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不再是被动地、消极地在三国的油田里面开采石油、做三国这个资源的破坏者和享受者，而是变成了重新栽种树苗、改造三国这片密林的保护者和建设者。当人们成为三国这一资源的建设者和改造者之后，三国就变成了人们抒发理想、表达志向的“实验田”。在这片“实验田”里面，中国的思想找到了一个出口。
法国著名的游侠小说作家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的最后，写过这样一句话：“人类所有的智慧都隐藏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与希望！”而承载了后代人们理想与志向的三国资源，正是隐藏了中国智慧的宝藏。可能您要说，只留下等待和希望，只把自己的理想和志向投入到对古人的咏叹之中，又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十分简单，而且在一百五十多年以前就曾经被一位智者回答过了。他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至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年至1795年的革命传统。就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像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
说这番话的人，是十九世纪的智者卡尔·马克思，这段话，出自他的名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明确地说出，借用古人来作为革命的招牌，并不是为了给古人招魂，而是为了寻找到革命的精神。这对三国资源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国的士人们一代一代地把自己的情怀和理想倾注到了对三国的诠释中，而后来者又从他们的诠释里找到了力量，寻找到了理想、希望和治国方略。
所以，三国资源在被不断地诠释和改造之后，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历史，而是中国思想的出口了。中国的思想即使不在直抒胸臆的文章和政论中表达，也会在对三国历史的评点和感怀中寻找到出海口。
近代对中国的三国资源挖掘得最为勤奋、诠释得最为精彩的，是著名的杂文家鲁迅。鲁迅曾经作过一次讲演，题目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时间在一九二七年九月。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破裂、新军阀战争的开始，国家从北伐战争胜利后的局部暂时统一再次走向全面的长期分裂，这个时代，鲁迅选择了魏晋风度作为演讲题目，自然有他的用意。在他的心中，当时的中国，和三国时候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只不过是在选择是做奴隶，还是奴隶都做不成。
鲁迅演讲的主要内容，是魏晋风度中的反传统现象与尊重传统的实质，以及这种精神在后来的政治高压下的丧失。他以曹操、孔融、何晏、阮籍、嵇康等人作为评论的对象，揭示了他们表面上反传统，实质上向真正的传统回归的倾向。这种说法，寄托了鲁迅自己的精神在里面。事实上，无论是曹操、孔融，还是何晏、阮籍，虽然都有反抗现有的伪善和迂腐的表现，但是他们的真实想法，却是实用多于理想，而且还是压倒性的，只有嵇康属于一个理想主义者而已。但是，在当时新军阀林立、互相指责对方“背弃革命”而借故开战的情况下，鲁迅只不过是用三国人物的形象，表达自己的理想，他希望真正能够摆脱当时的伪善和虚假口号，恢复到理想主义的真诚之下去，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呼吁如果直接发表出来，势必会被封杀，所以他只能采取迂回的办法，借助对古人的评论，对文学的赏析，为自己的思想寻找奔突的出口。且看下面一段内容，像不像对当时军阀们的讽刺和蔑视？
“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做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做宝贝看待的。”
鲁迅是幽默的，也是机智的，他用三国时代的伪善者，和民国时期伪装成三民主义者的军阀相提并论，让他们发怒也不是，不发怒也不是——其实，鲁迅所说的阮籍、嵇康那样的用不谈礼教、不信礼教来反礼教的行为，又何尝不是那个不谈仁义、不信仁义并且宣称“一个也不宽恕”的鲁迅自己呢？
近年来，所谓的“清宫戏”风靡银屏，一时间辫子大臣满天飞，格格阿哥满街走，虽然穿的是古代的衣服，不过说的是现代的话，做的是现代的事情，宣传的是现代的思想。如果乐观一些，让清宫戏能够不断充实自己、增加内容，谁能保证它不会成为又一个三国那样的历史资源呢？可惜的是，现在的清宫戏，里面没有智慧，没有理想，没有志向，也没有解决问题的良方，只是把西装牛仔换成了辫子旗袍。而三国这一中国思想的出口，则慢慢冷了下去，似乎要淡出人们的视线了，这是一种危险，还是中国思想又一个新的开始？
）4.三国成了谁的镜子
人们把曹操从一个脸谱的形象中拉了出来，又扔进了另一个脸谱之中。这样的脸谱化工作有什么用呢？而且这种对号入座性质极强的用历史人物比附时人的做法又怎么能让历史作为照亮兴衰成败之路的镜子呢？
著名的皇帝唐太宗说过一句话：“用铜做镜子，可以让自己把衣冠调整端正；用历史做镜子，可以明白兴亡盛衰的道理；用人做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
