幼小，如孙权本人发生不测，幼子难以担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所以他才会立孙登为太子。但是，正是孙权的这种考虑，埋下了此后几十年的孙吴政权内斗的祸根。
孙权有一位宠爱的王夫人，她生下了皇子孙和及孙霸。当年荆州牧刘表就是因为宠爱小妾，最后才会贬黜长子刘琦而传位给幼子刘琮，导致了兄弟之间的内讧，孙登深知此中的危险，所以屡次有让位给王夫人所生的儿子孙和之意。不过，孙登这里还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因为在孙权的赤乌四年（241年）孙登就去世了。可正是因为孙登的去世，才让孙吴政权内部的继承人问题一下子激化起来了。因为，无论是孙登还是孙和、孙霸，都没有什么正式的嫡子的名分，所以按照年龄长幼排序还说得过去，但是孙登一死，孙和与孙霸这两个一母所生的兄弟之间就要有一个谁才是合法继承人的问题了。
孙登去世的第二年，孙权立孙和为太子，不久又封孙霸为鲁王。可是，孙权却偏偏十分宠爱孙霸，甚至超过了对太子孙和的信任和宠爱。在日常的待遇上，孙霸所享受的各种礼遇同太子没有什么两样。按照儒家的礼仪，太子和其他皇子的身份应该在日常的待遇中体现出尊卑的差别，但孙权因为个人的喜好模糊了这一差别，因此促成了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之间的不睦。如果只是他们之间的争斗还好，可是围绕着继承人的问题，朝中的大臣也分为两派，一些正直而又从大局着想的大臣如陆逊、诸葛恪、顾谭、朱据、屈晃、滕胤、施绩、丁密等为了国家的安定和权威，要求维护太子的名分；而公主鲁班夫妇、全琮的儿子全寄、杨竺、吴安、孙奇等则出于个人的私心，想依靠鲁王捞取政治上的好处，所以拥戴孙霸，而暗地里对太子有很多诋毁之词。有一次，孙权得病，派遣太子到长沙桓王孙策庙祈祷，太子妃的叔父家离庙很近，就把太子请到家中休息。公主鲁班听说了此事，就趁机向孙权进谗说，太子不去孙策庙祷告，却往太子妃家计议孙权的身后安排来。孙权听了之后十分恼火，更加疏远孙和而信任孙霸，两派大臣的争斗也因此愈演愈烈。孙权在病愈之后，感觉到朝中大臣借继承人问题进行党争的危险，于是下决心快刀斩乱麻，结束朝臣各自勾结皇子的局面，于是他废掉太子孙和，并将鲁王孙霸赐死，让拥护两派的大臣都无所依托只能继续听命于他自己。在暂时消除了内部的争斗之后，孙权又另立了自己宠爱的潘夫人所生的幼子孙亮为太子。
朝臣之间围绕着继承人问题产生的矛盾，不只是立谁为太子的问题，而是孙吴政权内部复杂矛盾的反映。这正是“祸起萧墙”的可怕之处。矛盾在爆发的时候，可以从任何一个事件作为突破口，而太子的问题则是国家政治中最为敏感、最为重要也最为棘手的问题。一旦大臣们的矛盾利用太子问题爆发，那么其破坏力将十分惊人，不但大臣们会各为其主，甚至会把皇帝、后妃和皇子们牵扯进来，成为无人能超身事外的政坛大地震。
而且，因为继承人的问题，让孙吴政权内部的一些隐藏很久的矛盾暴露了出来，越来越不可收拾。孙吴政权中最微妙也最可以牵动整个朝廷的关系，就是孙权和陆逊之间的关系。陆逊是跟随孙权时间较久、功勋卓著的大臣，孙权当年把自己兄长孙策的女儿嫁给了陆逊。在孙吴的军事统帅周瑜、鲁肃、吕蒙先后去世之后，陆逊成为抗拒魏、蜀二国的主要支柱。但孙权对陆逊的重用，主要在军事方面，始终没有交给陆逊政治大权。
孙权曾经下令让陆逊代替顾雍为丞相，并且说有旷世功劳的大臣一定要得到重用和信任，并且作为保全社稷的大臣永远受皇权的保护。可是，这不过是孙权口头上的说辞。在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争斗期间，孙权并没有听从陆逊有关保全太子、黜降鲁王的进谏，又相继流放了陆逊外甥顾谭、顾承、姚信，诛杀了亲近陆逊的朝中大臣。后来，孙权甚至下令，派宫中的宦官传达自己的意思，去责问陆逊的罪过，使陆逊怀着悲愤和郁闷而死去。
孙权之所以逼死陆逊，决不只是因为陆逊维护太子，主要症结在于孙权认为陆逊的存在对他的统治已经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什么当年可以精诚合作、同甘共苦的君臣之间，会出现如此大的裂痕，会产生如此严重的信任危机呢？
