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曹魏和西晋统一中国，就像秦朝末年的纷乱之中，刘邦利用项羽的部下思乡的心情而瓦解敌军最终取得决定性胜利一样，都是在对方内部的精神上做文章。同样，南北朝后期，经历了几百年对峙和战争之后，隋朝的大军并不急于一举南下，而是时不时进行一次“军事演习”，对着南岸的陈朝喊杀一下，让陈朝军队疲于应战，最后才一举拿下陈朝首都建业。
历史的发展有个三岔路口：统一、分裂、共同执政，这就像是足球比赛一样，预先只能估计到有胜、负、平三种可能，但在比赛的三岔路口上，比拼的就不只是实力，还有意志。为什么很多大牌球星会在最后点球决胜负的时候一下子把皮球踢飞？这就是精神意志的作用。同样，三国时代最后如何收尾，也是一个互射点球的过程，只要有一定的实力，而且精神意志上比较过硬，就会赢得最后的胜利。
所以，不能说孙吴和蜀汉最后的灭亡，是因为什么武器和经济上的因素，因为中国古代很多经济落后的北方民族侵入中原大举胜利的例子比比皆是。三国历史的三岔路口，是容不得左右摇摆的，只能有一个态度，战或者和；一旦难以决定，就会反受其乱。其实，无论是什么道路，只要坚持走下去，统一自己政权内部的民众精神，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这条路总会走到光明的地方去。可惜，蜀汉和孙吴的统治者目光不及曹操和司马懿，所以他们做的事情，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往往在一条路上走了一会儿便折回另选出路。
唐朝诗人刘禹锡在游历孙吴都城建业之后，曾经有过“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的说法。事实也正是这样，虽然历史故意设置了三岔路口，但最终这些岔路还是会聚在一起，走向新的统一。
）4.兄弟阋于墙——分与合的时势选择
这些士人们，靠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辗转于两国之间，有点像投机商人一样，对各国的赐予和封赏来者不拒，却并不表示倾向于哪个政权。
再把眼光放回到统一和分裂这个老话题上来。从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也有着久远的统一历史的国家，在统一问题上最值得称道的，并不是统一时间有多么长久，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割据局面曾经出现过多次，而且分裂的时间也相对比较长，可是，分裂局面出现之后，人们并不安于现状，并不满于永远生活在分裂的条件下。政治上，分裂各方都在谋求重新建立统一国家的大业，而社会方面，普通民众生活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从思想、精神、宇宙观，到文化、经济、艺术，都会多多少少地在寻求着如何重建统一之路，产生了一些有助于统一的因素，这些因素积累起来，有如水滴石穿，最终成为不可抗拒的走向统一的潮流。而再次统一之后的国家，无论是疆域、人口、制度、文化，还是统一的规模和稳固程度，都将比分裂之前更上一层楼。
因为心中有着统一的希望在，所以，三国时代有着特殊的活力。
分裂割据的局面，让那些怀有一技之长的士人能够在不同政权之间来往穿梭，寻找最适合自己发展的土壤。一个政权不允许他做官，他大可搭上去另一个政权的车辆，马上进行下一次求职面试。正所谓“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只要是人才，在分裂的状态下，不怕没有自己的用武之地。这种情况，在三国屡见不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华歆就是从孙吴到了曹魏政权之后得以重用，并做上朝中最为显贵的“三公”官职的。
在其他的分裂时代，这种人才自由流动自主求职的情况也比比皆是。商鞅周游列国最终在秦国被待为上宾实行变法，吴起每到一处便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是我们所熟知的故事。而韩信也是最初在项羽麾下做一个下级官员，投奔刘邦之后才受到重用，成为后来的三军统帅的。但是，商鞅最终被秦国的贵族们车裂，吴起也晚景凄凉，受到君主怀疑，韩信更是被吕后和萧何合谋杀死在未央宫。在秦国，因为外籍人士过多，甚至出现了怀疑外籍门客都是敌国间谍的“逐客令”事件。可是，三国时代却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华歆在曹魏过得很好，其他自由流动的官员们也都受到其君主的信任而得以重用。
更有趣的是诸葛亮和其兄长诸葛瑾的事情。诸葛亮当年为南阳名士，如果他不是留在隆中等待最好的机会，而是草草追随他的兄长诸葛瑾，那他可能会被当做一个靠亲属关系投奔孙吴的一般知识分子，一辈子最多做一个地方军区的参谋或者县级文职官员。但是，他没有选择和兄长在一起，而是各为其主，都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岗位。有意思的是，他的兄长诸葛瑾在吴国，做到了地方军事长官的官职，而诸葛亮本人，则是蜀汉的丞相和军事总统帅。如果在其他的时代，这种情况肯定会被君主怀疑他们两个有一个是敌国的间谍而进行监视甚至关押拷问，可是，三国时代却容许这种情况出现，后来诸葛瑾还代表吴国来出访蜀国。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除去三国时代，就只能在评书和武侠小说里面见到了。同样，蜀国的君主刘备娶了吴国君主孙权的妹妹，可是后来刘备和孙权翻脸，刘备起兵讨伐孙权，打得你死我活。这种情况，似乎用“公私分明”是解释不清楚的，而只能用三国时代的宽容精神来理解。因为，在三国时期，虽然国家表面上是分裂了，但实际上就像是几个兄弟因为争吵而分家一样，正所谓“兄弟阋于墙”，但不是永远的分裂，这和后来的金国南下与南宋对峙根本不同，魏蜀吴三国的君臣都是熟人，甚至有些人还有亲属关系，他们的争战，更多争夺的是一个正统地位，而不是要闹得山河变色。既然这样，也就没有什么是永远解不开的疙瘩，那又何妨兄弟在敌对国家为官、妹夫和内兄沙场对决呢？——最近还有一个被炒作的“新闻”，说有学者考证出张飞和曹操有姻亲关系。其实，这是《三国志》上面就有的记载，三国时代的人并不忌讳这个，但是现在的记者们却觉得这种情况太不可思议了，所以非得渲染渲染才显得它离奇。