用历史做镜子，让自己更加深刻清晰地认识现实，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应该把历史当做什么样的镜子？要把历史做谁的镜子？是戏说、是曲解，还是在了解的基础上重新诠释、进而改造？
前面我们说了，以三国人物、三国历史做基点，人们从中认识道理，倾注自己的愿望、理想并改造和重构三国资源，让三国成为长盛不衰的中国思想出口，是三国作为历史资源的魅力之所在。但是，诠释和重构也是有底线的，不能随便诠释，不能把风马牛不相及的内容也牵扯到三国上来，否则，三国就不是可以让人明白兴亡盛衰的镜子，而是可以随意乱照的哈哈镜了。
事实上，如果真的是发表思想上的见解，就应该是没有什么功利性的纯个人的行为，就需要仔细地打磨和推敲，那为什么还会有把三国变成哈哈镜的情况发生呢？
这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出于炒作的重复劳动，一是出于某些外在压力的故作奇谈怪论。
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出现了一些《厚黑学》之类的作品。这些书的作者自称饱读诗书，一直以来在思考中国历史中的谜题，但是常常百思不得其解，有一次翻阅《三国演义》的时候，他突然心血来潮，归纳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精髓，全在“厚”与“黑”二字。而黑心肝和厚脸皮，似乎就是李宗吾心中的全部政治内容，而让他得以立论的基础，正是三国。
李宗吾认为，刘备是个典型的厚脸皮，曹操是明显的黑心肝，而孙权厚与黑都做不到彻底，所以只能半厚半黑，惟有司马懿才是彻底的厚黑俱全，所以他最后能够把三国归为一统。
这一学说，把三国的历史归纳成了“厚”和“黑”两个字，未免有些以偏概全，而且抹杀了三国历史的多样性。不过，作为一家之言，他的说法也未尝不可以备一说，更何况，他提出“厚黑学”，意在抨击民国时期腐败的吏治和黑暗的统治。而且，即使在民国时期，他的这一观点虽然也曾风靡四川一带，但在全国的影响并不算大，也没有作为三国时代的“标签”。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厚黑学》在中国大陆的重新出版，厚黑学也重新风靡起来，而且随着大众消费的发展而影响日渐扩大，到了后来，甚至已经成了三国历史的代名词，谈到三国，就是厚黑学，谈到厚黑学，就是刘备曹操孙权司马懿，以“三国厚黑学”、“厚黑三国”为名字的书刊也涌现出来。
可以说，如果仅仅是一种说法，厚黑学还可以让我们理解三国的某些历史侧面，并且让我们了解以往对三国历史的一些理解，可是，如果把厚黑学当做一种独一无二的理论，当做解读三国、定位三国的惟一标准，就有点过了，而且那些以三国当做厚黑读本的通俗读物，也是牵强附会多、深入剖析少的粗制滥造作品居多。如果从这些书籍出发去理解三国，那么三国又如何能成为今天的镜子呢？
到了二十世纪下半期，也出现了对三国的另一种哈哈镜解读。这就是著名的“评法批儒”运动。评法批儒运动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深挖”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毒草”，弘扬和宣传那些“敢于打破旧传统进行革命”的“法家”。说是“评”和“批”，但是根本是只能按照既定的观点去进行评论，否则就会被批评甚至审查、监管。没有了思考的余地，一切只能按照定好的调子来说。
于是，历史人物一个个被拉上了台，或者表扬或者批斗，甚是热闹。在那次“运动”中，曹操、诸葛亮被当做法家的代表进行表扬，而司马懿则被当做儒家的代表予以痛诋。
一直到多年以后，我们还可以发现在一些文章里面，提到曹操和诸葛亮，时不时出现的“法家”的词汇。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人们，那些写作了这些文章的作者，他们如果不做这样的写作，不但同样会有别人来写这样的文章，而且他们自己也会受到迫害。所以，戴着大帽子的文章出现了，三国的历史变成了“儒法斗争”的历史，曹操和诸葛亮好像摇身一变成了扎着武装带绑着红袖章的“革命小将”，而那些活动在那个时代的弄潮儿们，又多多少少有点把自己的想法转嫁到诸葛亮和曹操身上的味道。
除去上面所说的这些以炒作为目标的重复劳动和因为外在压力影响所作的奇谈怪论，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出于游戏心理而把三国变成哈哈镜的行为。
我们都经常玩游戏，从早期的大型街机，到后来的电视红白机器，一直发展到现在的电脑游戏。游戏的制作方式是什么？就是挑选大家喜闻乐见的内容，编排一些攻关的程序让大家进行冒险。既然要选择大家喜闻乐见的内容，那么为中国人所熟知的三国故事自然是其中的重头戏了。
有关三国的游戏是日渐增多，格斗类的、策略类的、棋牌类的、经营类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些游戏都把三国当做一个游戏的背景而已，而游戏的内容，还是玩家自己通过努力的奋斗通过程序的考验。受着这种思路的影响，前几年在网络上出现了以《大话三国》为名的FLASH动画，故事还是三国的故事，内容却变成了搞笑的内容，三国人物都成了被调侃被恶搞的对象，一些现代名词充斥了对三国的现代转化。
这种怀着游戏心理把三国儿童化、丑角化的行为，用流行的词汇来形容，就是“没营养”，除了博得大家一笑之外，没有任何的资源意义。可是，因为现代是一个消费社会，任何能够刺激消费的产品都会有其存在的空间。这种“大话三国”，正是适合了现代以轻松消闲为主的文化娱乐形式的消费，所以才会大行其道。但是，这样下去，三国就会变成一个只会搞笑不会思考的玩物，而不是能够承担中国历史和智慧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