陆逊出身于江东大族，在孙策渡江征服江东的时候，陆氏家族死伤惨重，与孙吴统治者的家仇始终是一个解不开的结。后来，孙权为了打开局面，主动和江东大族交好，并且重用陆逊和他的亲族，使得陆家在孙吴政权内部地位显赫，但孙权却由此开始猜忌陆逊，惟恐他受到别人的挑唆或者因为个人的心情向自己发难，陆逊手中握有重兵，家族势力又强大，如果要推翻孙氏家族的统治也不是不可能，这是孙权的一个心病。而孙吴政权内部，自从吕蒙死后，陆逊一直镇守武昌，声望与日俱增。吴国的权贵政要，上自太子孙登，下至文武百官如步骘、诸葛瑾、潘濬、朱据等都与陆逊是莫逆之交，而陆逊当年还有协助吕蒙偷袭荆州的大功，又为抗击曹魏立下无数战功，可以说得上是“功高震主”。到孙权统治的后期，三国之间的疆界大致已经确定，孙吴政权的军事力量虽然还不足以西讨蜀汉北伐中原，但维持现有的疆界保证内部不受侵害则绰绰有余。在这种情况下，外敌的威胁不太大，而内部有威望、有才能、有势力的大臣陆逊却成为孙吴长治久安的隐患。正因为陆逊的特殊身份和地位，让孙权觉得陆逊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曹操，会篡夺自己政权的实际控制权。尤其是陆逊在继承人问题上，团结了一大部分臣子来拥戴太子孙和，让孙权感觉十分不安。在孙权在世的时候，由于他和陆逊之间的知遇之恩，还能驾驭陆逊，但太子孙和无德无能，为何陆逊要支持太子呢？孙权认为这是陆逊试图控制太子而后控制朝政的表现。所以，孙权一方面想办法逼死陆逊，另一方面制造各种罪名来清除陆逊的亲族和与陆逊关系亲密的大臣。后来孙权立幼子孙亮为太子后，所挑选的辅政大臣不是那些江东的耆老，却是资望较浅、社会关系比较单薄的诸葛恪，这正说明孙权是在有意避免第二个曹操的出现。
另外，还有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那就是孙权和其兄长孙策的子孙之间的关系。陆逊是孙权做主和孙策的女儿结婚的，所以名义上是孙策的女婿。孙权最初将孙策的女儿嫁给陆逊时，当然是为了加强君臣间的关系，让陆逊具有皇族姻亲的身份，但当陆逊功高震主的时候，这门亲事中一些潜在的不为人知的因素便凸现出来。要知道，孙权的江东基业本来就是从兄长孙策手中继承的，而且孙策也是在突然遇到刺杀的时候临时把自己创下的基业交给孙权来打理。可以说，在孙策临终之前，并没有任何意思要让孙权做自己的继承人，因而孙权不过是一个临时的代理人而不是名正言顺的继承者。孙权本人十分忌讳这个问题，因为江山不是他打下来的，他只是守业者而已，而兄长孙策也有儿女留下，这些儿女当然在理论上也有继承孙策基业的权利，于是孙权时时提防他们，对孙策的子女并不与自己的子女同样看待。孙权的诸子即使年纪幼小，也会予以封王，而孙策的儿子们却终身只能封侯，不是亏待是什么呢？这一点，连孙权本人也是心中怀有愧疚感的。孙权在大病的时候，不向其父孙坚的灵位祷告祈福，却偏向兄长的灵位祷告，正说明孙权内心深处也觉得自己没有善待孙策的子女，因而对不住创业的兄长，怕他的鬼魂作祟来伤害自己，所以才有此举。而孙策的子女既然受到冷遇，又有一个十分有实力的女婿陆逊有可能为他们出头来反抗孙权，孙权又怎能心中不怀有戒心呢？于是，以继承人问题作为引子，陆逊等大臣表达了对孙权国策的不满，孙权也借此清除他认为对自己统治有威胁的大臣，正是这样，陆逊的被杀作为一个信号，标志着孙吴政权内部君臣之间的蜜月期已经结束，君臣之间互不信任、大臣之间互相倾轧的局面已经开始，而孙吴政权也因为这爆发出来的内斗而走向了衰败。
家丑何以成为国耻
曹魏政权雄踞北方，占有汉代的统治中心长安、洛阳和中原地区，军事实力强大，内部文武群臣能者如云，但却在一夕之间大权旁落，被司马懿夺取了最高统治权，这是许多关注这段历史的人都十分困惑的。为什么会这样？还是因为内部的矛盾。
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在景初二年（237年）十二月任命宗室、已故大司马曹真之子曹爽为大将军。三年正月，早已“解甲归田”的司马懿也自河内郡汲县应魏明帝的召唤来到洛阳。而就在三年正月，曹叡病死了。根据记载，司马懿进洛阳之后，魏明帝马上召见他，拉着司马懿的手说：“我过世之后，这国家的事情就交给您了。您和曹爽一起来辅佐我的儿子吧。我一直支撑着不让自己早点死，就是为了等您来托付后事啊！现在见到了您，和您说了这句话，我就没有顾虑和遗憾了。”然后，魏明帝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齐王和秦王叫来让司马懿与他们见面。魏明帝指着齐王曹芳对司马懿说：“要继承皇位的，就是他，齐王芳。您要看仔细一些，不要记错了啊！”然后魏明帝又让齐王上前抱住司马懿的脖子表示亲近，司马懿当时不住地顿首流涕。这一天齐王曹芳被立为皇太子，魏明帝也去世了。
为什么魏明帝要对司马懿说出那样的话？又为什么他要让司马懿看清楚齐王曹芳是将来的皇帝呢？这是曹魏历史上的一段公案。魏明帝之所以有这样一段近似于表演的托孤，就因为曹魏政权内部有极强的明争暗斗存在。
在曹操在世的时候，曹操的儿子们在将来的继承问题上就产生了很多问题。曹操的长子在当年征伐张绣的时候和曹操的爱将典韦一起死于乱军之中了，而曹操十分宠爱的小儿子曹冲也不幸病死了，只有曹丕、曹彰和曹植几个儿子还在世。因为嫡长子已经去世，所以嫡长子继承制度已经不必遵守，曹操的几个儿子每个人从理论上都有继承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