上面所说的，不过是三国时代分裂时期历史特点的一个小小侧面。在三国时代，因为国家暂时处于分裂，所以分裂的各方都想充分发展自己的势力，好让自己成为名留青史的再造国家统一的圣君。就这样，在三个国家的交界地区，形成了特殊的政治格局：那些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士人，他们因为自己所居住的特殊地理环境，必须要随时准备成为另一个政权统治下的臣民，所以他们熟习兵法和权谋之术，进而组织私家武装，成为在两国势力之间的缓冲势力，甚至两国的君主都十分尊重他们，都想要拉拢他们成为自己的大臣，给以他们极大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主，想培养他们成为自己在前线的驻军。而这些士人们，靠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辗转于两国之间，有点像投机商人一样，对各国的赐予和封赏来者不拒，却并不表示倾向于哪个政权。
这样的居间势力的存在，就像人身体的骨节一样，连接着两个分裂国家，却又用作壁上观保持中立的态度把这两个国家在地理上连成一体。这种边界的模糊化倾向，正是将分裂的地理格局转向统一的地理格局的有利因素。当国界都已经模糊，相互对立也就不那么激烈了。所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生存在三国之间的那些居间地区的居民，起到的正是连缀三个分裂的板块，使之逐渐从观念上失去独立性而走向一统的作用。
可贵的是，三国的统治者，并没有想要通过自己的军事力量去征服这些居间势力，而是以其作为缓冲，避免和敌国直接进行军事上的对立。这样，不但客观上造就了边境的安定，更是让居间势力有所发展，并渗透到相互对立的国家内部，将本来破碎的山河缝补成浑然一体的国家。
从军事上看，在三国时代，三个国家的军事形势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中，南部的蜀国和吴国出现了同样的趋势，就是基本放弃对北方领土的要求和经营，转而固守其境内的险要关口，而这两个国家在地理上又镶嵌在一起，可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曹魏和代之而起的西晋，则不断对蜀、吴两国进行蚕食，并使自己的军事触角越来越逼近它们最险要的地界，只待它们一松懈，便可实现南下的军事征服。
从三国几个政权内部而言，它们的大臣大多出自原来东汉末年政治、经济和文化发达的洛阳附近以及汝南、颖川一带，很多人还有姻亲或者同族的关系，所以他们之间并不存在无法沟通的矛盾。这些大臣们在有生之年经历了国家一分为三的变乱局面，但是他们都希望国家能够重新走向统一，而他们因为出自相似的文化和政治区域，所以他们的治国理论和施政主张基本上大同小异，有时甚至完全相同。《三国演义》里面经常提到某个人提出的一项主张，早已被另一国家的人料到，小说里面自然可以称之为神机妙算或者先知先觉，但是从历史事实看来，这是因为他们属于一个文化和政治的共同体，所以有相同的政治立场和见解，所不同的，只是自己投身报效的主公不同罢了。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诸葛亮在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提出要同时拥有荆州和益州，才能与北方的曹操对峙而兴复汉朝江山，无独有偶，孙吴的著名大臣鲁肃也曾劝说孙权，一定要获取长江中上游的地盘，也就是荆州和益州，才能稳坐江南，后图北伐。
鲁肃和诸葛亮事先并没有什么沟通，但是他们因为所接受的同样是大一统的国家观念，而且所学的治国理论同样是稳扎稳打先防守而后反击的战略，才会产生异曲同工的战略主张。
这些老一辈的三国大臣们，他们心中盼望的不是分裂局面下的自立为王的政权，而是天下一家的统一帝国。
所以，他们在生之时，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促成统一，也不允许任何永远保持分裂的政见存在。他们虽然都没有亲眼见到国家再次走向统一，但是他们的这种观念依然传了下来，诸葛亮的思想影响了姜维，鲁肃、诸葛瑾、陆逊的思想影响了诸葛恪，曹操的思想影响了司马懿，传到第二代或者第三代人的时候，统一的时机出现了，而原有的政治与文化的共同体并没有消亡，国家无须花费太多精力在意识形态上进行宣传，原有的统一观念就可以为“分久必合”扫清障碍，这“分中有合”的历史玄机，随时可能从潜流变成奔突于峡谷中的大河，而分裂时代所产生的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成果，也将作为献给即将出现的统一王朝的大礼，造福于全国。
杜甫在唐代安史之乱的时候，写过一首《春望》，第一句就是“国破山河在”，这是一种处在大一统思想影响下的士人心态，正是有这种信念，才会让“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那些无缘见到国家再次统一的三国君臣们不放弃希望，并且把这希望传给他们的子孙。
这种传承不绝的统一观念，是中国在历次大分裂之后走向统一的最大玄机，也是中国没有像埃及王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那样崩溃后就再没有复兴的“绝代”的神秘生命力之所在。
当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后，凭借《马关条约》的不平等条款，侵占台湾并且实行日本化的奴化教育，前后达五十年之久，但抗战胜利之后，台湾回归祖国，日本几十年的奴化瞬间冰消雪融，也是中国统一的观念这一历史玄机的庇佑。